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3. 易

3.3.3

秦始皇下焚书之令，《史记·秦始皇本纪》称：“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汉书·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儒林传》：“及秦禁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 由此可见，至少至秦之时，朝野皆以占卦之书视《易》，未尝尊之为儒家经典。由此揣测，秦代恐无《易经》博士之设。汉兴，武帝以前亦不闻有《易经》博士。故《易经》博士之设立，当始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时，较《书》、《诗》、《春秋》博士之设为晚出。

            据《史记·儒林传》，孔子弟子鲁人商瞿传孔子之《易》学，六世而至齐人田何。据《汉书·儒林传》，商瞿传鲁人桥庇子庸，子庸传江东人駻臂子弓，子弓传燕人周丑子家，子家传东武人孙虞子乘，子乘传齐人田何子装。田何之时，适逢汉兴。汉高祖用娄敬之计，强迫关东六国旧贵族迁往后来兴建杜陵之地。田何因系齐国王室之后，故予迁徙杜陵之列，从而号称杜田生。田何传东武王同，洛阳周王孙、丁寬，以及齐人服生。丁宽曾为将军，参与平定吴、楚等七国反叛之役；学术成似亦最高，著《易说》三万馀言，堪称文武双全之才。服生，《汉书》逸其名。颜师古《汉书注》引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王同、周王孙、丁寬、服光四人皆著《易传》，其再传弟子或为高官，或开后世《易》学流派，故后世论《易》学者，咸推田何为鼻祖。

王同传菑川人杨何。《史记·儒林传》称：“（杨）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 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由此可见，当司马迁之世，杨何之《易》学最为风行。《汉书·儒林传》：“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据此，则首先设立的《易经》博士当为杨何之《易》。然《汉书·儒林传》又称：丁寬传同郡田王孙，而“田王孙为博士”。西汉之时重师法，田王孙既然师从丁寬，其为博士，所传授者想必不为杨氏之《易》而当为丁氏之《易》。由此推测，继杨氏《易》之后，丁氏《易》或亦得立于学官而为史册所遗漏。

据《汉书·儒林传》：田王孙传沛人施雠、东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贺。施、孟、梁丘各自开派，三家之《易》，在宣帝时俱得立于学官。此外，更有京氏《易》，亦在元帝时得以立于学官。《汉书·艺文志》于《易》学之下首列“《易经》十二卷，施、孟、梁丘三家。”与《诗》学之下首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如出一辙。难道自施、孟、梁丘三家之立于学官之后，遂取代以前的杨氏《易》或丁氏《易》而成为官学的定本？史料缺如，未可断定。《后汉书·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据此可见，至少在东汉之世，杨氏《易》已不复存于学官。施、孟、梁丘三家《易》既然皆出自博士田王孙，三家《易》的经文应当并无不同，其区别当仅在传文而已。

            至于京氏《易》，指京房之《易》。西汉有前后两京房，前京房为杨何弟子，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齐郡太守。梁丘贺本来在长安师从前京房，因其外放而改师田王孙。宣帝听说前京房精于《易》，访求其门人而得梁丘贺，以梁丘贺为郎。不久，宣帝去孝昭庙祭祀。途中前卫旄头与剑无故墮地，锋刃直指宣帝马车，马匹受惊，几乎出事。宣帝召梁丘贺卜筮，结果竟然是“有兵谋，不吉。”所谓“兵谋”，就是“武装谋反”之意。宣帝于是打道回宫，遣人搜索祠庙，居然当真搜到刺客。梁丘贺于是而得宠，旋即升任太中大夫，再迁升为给事中，终老少府之职。梁丘贺传其子梁丘临，梁丘临为黄门郎。甘露三年，宣帝于石渠阁诏诸儒讨论五经各派之异同，宣帝亲临裁决而梁丘临奉召为考官，可见梁丘临亦深受宣帝器重。《汉书·儒林传》称：“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由此推测，得以立于学官的梁丘贺之《易》，其精髓当出自前京房之《易》学而非田王孙之《易》学。而前京房虽为杨何弟子，其《易》学必有不同于杨氏《易》之处，否则，宣帝何须专门访求前京房门生而不录用杨氏《易》之弟子？不同之处何在？以梁丘贺之行迹与后京房之行迹考之，当在精于卜筮之道。

            后京房与前京房有何关系？《汉书·京房传》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所谓推律，也就是占卦之意。推律云云，恐是遁辞。前京房既为《易》学名家，以《易》学为生的后京房焉有不知之理？既知之而更改本姓从而令自己与前京房同名同姓，显然是别有用心。企图鱼目混珠？或者企图以前京房后身的身份跑江湖？以后京房之所擅长观之，很有可能如此。后京房何所擅长？《汉书·京房传》称：京房师从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房用之尤精。”《汉书·儒林传》称：“（京）房以明灾异得幸。”由此可见，后京房之擅长，正在卜筮；其得宠之由，也正在卜筮，与前京房何其相似乃尔！

焦延寿之《易》学出自何人？据《汉书·儒林传》，焦延寿自称尝从孟喜问《易》，后京房亦标榜其《易》学渊源于孟喜，而孟喜之大弟子，博士白光与博士翟牧皆予以否认。成帝时，刘向奉旨整理皇家图书，认为各家《易》说大同小异，大抵皆出自田何、杨何、丁寬，唯独后京房之《易》说与众不同。刘向怀疑焦延寿之说得自隐士而假托孟喜之名。

《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 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据此，则孟喜之《易》学，除得自田王孙外，亦别有所出，而别出之来源不甚了了。由此可见，孟喜传田王孙之《易》学于白光、翟牧等，而另传来历不明之“《易》家阴阳灾变书”于焦延寿，并非不可能。倘若如此，则后京房之《易》学，其实出自孟喜。

            除杨、田、丁、施、孟、梁丘、京氏之《易》学外，西汉《易》学还有东莱人费直与沛人高相两派异端。称之为异端，并无贬低之意，仅因两派皆未得立于学官而属民间私学。高相专说阴阳灾异，自称其学出自丁寬。据《汉书·儒林传》，高相传其子高康，高康以明《易》学为郎。王莽居摄之时，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王莽而未发。高康因卜筮而预知之，私下告知其门人，其门人上书告密。数月之后，翟谊果然举兵。王莽认为高康妖言惑众，斩高康。同为预知谋反，梁丘贺从而得宠于汉宣帝，高康因而见杀于王莽。汉宣帝与王莽，孰为英明？孰为昏庸？见仁见智。

费直擅长卜筮，其《易》学来历不明。据《后汉书·儒林传》，费直之《易》本为古文，号称《古文易》。然而，《汉书》并无此说，不知《后汉书》之说从何而出。王莽好古文，执政之时，各古文经皆得以立于学官而费氏《易》不予。由此推之，费氏《易》为古文之说恐不足信。东汉之世，陈元、郑众、马融等皆好费氏《易》，马融传费氏《易》于郑玄。马融、郑玄、荀爽等皆为费氏《易》作注释。费氏《易》学于是大兴而京氏《易》学从而式微。降至魏晋之际，世趋老、庄之说，王弼以老子思想注费氏《易》，大为风行，超越郑玄之注，后来居上。施、梁丘两家之《易》学亡于永嘉之乱，降至隋唐，孟氏《易》与京氏《易》之书虽存而无传授者。唐代撰修《五经正义》之时，选取王弼注费氏《易》为官方正本，费氏之《易》学于是最终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