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5 礼

3.5.4

      《汉书·艺文志》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王莽即位为新朝皇帝之前，曾握汉之皇权，号称“居摄”。所谓“王莽时”，指王莽居摄之时？还是登基称帝之时？史料缺如，无从考核。博士的设置，权在天子，刘歆不在其位，不得设置博士。所谓“刘歆置博士”，指王莽接受刘歆的建议而设《周官经》博士？还是刘歆奉王莽之旨负责着手设置《周官经》博士？也无从确知。

      所谓《周官经》，当是《周官》立于学官之后的尊称。关于《周官》的来历，《隋书·经籍志》有如下记载：“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及（“及”字衍，或当作“人”）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

      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唐贾公彦《序周礼兴废》引《马融传》曰：“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

      由此可见，《隋书·经籍志》所载，基本出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与马融《周官传》。然则马融与陆德明又从何而得知其详如此？考之以史实，出自道听途说的可能性极高。何以言之？原因有三。

      理由之一，有关《周官》之说一概不见诸《史记》。

      理由之二，《汉书》言及《周官》者仅有如下两处。

      其一，《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其二，《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两处皆无李氏献书之说与以《考工记》补足之说。此外，《汉书》刘歆与王莽本传皆无刘歆立《周官》博士的记载，《汉书·艺文志》“王莽时刘歆置博士”一语意义又欠分明，是否可信，亦未尝不可质疑。

      理由之三，除《史记》与《汉书》之外，并无任何出土文献足以弥补《史记》与《汉书》之缺。

      《周官》的来历既然可疑如此，王莽又处处以周公再世自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从而断言《周官》乃刘歆为王莽之篡位改制而捏造的伪书。康有为之说固然言之成理，然而缺乏证据，只能视之为一家之言，未可信为定论。要言之，以为《周官》出自周公之手固然不足信，以为出自刘歆之手，亦未足信。或以为成于战国之末，也是猜测之言，未若以“来历不明”四字概括之为宜。

      《周官》在后世又称《周礼》。称《周官》为《周礼》，始见《汉书·王莽传上》：“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 ……”’”

      不过，这样的称谓似乎未曾在东汉流行。《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皆东汉之时《周官》并不称为《周礼》之证。检阅《隋书·经籍志》，亦无《周礼》之名，所录马融、郑玄、王肃、伊说、干宝等人之“注”以及崔灵恩之“集注”，皆作《周官礼》。《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颜师古注曰：“即今之《周官礼》也。”皆隋唐之际习称《周官》或《周官经》为《周官礼》而不作《周礼》之证。《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沈重《周礼义疏》、贾公彦《周礼疏》、王玄度《周礼义决》等。三书名中之“周礼”，则皆指马融、郑玄等所传之《周官》而言。由此可见，《周礼》之成为《周官》的通俗称谓，当始于唐。

      以内容观之，所谓《周礼》，只是对官制的记录。迄今为止，并无证据证明所录者曾经于周代付诸实行，很可能只是一种未曾付诸实行之方案或者理论。无论为何，也无论是否出于刘歆或其他后人的伪作，皆与“礼”之本义以及自秦汉以来对“礼”之曲解无关，称之为《周礼》远不如称之为《周官》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