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4 春秋

3.4.3

左丘明所作之《春秋》之所以稱之為“左氏春秋”，當是視“左”為左丘明之姓氏。《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為何簡稱左丘明為“左丘”而不曰“丘明”？因此而有左丘明複姓“左丘”之說。其實，《史記》的這段文字並不足以支持左丘明複姓左丘之說。比如，《左氏春秋》、《國語》、《呂氏春秋》與《史記·管晏列傳》皆稱“鮑叔牙”為“鮑叔”，而鮑叔牙姓“鮑”，名“叔牙”，並非複姓“鮑叔”、名“牙”。又如，《晉書》合稱班固與司馬遷為“班馬”，《史通》簡稱司馬遷為“馬遷”，亦非司馬遷不複姓“司馬”而單姓“馬”之證。此外，所謂“左丘明”，也可能是姓“左”、名“丘”、 字“丘明”，故稱之為“左丘”、“左丘明”、或“丘明”，皆無不可。

            倘若《左氏春秋》中的傳文的確是孔子據以編成其《春秋》的魯國國史《春秋》的原文卻被後人誤會為孔子《春秋》之注釋，乍聽之下似是左丘明之不幸；再思之，或為左丘明之大幸亦未可知。何以言之？在孔子據《左氏春秋》編成孔氏《春秋》之前，《左氏春秋》自當有單行本。《左氏春秋》單行本而今安在？不獨左氏《春秋》單行本不存，其他各國之國史，如晉國之《乘》、楚國之《檮杌》等等，皆蕩然無存。由此可見，《左氏春秋》之所以能倖存，或許正因與孔氏《春秋》合抄並被誤以為是孔氏《春秋》的註解所致。

西晉初年盜墓者於河南汲縣發掘魏王墓，獲大量竹簡古籍，其中有十三篇史記之所記多與左氏《春秋》合，史稱《汲冢紀年》或《竹書紀年》。據晉代束皙、杜預等考證，《竹書紀年》當為先秦魏國之國史。此為先秦諸侯國史之中除左氏《春秋》之外的唯一倖存者，而之所以能倖存，亦非能倖存於世上，而是僅因沉埋方得倖存於地下。何以會如此？原因不外乎二：其一，重視史記，本是儒家傳統，而儒家自孔子出而獨尊孔，但凡經孔子之手者皆寶之、珍之、重之，而未嘗經孔子之手者遂遭冷落。因遭冷落，遂易於亡。其二，秦朝焚書，重點正在非秦國之諸侯國國史，故各諸侯國國史在劫難逃。而秦始皇未嘗不尊孔（說見2.4、2.5，此不復贅），故於孔子所經手者，亦未嘗不於朝廷圖書館收藏之。《左氏春秋》於是正因有孔子經文為其護身符而得以倖免。把左氏《春秋》說成是孔氏《春秋》的“傳文”，最初也極可能正為掩蓋其為魯國國史的真相而有意捏造，後人不明真相遂誤信為真。

據《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曾立《左氏春秋》博士於河間國，當是《左氏春秋》得以立於諸侯國學官之始。不過，西漢的《左氏春秋》學，並非始於河間獻王之時。據《漢書·儒林傳》，早於河間獻王的北平侯張蒼與梁王太傅賈誼，皆傳授過《左氏春秋》。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柱下史。柱下史，周朝即有此官，老子曾為之，秦承周制而設，仍以掌管圖書文獻為務。張蒼在漢高祖時先後為計相、御史大夫，漢文帝時為丞相。《史記·張蒼傳》稱“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所謂“本好”云云，想見張蒼之學問淵緣於在秦為柱下史之時。張蒼之所以能通《左氏春秋》，亦必然是因官居柱下史，有機會合法閱讀秦朝廷收藏，不受禁令影響之故。上文提到孔安國通過與今文的對照方才讀通古文《尚書》，又為推廣起見而把古文《尚書》改寫為“隸古定”本。《左氏春秋》既無今文本，張蒼何以能通讀？為何亦不聞《左氏春秋》有“隸古定”本？竊料但凡藏於秦朝廷的古籍，必然是先用秦篆通通改寫過一次，然後才再用隸書改由博士傳授者。秦篆雖然不是先秦之篆，亦為古文之一種而非今文。所謂古文《左氏春秋》，想必是用秦篆書寫的版本。張蒼既為秦之柱下史，故自無不通秦篆之理。隸書直接從秦篆出，與秦篆基本上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故可以從秦篆直接改寫為隸書而無須通過“隸古定”的手段。《左氏春秋》為何無今文本？史無記載，未可斷言。一種合理的猜測是：因秦不曾設立《左氏春秋》博士，沒有便於傳習之必要，故不存在用今文改寫過的官方定本。

