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2. 诗

3.2.2

     《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诗含神雾》：“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郑玄《礼记·内则注》：“诗之言承也。”孔颖达《五经正义》归纳以上三说曰：“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堕，故一名而三训也。”后世探讨《诗经》之本意者，大都遵循孔颖达“三训”之论。其实，无论“三训”之中的任何一训，抑或合三训为一，皆不能解释为何《诗经》之诗作至东周之初而绝迹。故所谓“三训”，实为空泛之陈腔滥调，无可取则。

《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馀篇，…… 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后世论《诗经》者，从而有“四始”之说。比如，卫宏《毛诗序·大序》踵袭司马迁之说而发挥之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郑玄《答张逸》又据《毛诗序》而引申之曰：“四始，《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其实，《史记》原文也许不过仅就篇章出现的次序而言，别无他意；即使确有言外之意，其意，亦未必如卫、郑所言。

《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承袭《周礼》之说，而改称“六诗”为“六义”。后世论《诗经》者，从而有“六诗”与“六义”之说。然而，《诗经》从来只有风、雅、颂三体，而不见赋、比、兴之所在。如何解释？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或以为孔子编撰《诗经》之时，赋、比、兴已经不存。或以为当时赋、比、兴已经融入风、雅、颂之中，无从摘别。或以为“六义”当于各篇中寻求之，某些诗篇或者“六义”俱全，或者兼备其中一、二。或以为风、雅、颂为体裁，而赋、比、兴为表现手法。或以为风、雅、颂为三经，而赋、比、兴为三纬。或以为所谓“六诗”，当指“诗”的六种演唱方法。

如前所说，纬书皆为汉人之伪作，故三经、三纬之说，最为荒谬。《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 《荀子·王制》：“禁淫声，以时顺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 由此可见，所谓“大师”，乃执掌音乐之官。“大师”既为执掌音乐之官，经由“大师”所教习之所谓“六诗”，当以“演唱方法”说最为妥切。“风”指徒歌，即无伴奏的清唱。《风》之所以名之曰“风”，当因“风体诗”为清唱的对象。“雅”与“颂”，皆指乐器伴奏而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语鲁大师：……‘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雅》、《颂》须有乐器伴奏之证。《雅》、《颂》之区别，在于前者施之于宴会，而后者抵施之于祭祀。由此推之，“雅”当指丝竹伴奏，而“颂”当指打击乐器伴奏与伴舞。《雅》之所以称之为“雅”，当由“雅体诗”本当有丝竹伴奏。《颂》之所以称之为“颂”，当由“颂体诗”原本为大型歌舞的歌词。“赋”指吟诵，“比”与“兴”皆指合唱。就其字意推之，“比”与“兴”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指“二人合唱”，而后者指“集体齐唱”。“赋”、“比”、“兴”之所以不见诸《诗经》标目，因为三者皆可以施之于《风》、《雅》、《颂》三体中之任何一体，而不具备独有的对应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