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經學起源

2.1 （1）

雖然六經之中只有《春秋》一經勉強堪稱孔子所作，稱孔子為經學之創始人卻未嘗不可。理由何在？曰：理由有三。其一，先孔子之經文極可能經過孔子編輯、刪節、修改。其二，先孔子之經文經過孔子的傳授之後，方才成為一門系統的學術。其三，後世之經學家，無論流派為何，皆尊奉孔子為其鼻祖。在這三項理由中，最後一項最為重要。即使日後有證據推翻理由之一、之二，依舊不能動搖孔子之為經學創始人的地位，因為這種地位的歷史意義，並不來自事實而是來自認同。

     既然如此，論經學之始，自當先論孔子其人。有關孔子生平事跡言行最為可靠的文獻當數《左傳》、《論語》、《史記·孔子世家》以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等。至於見諸《漢書·藝文志》的《孔子家語》，其原作的作者不可能是孔安國，所謂孔安國的後序，肯定是後人的偽作，詳見下文。原作的內容未必可靠，而據顏師古《漢書注》可知，該書早已佚亡，在唐代所見者，已為後人之偽作。1973年河北定縣出土西漢竹簡《儒家者言》，其中有與今本《孔子家語》相近的文字。1977年安徽阜陽又出土一批竹簡，其中亦有與今本《孔子家語》相近的文字。於是有人據此而認為視今本《孔子家語》為偽作未必妥當。其實不然。一般而言，作偽的手段不外乎二。手段之一，抄襲、匯編散見固有文獻中的相關文字，比如，今本《孔子家語》大量採取《論語》、《左傳》、《國語》、《荀子》、《小戴記》、《大戴記》、《說苑》，以及先秦諸子。《儒家者言》等竹簡的出土，只不過令今本《孔子家語》採取當時尚存的文獻名單中增添一部《儒家者言》而已，並不能證明《孔子家語》之非偽作。

作偽的手段之二，憑空杜撰。抄襲與匯編，目的不僅在於充實其內容，也在於增強其可信度。至於憑空杜撰的目的，則往往在於鼓吹某種觀點、掩蓋或者歪曲某種事實。抄襲、匯編散見前人著述的手段，其作偽之心固然可惡，有時卻能收保留古代文獻之功。何以能如此？因為當時存在的古代文獻在後代或者失傳，而偽作卻偏偏能倖存於世。至於憑空杜撰，則絕對無善可陳，須當全力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史記》所記，分明指出孔子之為私生子。而《孔子家語》卻道：“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征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孔子家語》所謂原配生九女，妾生一殘疾男云云，貌似平鋪直敘瑣事，其實皆為續娶顏氏鋪平道路，如此杜撰，堪稱手段高明。妾生男而殘疾之語，尤其精妙，因孔丘替其兄嫁女之說見諸《論語》。倘若孔丘無兄，從何替其嫁女？倘若其兄嫡出而康健，孔氏何得由非長子之孔丘繼承？捏造一庶出之殘疾男，這些問題於是皆得以迎刃而解。不過，“顏父問三女”云云，卻是作偽者的敗筆。當孔子之世，但凡明媒正娶，未有不遵父命者，何須細緻描繪如此以強調之？目的顯然在於企圖掩蓋《史記·孔子世家》“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惡劣”影響。之所以在“惡劣”上加引號，因為野合私生等違反後世貞節觀念之事，在先秦之時屢見不鮮。當孔子之世，甚至下至西漢之初，野合、私生等等，本來未曾視之為惡劣。正因為此，故孔子自己並未有隱瞞之意，而司馬遷亦未曾有隱諱之舉。

說司馬遷不曾為孔子隱諱，證據還不止於上面的引文。比如，《史記·孔子世家》稱：“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此即司馬遷不為孔子諱之另一證據。倘若孔子並非私生，焉能不知其父之葬於何處？倘若孔子之母“從父命為婚”，為何會對其子隱瞞其父之墓葬所在？

說孔子自己不曾隱瞞，證據雖不如此直接，亦絕無可疑者。比如，《論語·子罕》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氏為魯大夫，大夫為貴族而非賤人。倘若孔子從小生長孔大夫之府邸，如何能自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不過，《孔子家語》的作者雖不免有敗筆而畢竟不失為作偽的高手，基本上是點到即止，聽憑讀者自我“醒悟”，不曾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公開辯駁。替《史記》作《索引》的唐人司馬貞就不這麼高明了。司馬貞不僅在《史記》“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正文之下徵引《孔子家語》與之對抗，並且唯恐讀者不能體會《孔子家語》替孔子私生翻案之意，或者唯恐《孔子家語》的文字尚不足以勝翻案之任，於是又從而曰：“今此雲‘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征在少，非當壯年初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此言野者是不合禮耳。”

且不說“叔紇老而征在少”之根據僅見《孔子家語》，未足以為據，即使事實如此，視老夫少妻為非禮之“野合”說，其據又何在？於是，唐代更有張守節其人，作《史記正義》，於“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下作注曰：“男八月生齒，……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 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顏氏……’ 據此，婚過六十四矣。”張守節一席生理大道，貌似言之有理。問題是：男過六十四而婚遂為“野合”之說，根據又何在？依然是荒唐無稽之論、信口雌黃之說。捏造如此這般理論的目的，依然不外是企圖掩蓋孔子之為私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