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去过一次四川丰都。一进入鬼蜮，阴风阵阵，人影绰绰。迈过奈何桥后，十八层地狱就展现在眼前：人间说人长短，议人是非的，舌头被小鬼用铁钩勾出来，割掉，塞进去，再勾，再割，伴有配音的惨叫；人间偷东偷西的，剁手剁脚；偷人犯奸的，腰斩；杀人放火的，油煎；最恶心的是上磨，磨成人酱，小鬼撮起，倒进磨盘再磨。

真是白着脸进去，绿着脸出来。同行的人问我，是否吓坏了。我说地狱没什么可怕的，只是觉得能想出如此多酷刑的人挺可怕的。

也是多年前，看苏童的《米》。一个逃荒要饭的，几乎就成饿殍了，被米店老板收留，幸存下来。老板也不是完全善心，捡了个只管饭的劳力。但这个人，后来逼死老板，强娶老板的女儿，霸占了老板的产业。生了一儿一女，十岁的哥哥只因六岁的妹妹告发了他，用首饰换糖吃，就把妹妹骗到米囤里，生生把妹妹闷死。通篇都是心理变态的人。主角是，配角也是。看完后压抑的很，觉得人间真丑恶。他的其他小说，也都心理变态的居多，但此篇尤甚。从此不再读苏童的任何作品。

余华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许三观卖血记》，感动的我稀里哗啦的。一方面是他的故事，一方面是他的功力，用细小的情节表现出一种大爱，一种人间的温情。但他最近的《兄弟》，就表现出一种残忍，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冷血和变态。

刘震云，我认为是个大家，他的《1943》，《一地鸡毛》，等，富含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他用洗练的笔触，描写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在你深有同感的时候，还有一线光明。

可是看了他的《新兵连》后，就怀疑这是刘震云的作品吗？难道现在中国的作家比着赛地看谁的作品更阴暗，更残忍，更变态吗？

和莫言相比，我觉得严歌苓更应得诺贝尔奖。她的《第九个寡妇》，比莫言的《丰乳肥臀》更给人希望。作家是干什么的？是翻找人类的伤口，炫耀里面的蛆虫吗？

莫言的《丰乳肥臀》里的主人公，是“我的母亲”，和八个不同的男人生了九个孩子，八女一男。没一个是她丈夫的。八女分别嫁给土匪，伪军，国军，共军及老外，被收养，被卖成妓，残疾自杀。男的有恋乳癖。莫言想用八女的命运来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各个层面没一个好人，全都那么残忍，阴险，固执和愚蠢，各个面目可憎。“我的母亲”，即无正义感，也无道德底线，除了护犊，看不出母性的善良和正直。在她愚蠢地坚持逃入战场后，炮弹将两个孩子炸死。她“捧起一大把土挡住孩子汩汩流出的血，但马上就渗透了，她无望地又捧一大把土，但肠子仍像蚯蚓一样，从混着血的土里，钻出来。。。。。”而另一个人，被日本人的坦克“碾成了泥”。。。。她和她的子女关系也很诡异，当她阻止六女嫁共军时，六女说，我亲眼见你打死奶奶，你不拦我，我权当没看见。母亲无语（这都什么人那）。

我知道他得奖的作品不是《丰乳肥臀》，但我觉得《丰乳肥臀》代表了他的写作模式和层次。他的“我的母亲”，暗喻我们的母亲，率领我们民族经过战乱，灾难，死亡，生存下来。但却是丑陋，卑贱地生存下来，让人看不到生存的乐趣和美好。如果作家只是罗列，或有技巧的罗列我们民族的伤疤，把我们民族经历的痛苦算在母亲和民族本身的弱势上，一是有失公允，二是失德。作家，在使用你自己民族语言的时候，应有起码的良心。不能把自己阴暗的心理，用你们的名气，你们的话语权，强加到我们民族的头上。

莫言获奖，是让中国人高兴的事。但看了他获奖的东东，就不会那么高兴了。中国人应该别把诺贝尔奖当回事。用中国人的大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几个人评出的，不见得是大家喜欢的。几个人的口味，不见得就多高雅，多伟大。

有个人针对莫言获奖，说“为什么说人一句好话就那么难”？

不难，我们一直在说好话，这些好话，激励着我们的子女成长，润滑着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鼓励上司对我们的提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只是希望：作家们也能为我们民族说几句好话，中国人那么丑陋？方显你们伟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