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5)

解释一下“十五年战争”这个名词。日本人是把上次的战争分为两场战争的，一场原来是叫做“大东亚圣战”，输了以后叫“大东亚战争”。再后来美国人不准那么叫，就跟着美国人一起在正式场合叫“太平洋战争”，但私下还是叫“大东亚战争”。那是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开始算的，也有人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算，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另一场战争一般叫做“15年战争”，指的是从1931年9.18开始的侵华战争。老冰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八年抗战”，怎么比日本人还少算了7年？那七年在干什么？如果没有“支那事变”（日本人对“7.7事变”的称呼），中国还会不会抗日？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9.18”，而是在“7.7”以后，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反对扩大战争，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反驳说“我们就是学石原先辈的做法，有什么不对”，这才出了名。
但是在谈石原以前，还必须再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去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佃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36，7岁的自命在未来10年到十五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的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亿万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消除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和“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相比，“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但是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叫“一夕会”的组织，石原莞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先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三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楣，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愤青作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愤青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愤青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老毛子。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老毛子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老毛子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2.26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2.26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个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愤青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洲生命线”。
“满洲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个“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人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石原还有一点邪门的，他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的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面说过有一批关东军的参谋们正忙着为总理田中义一挖坟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陆大12期）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张作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的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抽鸦片的小流氓。那个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过来了，他如果会去管正事的话那母猪都会上树了，还嗖嗖的呢。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下命令的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具体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叶会”的积极成员，他就没有想过对“二叶会”的狐群狗党们隐瞒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这毕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会不会被认真追究他也没底，更要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荒木贞夫和“二叶会”的成员们都知道实情的真相。
田中义一当然也知道了。怎么说人家是首相，陆军还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发现那保证兑不了现了。
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它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大日本帝国陆军。
这下田中抓了瞎。

田中一看风声不对，就又跑到宫里和天皇说：“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这下把昭和天皇气得不行。天皇也有天皇的消息渠道，再者前几天你田中不刚刚来汇报了吗？一下子那他就给轰了出去。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后来败战时的首相）说田中说话前沿不搭后语，看到他就烦。铃木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就批发给了田中。
田中这一下可慌了。不管天皇的位置怎样，在当时一片“皇国论”的历史背景中，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了蛋了。好说歹说，请铃木给美言几句，求天皇再给个机会，能让他把话给圆过去，但是给铃木一口拒绝了。这一下田中内阁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辞职。田中义一本人也于9月29日去见了天照大神。
田中义一的死，一般说是挨了天皇训斥，连惊带吓病死的。但民间也有一种说法，说田中是死在小老婆肚子上的。老冰总觉得第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第二种说法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为昭和天皇在开脱，其实是在主张天皇没干涉过政治的意思。
昭和天皇据说从这件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对国事发表过看法。因为内大臣木户幸一（后来的甲级战犯）警告过他，说这门“天皇功”你们家练了这么多辈了，不外法门就是装聋作哑，这现在老爷您可练得有点偏了，怎么把个当朝宰相给吓死了。从今往后，老爷您可得逼上您那嘴了。
昭和天皇呢，后来也确实没怎么多过嘴。就两次，一次是2.26事件时坚持要杀为首的叛逆，还有一次就是挨了原子弹以后，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两派又争执不下，最后来请“圣断”。昭和天皇选择了接受。
没多嘴是没多嘴，可也没有反对什么。说实话，天皇真要是反对，那谁也都玩不起来，所以战败以后，昭和天皇也是提心吊胆。昭和天皇倒也说不上是什么甲级战犯，但是真要是追究起战争责任起来，安个“不作为”的罪名，废了他，不让他们家接着练“天皇功”倒是完全可能。可麦克阿瑟不想废除天皇，蒋介石也不反对，加上东条英机和木户幸一（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帮着把罪名全接了下来，天皇也就平安无事了。
那边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也是谜团深深。下命令的到底是不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主谋真的就仅仅是河本？还没有其他“二叶会”成员和参谋本部的人参加？荒木贞夫真的是事后才知道吗？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河本们准备怎么办？有没有增援力量？这些都不知道。东京军事法庭也就是把皇姑屯事件往河本身上一推了事，但是号称是“陆军第一支那通”的第十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陆大29期）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
这位佐佐木到一在“南京攻略”时是第十六师团步兵三十旅团少将旅团长，在他的《佐佐木少将私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
其实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满洲情结由来已久。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儿玉源太郎的这句话，虽然被伊藤博文驳了回去，但意义是相当大的。它反映了日本陆军对满洲的固有看法，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日满一体论”的那种东西。日本陆军认为，使他们跻身于现代军队行列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满洲打的，所以满洲应该是“他们”的（是不是“日本”的倒还是其次）。从大正到昭和，日本陆军的政策像万花筒似的乱变，但唯一从来没有变过的的就是满洲政策。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则是为这种垂涎或者情节提供了理论根据。
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大作退出现役后，还是在满洲混。先任“满州铁道”理事，后任“满洲炭坑”理事，负责帮关东军的后辈参谋们挣钱。什么意思？石原们搞满洲事变的经费几乎都是河本给的。1942年以后受第一军（当时司令部在太原）参谋长花谷正（陆大34期）的邀请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一直到抗战结束。
这个花谷正也是关东军出身，皇姑屯事件两个月后赴关东军任少佐参谋。后来在石原莞尔手下混，参与柳条沟事件（9.18事变）。1955年曾经写过一篇《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9.18事变参与者自己写文章说明9.18事变，这是几乎唯一的一位，那篇文章里谈到了搞阴谋用的资金来源：“因为有河本前辈，用钱根本就不要考虑”。
抗战结束后河本没有回日本，而是继续在山西活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受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蒋介石之邀还是受阎锡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顾问。河本那个最高顾问可不白干，他帮阎锡山挽留了一半日本人雇员约1200人继续工作，待遇不变。一直到49年共产党来了才把他抓了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当然就是审判肯定也是从宽处理。
但是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朝他们的期望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二流子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还不如不干。
但老冰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50万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再说几句这个根本博中佐吧。古宁头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在金门岛上还有几位旧日本陆军军官，原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和吉川源三中佐（陆大49期军刀组，第六军参谋）等7人。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是给传媒捅了出来，这还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战争”，又去干涉中国事务了？在野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了质问，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还在国会专门为此事作过答辩。所以台湾有人把根本博称作古宁头的英雄，古宁头战役的结果，是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分了开来。所以也可以说皇军参谋们也是造成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睹，这也就是老冰坚持认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大帅，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那位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泡妞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还记得那“巴登巴登的四人帮”吗？）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老毛子的28公分大炮那么大，24公分。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单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办。没准那位少帅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当回事，可能会想是不是日本朋友准备给他讨小老婆时放礼花助兴用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还总算还没有彻底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三千七百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脸皮厚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时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会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十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五千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老毛子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要拼命关东军也打他们不过，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叫“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9.18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老毛子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他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这位建川是个牛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2.26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就两杯就醉了？那的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幽默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的这种特征。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死匹的我也给她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那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他娘的，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