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溯源

            正像书法并不等于汉字一样，书法溯源也不等于追溯文字的原始。书法的源流以古文和籀文为宗，其次为秦书八体，再次为通行六体，最后才数甲骨、钟鼎和简牍。甲骨文早于古文，钟鼎早于秦书八体，简牍早于通行六体，甲骨、钟鼎与简牍之所以在书法源流上奉陪末座，是因为三者早已沉埋地下，其出土而为人所知、为人所效仿为一种书法的年代反而远在通行六体之后。古文相传为苍颉所创，苍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籀文相传为史籀所书，史籀相传为周宣王的史官。迭用“相传”，因为年代久远，其说之为真为讹，皆不免令人存疑。

或以为“籀文”即“古文”，其说欠妥。因为“古文”为对某特定文字形式的统称，而“籀文”实乃一家之书法。由此观之，称“籀文”为书法之始似乎更加妥当。古文早已失传，后世所谓的古文真迹皆为赝品。石鼓文相传即为籀文。六十年代石鼓曾在北京故宫展出，柞里子虽有幸目击，无奈岁在垂髫，学识浅陋，惶惶然如睹天书，姑妄信之尚且不能，焉能信口雌黄，辩其真伪。

所谓秦书八体，曰“大篆”，曰“刻符”，曰“虫书”，曰“摹印”，曰“署书”，曰“殳书”，曰“小篆”，曰“隶书”。大篆即古文。虫书又称为“虫鸟书”。柞里子曾在某出土文物展览上见过一把青铜宝剑，柄上刻有“越王勾践”等数字，正作虫鸟体。殳书也见诸兵器，想必与虫书同为今日所谓之艺术字体。署书用于签名，摹印用于图章，刻符用于符令，皆为特殊用途之书法。

以上六体虽为所谓秦书八体之一，其实皆为先秦时代所创。之所以归纳于秦书八体之中，大约是因为此六体者，在秦尚通行，秦亡而与之俱亡。秦所创者仅有小篆与隶书两体。小篆为李斯作，隶书为程邈创。小篆之所以称之为小篆，是相对于大篆而言。顾名思义，当是为大篆之简体。隶书本为便于史隶书写文书而设，故亦称史书。史与隶，皆指下级行政人员，尤指类似如今秘书一类之职。以意推之，所谓隶书，又当为小篆之简体。

            小篆原本有六处石刻传世，分别为绎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与会稽。前四处皆在山东，会稽为今日浙江之绍兴，碣石所指不详，或以为在当今之河北境内。绎山石刻真迹亡于唐以前，杜甫有诗曰：“绎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可以为证。泰山石刻宋欧阳修、赵明诚皆曾目击，据说至清乾隆年间方受毁于火，今仅存数字。琅琊台、之罘与碣石之石刻早已不知去向。会稽石刻唐时尚完好，至宋则已不见诸着录。元代有摹本出，来路不明。除幸存的泰山石刻数字之外，小篆尚有铸造在秦权上的金文传世。

            所谓通行六体，指篆、隶、分、草、真、行。所谓通行者，指自汉代通行至近代。篆即秦之小篆，至汉大篆已失传，因而无须在小篆前加“小”字以示甄别。隶书虽始于秦，至汉方大盛。盛行到何种程度？汉谚曰：“何以礼义为？史书而士宦”。此谚不仅道出隶书在汉代盛行的程度，也反映出当时一些人对隶书盛行的不满。由此可见因简体字而引起的意识形态之争古已有之，并非始于今日。

隶书在汉代又衍生出分书与章草。前者用于法令，后者用于奏章。分书既用于法令，可见分书在汉代已经取代小篆成为政府法定的正体，而小篆则已退居古文的地位，不再是日常实用的文字。分书又称之为八分书，因起笔与落笔取上下左右分飞之势而得名。

汉代的隶书笔法原本平拙，这种笔法似乎因不为后人所欣赏而失传，现在一般人所谓的隶书，实为汉代的分书。章草既用于奏章，势必不能癫狂到难以认识的程度。事实上，章草的结构与写法都有一定之规，不像如今流行的草书那么大而化之、非凭借上下文难以识读。现代流行的草书当自行书出。

分书据说为汉末文化名人蔡邕所创，至于章草为何人所作，则众说纷纷，莫衷一是。唐代以前所谓的真书，即汉代之分书。唐以后所谓的真书，则指现代所谓的楷书。行书相传为汉刘德升所创。行书而兼有真书韵味者，称之为真行；行书而带草书笔法者，称之为草行。真行后代不多见，今日所谓的行书，皆为草行。

自汉迄魏初，碑文均用分书。真书之入石，始于吴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以后真书用之日广，草隶皆望尘莫及。唐孙礼虔所谓“趋势适用，行书为要；提勒方幅，真乃居先”，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这种演变。

            甲骨、钟鼎、简牍清季以后出土渐多。无论写刻，皆非出自名家之手，但因其结构古朴浑拙，遂有临摹其体者，然至今仍处偏师之地位而未入书法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