柞里子：由棄女童案而想到的

            數日前墨爾本某火車站發生一起棄女童案，出於兩個原因，案情真相迅速大白。原因之一，被棄女童身上攜帶護照。警方按圖索驥，不旋踵而探明棄女童者的身份。原因之二，疑犯薛乃印並非如張三、李四一流的等閒之輩，而是活躍於海外華人社區的太極高手，處處留有痕跡。

            既殺妻，又棄女，薛某為人之卑鄙惡齪，無可爭議。其罪惡之不可寬恕，亦無可爭議。既然如此，對於薛某其人，也就沒有多少可以思量與議論的餘地。因此，柞里子由此案而想到的，是另外的三個問題。

            其一，薛某之妻劉安安，其見殺，是否咎由自取？

古代有這麼一個傳說：后羿善射，射遍天下無敵手。授其技於逄萌，逄萌因想成為天下第一射手而射殺后羿。

            《左傳》中有這麼一段記載：鄭將子濯孺子侵衛敗退。衛遣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病，不能執弓，本以為必死無疑，得知追擊者為庾公之斯，遂轉憂為喜。其仆不解，問：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夫子何以反而轉憂為喜？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它，尹公之它學射於我。尹公之它是正人君子，他所交往的人，也必定是正人君子。庾公之斯追及，果然如子濯孺子所料，說：我學射於尹公之它，尹公之它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於是，敲掉箭矢，空射四箭而退。

            孟子據《左傳》而論證：后羿之見殺於逄萌，因其自身不正，故屬咎由自取。其實，自身正，不能保證所交往者必定也正。誰還能沒有看走眼的時候？所以，子濯孺子之逃生，實屬僥倖，不屬必然。由此而反證后羿之咎由自取，未必是。

據網絡報道，劉之嫁薛，純為取得新西蘭之居留權。其婚姻，實為騙局。其騙不止於此，更公然與某有婦之夫同居。其騙還不止於此，更於徵友網站詐稱已離異、無子女。如果這些報道屬實，則劉某為人之卑鄙惡齪，亦無可爭議。

            一卑鄙惡齪之徒，為一己的私利交結另一卑鄙惡齪之徒，又從而欺詐之，因此而見殺，這才是咎由自取的必然之道。

            其二，為取得外國拘留權而結婚的例子屢見不鮮，或歸咎於中國的窮。倘若就其表面現象而言，言之成理，因同樣的事例在富國罕見。倘若就其內在本質而言，則未必是。內在本質為何？一言以蔽之曰：不擇手段以謀私利。如今外國比中國富有，遂走外嫁之路。明日外國不更富有，則必定轉而走其他歪門邪道以呈其難填之欲豁。心術不正的小人，絕對不會因為社會富有而成為君子。

            下藥須對症。消除貧困固然是當務之急，卻並非是杜絕“不擇手段以謀私利”之良藥。想要杜絕不擇手段以謀私利的現象，必須有可行的道德教育。什麼是可行的道德教育？以前推行的所謂“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徹底否定發財致富之心。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能適應當今的形勢。當時推行之，已未見其可，其不可再行之於今日，有目共睹，不言而喻。

孔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既肯定發財致富的願望，又指出發財致富必須遵守一定的準則。於人性、於國情，兩不相違。其可行，不容置疑。孔子所謂“不以其道得之”的“道”，究竟何所指？竊以為孔子既然不曾定義，未嘗不可根據當今的需要而定義為“誠信”。

為取得居留權而結婚，是合法行徑，不能繩之以法。然而就情理而言，屬於欺詐，故非誠信行為。從小而灌輸“不誠信而不為”的道德教育，庶幾可免於如劉某因欺詐而見殺之禍？

其三，被棄之女童為無辜之受害者，此亦無可爭議。不過，既然其父其母均為卑鄙惡齪之人，待其長大成人之後，有多少機會成為正人君子呢？倘若基因起決定性的作用，則其機會不敢說多。思量至此，不寒而慄。

疑犯薛某與前妻有一女，已經成人，接受電視採訪，見其人，聽其言，端端然君子也。但願其優良基因不完全來自母方。如此，則被棄女童或者亦能如其異母之姊，出污泥而不染。不過，其異母之姊亦有令柞里子擔憂之處：不曾結婚，卻已誕下一子。為何不待婚後再生子？不解。為何既生子有日矣而仍不婚？更不解。倘若出於基因之無視社會的通行準則，嘿嘿，能不堪其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