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学起源

2.2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保留了孔子身世的真相，而且于孔子一生行迹的记载皆基本平实可信，无意于根据儒家的信条而塑造圣人的形象。兹举两例以证明之。

            其一：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悦，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公山不狃，季氏的总管。季氏，亦称季孙氏，出自鲁桓公，与同出鲁桓公的孟孙（亦称仲孙）氏、叔孙氏并称“三桓”。当时鲁国公族衰，政权傍落于三桓之手。费，是季氏的都城，子路是孔子的弟子。公山不狃以下叛上，孔子欲应公山不狃之召，不无从乱之嫌。然孔子却着眼于机会之难得，从乱与否本不在考虑之列。这种态度显然与儒家鼓吹的忠信不合，故《史记》的记载虽然与《论语·阳货》同，而《孔子家语》则无，后世儒家如桓谭之流，亦从而指责这段记载为对孔子之诬蔑。

            其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亲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捏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这段记载的背景是晋国的内乱。当时晋国公室衰，赵、范、中行三氏皆为操晋国政权的六卿之一。佛肸之以中牟叛赵简子，与公山不狃之以费叛季桓子颇类似。二人皆请孔子，孔子皆想应召，而皆受到子路的诘难，真是所谓无独有偶。“磨而不磷”，“捏而不淄”云云，无非遁辞，掩盖不住汲汲于进取的心情，正可与《论语》：“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相呼应。也与孔子评论管仲时，不以管仲不死君难为非，而视管仲的功业为重的态度正相吻合。

            但凡不相信孔子会如此这般寻求遇合而不择路径，从而抨击《史记》的记载为诬蔑者，若非迂非腐，则必然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不能融会贯通之流。子路既以为管仲应死君难，又以为孔子不当应公山不狃与佛肸之召，结果正以此态度杀身。若非迂非腐，也必然是但闻孔子之言而不求甚解者。

            孔子于公山不狃与佛肸之召，固然未尝不曾动心，然皆不成行。未能成为事实的原因，史无记载。或者正因有子路之流拿孔子自己鼓吹过的忠信理论相诘难，难于下台阶；或者其动心乃一时之冲动，退而思之，因难于有成而作激流勇退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