據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張蒼受《左氏春秋》於荀子，荀子受《左氏春秋》於虞卿。虞卿、荀子、張蒼，《史記》皆有傳，而皆不載其事。以此觀之，《別錄》所言恐未足信。據《史記·虞卿列傳》，虞卿別撰《虞氏春秋》，《別錄》或者因此而誤亦未可知。

            賈誼，雒陽人，十八歲即以通《詩》、《書》而受知於郡守吳公。吳公曾從李斯學，漢文帝時因治郡為天下第一而擢升為廷尉。吳公向漢文帝推薦賈誼，漢文帝召賈誼為博士，以博聞強記見稱，不越歲即超遷至太中大夫。然不久即因年輕躁進而受嫉於老臣，先後外放為長沙王太傅與梁王太傅，鬱郁不得志，年三十三而夭折。賈誼《左氏春秋》之學從何而出？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出張蒼。然《漢書》張蒼與賈誼本傳皆不載，《漢書·儒林傳》稱：“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並列張蒼、賈誼等四人，可見當時並無賈誼師從張蒼之說。陸氏之說，既不明出處，又與《漢書》所記相悖，當不足信。

據《漢書·儒林傳》，賈誼曾著“左氏傳訓故”。如果賈誼的這部“左氏傳訓故”的確見諸文字，那麼，這部“左氏傳訓故”當是見諸記載的最早的注釋《左氏春秋》的著作。不過，《漢書·藝文志》並沒有著錄賈誼的“左氏傳訓故”。為何不予著錄？難道當時已經失傳？抑或賈誼之“左氏傳訓故”也同申培的“詩訓故”一樣，只是口頭的講義而並沒有成書？史料缺如，無從考核。

賈誼授趙人貫公，貫公為河間王博士，授其子、盪陰令貫長卿。貫長卿授清河人張禹，張禹傳諫大夫尹更始，尹更始傳其子尹咸及翟方進、房鳳、胡常。尹咸官至大司農，房鳳官至五官中郎將。翟方進出身寒微，初以明經為博士，繼而進升刺史、京兆尹、御史大夫，丞相，堪稱位極人臣，然最終賜死於家，不得善終。胡常傳賈護，賈護傳陳欽，陳欽傳王莽。尹咸與翟方進傳劉歆。由此可見，賈誼實為後世《左氏春秋》學派之鼻祖。

《漢書·儒林傳》又稱：自西漢之末，言《左氏春秋》之學者，皆本之賈護與劉歆。為何以賈護為宗？語焉不詳。以史實推之，當因王莽為其再傳弟子，而王莽乃《左氏春秋》得以廣為流傳的最重要的政治勢力。至於劉歆對《左氏春秋》學的貢獻，則原委甚明。上文提到劉歆寫過一封致今文家派博士的公開信，史稱“移讓太常博士書”。那封信中雖也提到應立古文《尚書》於學官，其實是以建議立《左氏春秋》於學官為主。如前所述，那封信不僅沒有達到立《左氏春秋》與古文《尚書》於學官的目的，劉歆本人反而因此而遭排擠外放。然而不久王莽即掌握政權，劉歆也返回朝廷，身居要職，《左氏春秋》與古文《尚書》終於在劉歆的推動下得以立於學官。

據劉歆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可知，藏於朝廷的《左氏春秋》因長期無人問津，早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劉歆當時身居“校秘書”之位，“校秘書”之執掌，正是校訂朝廷所藏圖書。劉歆既然身居其位，又極其推重《左氏春秋》，想必對於《左氏春秋》有校訂修補之功。

《漢書·楚元王傳》稱：“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意理備焉。”由此可見，令《左氏春秋》學突破古文字學的樊籬，走上經學與史學之路，亦從劉歆始。

            漢平帝時，王莽攝政，立《左氏春秋》於學官。王莽建立新朝之後，《左氏春秋》之在學官更不在話下。東漢之初，漢光武劉秀從尚書令韓歆之請，復立《左氏春秋》於學官，以魏郡李封為《左氏春秋》博士。這一措施遭到范升等人的極力反對，劉秀重議難違，李封死後遂不復補其缺。然而不久，《左氏春秋》又因漢章帝之特好古文經學流派而與古文《尚書》一同復興，雖不曾正式立於學官，而通習《左氏春秋》者皆得戳拔為講郎、給事近署。至曹魏之時，《左氏春秋》之學終於超越《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兩派而成為《春秋》學之主流。曹魏正始年間刻寫石經之時，舍《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而僅刻《左氏春秋》，即其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