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5 礼

3.5.2

      荀子在战国之末执儒家主流之牛耳，《荀子》既释“礼”为“履”，足见“礼”在战国之末已经与“仪”混为一谈。战国之时既已如此，汉代所谓“礼”者，想必亦指“仪”而言。

     《史记·儒林传》：“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汉书·艺文志》：“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士礼》与《礼古经》所记，正女叔齐所谓“仪”而非“礼”者，而《史记》与《汉书》皆视之为“礼”学之本，正汉代所谓“礼”学早与孔子所鼓吹的“礼治”分道扬镳，而成为琐屑微不足道之“仪”之证。

      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为今文，来历不明。相传出于孔子故居的《礼古经》五十六篇为古文，与同时发现的古文《尚书》皆入孔安国之手。如前所述，孔安国曾通过参照今文《尚书》的方法读通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相同的二十九篇，并将其读通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摹写为“隶古定”本。至于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孔安国不能通读，只好搁置一边，称之为“逸书”。孔安国是否用同样的方法整理过《礼古经》？十分可能，因《礼古经》多出的三十九篇，正称之为“逸礼”，与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称之为“逸书”如出一辙。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与《礼古经》一起献给汉朝廷，不巧适逢朝廷多事，汉武帝无暇顾及此事，故两书皆未得立于学官。

      《汉书·儒林传》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所谓“《礼》后”，指后氏所传之《礼》。所谓“后氏”，即上文提到的齐诗学派传人后苍。

      据《汉书·儒林传》，后苍说《礼》至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曲台后苍》九篇”。“曲台”之名因何而来？如淳《汉书注》曰：“行射礼于曲台，后苍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服虔《汉书注》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据《汉书·艺文志》，后苍说《礼》，“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由此可见，《后氏曲台记》并非记录汉代射礼之专著，“曲台”之来由，当从服虔之说为宜。

      《汉书·儒林传》称：后苍之《礼》学，得自东海孟卿；孟卿之《礼》学，得自瑕丘萧奋。萧奋因通《礼》而官至淮阳太守。至于萧奋之《礼》学从何而出？史无明文记载。不过，后苍之礼学既然以《士礼》为本，追源溯始，萧奋之礼学想必也是从高堂生而来。

      《汉书·艺文志》称：“迄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戴德与戴圣为叔侄，戴德所传的《礼》，史称《大戴礼》；戴圣所传之《礼》，史称《小戴礼》。庆普所传之《礼》，史称《庆氏礼》。据《后汉书·儒林传》，降及东汉，得以立于学官之《礼》学仅有大、小戴氏。可见当时《后氏礼》与《庆氏礼》俱衰。

      据《晋书·荀崧传》，荀崧上书晋元帝，请立“郑《仪礼》博士一人”。所谓“郑”，指郑玄；所谓“郑《仪礼》”，指郑玄注释的《仪礼》；所谓“《仪礼》”，即西汉之世所谓的《礼》或《士礼》。

      郑玄其人，详见3.1.5，此不复赘。据郑玄《仪礼目录》可知，《仪礼》的目次在当时有《大戴礼》、《小戴礼》，以及刘向《别录》三个不同的版本，而郑玄的《仪礼注》采取刘向《别录》的目次。郑玄《仪礼注》为《仪礼》最为流行的版本，刘向《别录》的目次因而成为后世《仪礼》的标准目次。

      今本《仪礼》的篇名与次序如下：

士冠礼第一

士昏礼第二

士相见礼第三

乡饮酒礼第四

乡射礼第五

燕礼第六

大射仪第七

聘礼第八

公食大夫礼第九

觐礼第十

丧服第十一

士丧礼第十二

既夕礼第十三

士虞礼第十四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有司彻第十七

      以其内容考之，《既夕礼》实为《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实为《少牢馈食礼》之下篇。故《仪礼》名为十七篇，实为十五篇。

      《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初，《书》唯有欧阳，《礼》后……至孝宣世，复立……大小戴《礼》……后平帝时，又立……《逸礼》。”

      《汉书·儒林传赞》所言，不及《庆氏礼》，当因《庆氏礼》在当时已经失势遂略而不书。汉平帝之时，王莽摄政，《逸礼》之所以得以立于学官，皆因好古文学之王莽所致，与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同。

      所谓“又立……《逸礼》”，恐失诸准确。所谓《逸礼》，不过是《礼古经》多出于《士礼》的三十九篇。推之以常理，仅取三十九篇而不取全部《礼古经》的可能性极小。故所谓“又立……《逸礼》”，当读如“又立……《礼古经》”于学官。

      要言之，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时，所谓“礼经”，只有今文《士礼》。至汉平帝之时，古文《礼古经》也得以立于学官。无论《后氏礼》、《大戴礼》、《小戴礼》，抑或《庆氏礼》，皆以高堂生所传之今文《士礼》为其经文，区别仅在编排的次序与解说。至于《礼古经》，则不仅经文文字与《士礼》不同，内容也多出三十九篇。《礼古经》立于学官之后，想必亦当有讲章、注释之类，无奈史册失载，未可得而知其详。西汉称之为《礼》或《士礼》者，至东汉之末而有《仪礼》之称。至隋唐以降，《仪礼》之名后来居上，成为普遍流行之称谓以至于今。

      《汉书·艺文志》于“礼”部之下首列“《礼古经》五十六卷”，其次列“《经》十七篇，后氏、戴氏”，再其次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

      中华书局标点本排作：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把《礼古经》与《经》排在一行，欠妥，当作如下分行为是：

“《礼古经》五十六卷。

“《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