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导论

1.1

     所谓经学，简言之，即传授与研究儒家经典之学。

所谓儒，在上古之时本是巫、史、祝、卜的通称，尔后成为孔子学术流派的专称，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又逐渐演变而成读书人的通称。

巫、史、祝、卜，其所执掌，细言之，虽然有别；要言之，则不外乎沟通天地神人。所谓沟通天地神人，也就是原始宗教之所事事，比如天旱而求降雨、人死而祈安魂；庙算胜负、龟测吉凶等等，皆其所司。自从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天旱而求雨，成为社会最为重要的需求。“需”字从“雨”、从“天”，象征雨从天降，正求雨之意。作为一般“需求”之意，当从“求雨”之意引申而来。“需”是“儒”的本字，“亻”旁后加，用以区别“求雨”的行为与“求雨”的人员。换言之，所谓“儒”，也就是“求雨者”的意思。巫、史、祝、卜的执掌既然包括“祈神求雨”，因而得以通称之为“儒”。章太炎《原儒》：“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舞旱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章氏所释“儒”，大抵也是“求雨”之意。征引“鹬”字之意与庄子之言以为佐证，尤其精辟。或以为“需”的本字从“雨”、从“人”，象征“人待雨”。与“求雨”之意相合，亦通。

就今日的观点而言，儒所执掌难免愚昧无知、荒唐不经之讥。处上古之世，则绝对不然。扬雄《法言》：“通天地人曰儒。”所谓“通天地人”，就是兼通自然与人类社会。《周官·天官》：“儒以道得民。”所谓“以道得民”，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而为民所信服。两书所云，皆儒曾总领学术知识、引导文化潮流之证。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虽属上古传说，未必可尽信，然据以推测帝颛顼乃是集巫术与王权为一身的领袖，亦言之成理。自帝颛顼以降以至于商，巫、史、祝、卜始终在文化与政治领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周人对鬼神的信仰热忱似乎不如商人，故周取代商之后，巫、史、祝、卜之政治地位渐趋下流。巫史之功能亦渐有别。巫主祈福禳灾、吉凶祭祀；史掌君主言行之记录与邦国文献之编撰。

自周以降以至于今，史的名称或有变更，其所执掌则始终存在，巫则每况愈下，渐渐不可与史同日而语。据《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治邺之时投巫于河之事可知：至少在战国之初，巫不仅已非朝廷命官，而且已经沦为江湖黑道。西门豹之治邺，上距孔子之死，不出60年。巫之从朝廷命官沦为江湖黑道，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致。由此推测，巫的政治势力与地位在孔子之世想必早已彻底沦丧。《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礼与乐，皆因祭祀仪式需要而兴，属于巫的执掌范围。所谓“礼乐废”，正是巫在当时已经沦亡之证。儒术的核心，原本在祈福禳灾与吉凶祭祀而不在文献编撰，因而不妨视巫的沦亡为儒术的沦亡。

《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三十五岁之时避难居齐，齐景公有意用孔子，因晏婴如下一席话而止：“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所言，亦可证儒术在孔子之世早已不合时宜。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所云，也是儒术之势在当时早已灰飞烟灭之证。

儒术既然早在孔子之前沦丧殆尽，孔子为何于儒术情有独钟？《论语·述而》：“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可见孔子自以为出于生性好古。如果进一步问：为何生性好古？或者可从孔子的家世寻得答案。孔子本宋微子之后，宋微子为商纣王之庶兄，周灭商，封微子于宋以继商之社稷。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死之前对弟子子贡道：“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之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死前对子贡的这席话，显然不仅是吩咐子贡以商人的葬礼殡葬自己，而且也分明表明自视为商人之裔。儒术在商代大盛，至周而渐衰，孔子既然自视为商人，其对儒术之深好，或当出于对其祖先文化遗产的追寻。

     孔子虽然终身鼓吹儒术，晚年更致力于修补与校订残缺不全的先儒著述，然而孔子与先孔子之儒毕竟有别。区别何在？《马王堆帛书·要》：“子曰：‘……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孔子所谓之同途殊归究竟何所指？从《论语》可以窥见一斑。《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然认为儒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可见孔子并不从道德上与儒家认同，只不过视儒术为一种可取的职业或者技能而已。此同途而殊歸之一。《论语·雍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以上引文足证孔子之不信鬼神。通鬼神为儒术之核心，而孔子弃之；诗书礼乐不过是先孔子之儒通鬼神的工具或附带产品，而孔子取之。此同途而殊歸之二。要言之，自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大抵以鼓吹仁义、礼治与传播诗书为主流。仍旧以通鬼神为其学术核心者，从而被别称之为阴阳家，虽然所谓阴阳家者，其实本是儒家之正统而且大都依然自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