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4 春秋

3.4.3

左丘明所作之《春秋》之所以称之为“左氏春秋”，当是视“左”为左丘明之姓氏。《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为何简称左丘明为“左丘”而不曰“丘明”？因此而有左丘明复姓“左丘”之说。其实，《史记》的这段文字并不足以支持左丘明复姓左丘之说。比如，《左氏春秋》、《国语》、《吕氏春秋》与《史记·管晏列传》皆称“鲍叔牙”为“鲍叔”，而鲍叔牙姓“鲍”，名“叔牙”，并非复姓“鲍叔”、名“牙”。又如，《晋书》合称班固与司马迁为“班马”，《史通》简称司马迁为“马迁”，亦非司马迁不复姓“司马”而单姓“马”之证。此外，所谓“左丘明”，也可能是姓“左”、名“丘”、 字“丘明”，故称之为“左丘”、“左丘明”、或“丘明”，皆无不可。

            倘若《左氏春秋》中的传文的确是孔子据以编成其《春秋》的鲁国国史《春秋》的原文却被后人误会为孔子《春秋》之注释，乍听之下似是左丘明之不幸；再思之，或为左丘明之大幸亦未可知。何以言之？在孔子据《左氏春秋》编成孔氏《春秋》之前，《左氏春秋》自当有单行本。《左氏春秋》单行本而今安在？不独左氏《春秋》单行本不存，其他各国之国史，如晋国之《乘》、楚国之《梼杌》等等，皆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左氏春秋》之所以能幸存，或许正因与孔氏《春秋》合抄并被误以为是孔氏《春秋》的注解所致。

西晋初年盗墓者于河南汲县发掘魏王墓，获大量竹简古籍，其中有十三篇史记之所记多与左氏《春秋》合，史称《汲冢纪年》或《竹书纪年》。据晋代束皙、杜预等考证，《竹书纪年》当为先秦魏国之国史。此为先秦诸侯国史之中除左氏《春秋》之外的唯一幸存者，而之所以能幸存，亦非能幸存于世上，而是仅因沉埋方得幸存于地下。何以会如此？原因不外乎二：其一，重视史记，本是儒家传统，而儒家自孔子出而独尊孔，但凡经孔子之手者皆宝之、珍之、重之，而未尝经孔子之手者遂遭冷落。因遭冷落，遂易于亡。其二，秦朝焚书，重点正在非秦国之诸侯国国史，故各诸侯国国史在劫难逃。而秦始皇未尝不尊孔（说见2.4、2.5，此不复赘），故于孔子所经手者，亦未尝不于朝廷图书馆收藏之。《左氏春秋》于是正因有孔子经文为其护身符而得以幸免。把左氏《春秋》说成是孔氏《春秋》的“传文”，最初也极可能正为掩盖其为鲁国国史的真相而有意捏造，后人不明真相遂误信为真。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曾立《左氏春秋》博士于河间国，当是《左氏春秋》得以立于诸侯国学官之始。不过，西汉的《左氏春秋》学，并非始于河间献王之时。据《汉书·儒林传》，早于河间献王的北平侯张苍与梁王太傅贾谊，皆传授过《左氏春秋》。

     张苍，阳武人，秦时为柱下史。柱下史，周朝即有此官，老子曾为之，秦承周制而设，仍以掌管图书文献为务。张苍在汉高祖时先后为计相、御史大夫，汉文帝时为丞相。《史记·张苍传》称“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所谓“本好”云云，想见张苍之学问渊缘于在秦为柱下史之时。张苍之所以能通《左氏春秋》，亦必然是因官居柱下史，有机会合法阅读秦朝廷收藏，不受禁令影响之故。上文提到孔安国通过与今文的对照方才读通古文《尚书》，又为推广起见而把古文《尚书》改写为“隶古定”本。《左氏春秋》既无今文本，张苍何以能通读？为何亦不闻《左氏春秋》有“隶古定”本？窃料但凡藏于秦朝廷的古籍，必然是先用秦篆通通改写过一次，然后才再用隶书改由博士传授者。秦篆虽然不是先秦之篆，亦为古文之一种而非今文。所谓古文《左氏春秋》，想必是用秦篆书写的版本。张苍既为秦之柱下史，故自无不通秦篆之理。隶书直接从秦篆出，与秦篆基本上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故可以从秦篆直接改写为隶书而无须通过“隶古定”的手段。《左氏春秋》为何无今文本？史无记载，未可断言。一种合理的猜测是：因秦不曾设立《左氏春秋》博士，没有便于传习之必要，故不存在用今文改写过的官方定本。

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张苍受《左氏春秋》于荀子，荀子受《左氏春秋》于虞卿。虞卿、荀子、张苍，《史记》皆有传，而皆不载其事。以此观之，《别录》所言恐未足信。据《史记·虞卿列传》，虞卿别撰《虞氏春秋》，《别录》或者因此而误亦未可知。

            贾谊，雒阳人，十八岁即以通《诗》、《书》而受知于郡守吴公。吴公曾从李斯学，汉文帝时因治郡为天下第一而擢升为廷尉。吴公向汉文帝推荐贾谊，汉文帝召贾谊为博士，以博闻强记见称，不越岁即超迁至太中大夫。然不久即因年轻躁进而受嫉于老臣，先后外放为长沙王太傅与梁王太傅，郁郁不得志，年三十三而夭折。贾谊《左氏春秋》之学从何而出？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出张苍。然《汉书》张苍与贾谊本传皆不载，《汉书·儒林传》称：“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并列张苍、贾谊等四人，可见当时并无贾谊师从张苍之说。陆氏之说，既不明出处，又与《汉书》所记相悖，当不足信。

据《汉书·儒林传》，贾谊曾著“左氏传训故”。如果贾谊的这部“左氏传训故”的确见诸文字，那么，这部“左氏传训故”当是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注释《左氏春秋》的著作。不过，《汉书·艺文志》并没有著录贾谊的“左氏传训故”。为何不予著录？难道当时已经失传？抑或贾谊之“左氏传训故”也同申培的“诗训故”一样，只是口头的讲义而并没有成书？史料缺如，无从考核。

贾谊授赵人贯公，贯公为河间王博士，授其子、荡阴令贯长卿。贯长卿授清河人张禹，张禹传谏大夫尹更始，尹更始传其子尹咸及翟方进、房凤、胡常。尹咸官至大司农，房凤官至五官中郎将。翟方进出身寒微，初以明经为博士，继而进升刺史、京兆尹、御史大夫，丞相，堪称位极人臣，然最终赐死于家，不得善终。胡常传贾护，贾护传陈钦，陈钦传王莽。尹咸与翟方进传刘歆。由此可见，贾谊实为后世《左氏春秋》学派之鼻祖。

《汉书·儒林传》又称：自西汉之末，言《左氏春秋》之学者，皆本之贾护与刘歆。为何以贾护为宗？语焉不详。以史实推之，当因王莽为其再传弟子，而王莽乃《左氏春秋》得以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政治势力。至于刘歆对《左氏春秋》学的贡献，则原委甚明。上文提到刘歆写过一封致今文家派博士的公开信，史称“移让太常博士书”。那封信中虽也提到应立古文《尚书》于学官，其实是以建议立《左氏春秋》于学官为主。如前所述，那封信不仅没有达到立《左氏春秋》与古文《尚书》于学官的目的，刘歆本人反而因此而遭排挤外放。然而不久王莽即掌握政权，刘歆也返回朝廷，身居要职，《左氏春秋》与古文《尚书》终于在刘歆的推动下得以立于学官。

据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可知，藏于朝廷的《左氏春秋》因长期无人问津，早已“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刘歆当时身居“校秘书”之位，“校秘书”之执掌，正是校订朝廷所藏图书。刘歆既然身居其位，又极其推重《左氏春秋》，想必对于《左氏春秋》有校订修补之功。

《汉书·楚元王传》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意理备焉。”由此可见，令《左氏春秋》学突破古文字学的樊篱，走上经学与史学之路，亦从刘歆始。

            汉平帝时，王莽摄政，立《左氏春秋》于学官。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左氏春秋》之在学官更不在话下。东汉之初，汉光武刘秀从尚书令韩歆之请，复立《左氏春秋》于学官，以魏郡李封为《左氏春秋》博士。这一措施遭到范升等人的极力反对，刘秀重议难违，李封死后遂不复补其缺。然而不久，《左氏春秋》又因汉章帝之特好古文经学流派而与古文《尚书》一同复兴，虽不曾正式立于学官，而通习《左氏春秋》者皆得戳拔为讲郎、给事近署。至曹魏之时，《左氏春秋》之学终于超越《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两派而成为《春秋》学之主流。曹魏正始年间刻写石经之时，舍《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而仅刻《左氏春秋》，即其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