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8)

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就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战败处理时什么事没有。

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陆大30期），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陆大28期军刀组），关东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陆大28期）被转为预备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稻田正纯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被调到武汉的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

辻政信被调到了冈村宁次手下。

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你要是以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错了。第二年（1940年）辻政信就在冈村宁次手下荣升中佐，被调到台湾军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称为“作战之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辻政信出身于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陆石川县，除了参加过上海事变意外，基本上是在关东军混，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这次在台湾和林义秀大佐（陆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来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作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这本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解说的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说是说共著，其实倒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辻政信可以说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陆大27期军刀组），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陆大32期），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陆大36期军刀组）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辻政信作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作战参谋，在攻占新加坡以后，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幸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连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连队将手里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第141连队连队长今井武夫大佐（陆大40期）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进行的汪精卫工作，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给在溪口操办了一次蒋母的祭典，并且给前来奔丧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在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往南京。

在南京干吗？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他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测是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去找传说中的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的“山下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没死？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

辻政信讲完了，还有一位诺门坎的领头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后再来说那位吧。

诺门坎一战，皇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算交了学费，但是这些参谋们是不会长记性的，后来还是琢磨着要去打俄国人，那事以后再说。

可这时大陆战场怎么样了呢？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你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就知道皇军们又多猖狂了：“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九月进行的武汉作战，日军胜利了，占领了武汉。在同时进行的广东作战中，日军又于10月21日控制了整个广东。

可是，国民政府还在，蒋委员长还在。虽然打得非常惨，有时都不能叫作战，几乎是单方面地被屠杀，但是中国军队（无论属于什么党派）还是在抵抗。无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社会都只认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那些皇军们，是真正陷进泥潭脱不了身了。

到这时皇军参谋们总算想起来老祖宗儿玉源太郎大将的一句话来了：“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这时候想要结束战争了。因为不结束不行了。为什么？只要看看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军的战死和战残（无法重返战场）的人数就知道了：

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1941年：4.1万人。

这段时间内日本陆军的全部兵力是70万人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

山梨县有一个连队（团），战争开始就拉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就报废了一半，给打残了，只好拖回国内休整重编。好不容易重编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精锐部队拉到南洋去了，又把这支半残废的部队送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又是60%的损失出来了。又残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打呢？很简单，赌徒心理：总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迹。就昭和军阀来说，总希望“再来一击”，把蒋委员长打惨了，蒋委员长就肯投降了。他们也就能够从这个泥潭里面脱身出来了。股票市场上也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手里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舍不得割断，总梦想有一天会涨起来。其实那把股票早已经破产了。

而蒋委员长呢，和日本人的谈判其实断断续续倒一直在进行，但是从来就没有准备过投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从武汉迁到重庆。蒋委员长还放出话来，实在不行，就是迁到印度的加尔格达组织流亡政府也决不投降。虽然屡战屡败，但还是屡败屡战。

时代变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辫子军进关的时代了。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军阀就是找出100个汪精卫也没有用。国民政府手里有最狠的武器：国际支持。蒋委员长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战的算计就在这里：怕美国置身中立。当然美国没有置身中立对日本人也有好处，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成不了第二个满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陆军呢，这时陷在石原莞尔早已预言过的大陆战场，狼狈不堪。

南京沦陷以后，东京一片欢腾，日本人提着灯笼，在皇居（皇宫）前面游行，站在三宅的参谋本部阳台上都可以听到“万岁”的欢呼声。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那儿留下来的都是石原莞尔的亲信。在阳台上站在薙仁亲王边上看游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还记得石原莞尔的9.18事变吗？）对薙仁亲王说：“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

薙仁亲王没啃声。

今田新太郎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日本军阀其实心里面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战场撤退，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但是邪门的是，它倒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没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独裁者。即使是在东条身兼几乎半个内阁的时候，塞班岛一败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说随便是哪个个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是官僚的国家。你只要看看这次日本的经济危机居然能持续达15年之久这件事就能够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了过程了。

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并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其实并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说这场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体怎么个不打法，却又人人都有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总论赞成，各论反对”。小泉纯一郎搞邮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样：不反对你改革，也不反对你改别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当时的大陆战场也是这样：不能再打了，或者别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这里再打一下蒋介石说不定就会投降了。

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总务部长神田正种少将（陆大31期），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陆大32期），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陆大31期首席），陆军大臣佃俊六大将（陆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几中将（陆大30期），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等九人，会议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再打下去，连里子都快没了。

但是，历史的车轮既然滚了起来，而且是在朝着彻底碾碎大日本帝国的方向滚动的话，那么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统帅的“皇军”，还有一批无能而又狂妄的皇军参谋们，在这些因素彻底消失以前，战争不会结束，而他们在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注定了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军队一定要灭亡，所以它没有见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资格。

这不，刚刚还在垂头丧气的皇军参谋们，又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气宇轩昂了。

出了什么事？德国有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在欧洲打起来了。

先得把日本陆军和德国的渊源及其日本陆军怎么上的那辆轴心国战车说一下。日本陆军亲德，原因有相当多。从一开始建设近代化陆军时山县友朋，桂太郎等从普法战争的结果就决定下来了要学德国，后来请来的陆大的开山教头梅克尔少校也是德国人。

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原因，日本陆军里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爬上去，而陆大毕业生里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大多数。日本普通中学的外语是英语，而陆军幼年学校的外语是德语，俄语，汉语三者选一，就是说陆军幼年学校出来的人不懂英语。

而所谓“军刀组”（毕业成绩前六名）更是几乎为幼年学校毕业生所垄断了。军刀组毕业，有选择去留学的特权，那些人很自然地都选德国，没语言障碍嘛。你看东条英教，石原莞尔他们全是留德的。到后来陆军三大衙门（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几乎成了留德派的天下。

嗯，那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输得那样惨，就没有让皇军参谋们产生一点怀疑什么的？

日本陆军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是很重视的，专门派过人去调查。但不派还好，一派就更亲德了。

怎么回事？一次大战德国惨败，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他们在德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堂堂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居然找不出一张像样的椅子来请他们这些客人坐。但是装着假腿，假眼的德军参谋们就在那儿站着办公，站在那里从零开始准备复仇。怎么不让这些皇军参谋们感动？

在东京军事法庭法官们最后的死刑投票时以六票对五票侥幸逃离绞架的当时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中将就是这么一位。

大岛浩在陆大的成绩一般，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德语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完美无缺。他老爷子大岛健一是做过陆军大臣的，明治23年（1890年）开始在德国留过四年学，大岛浩从小在家就说德语。

一般说来是“驻德大使馆武官”对不对？当时日本可不一样，叫“驻德武官”，和大使馆没关系，是参谋本部派出去的。连办公室都不在一起，陆军有陆军武官处，海军有海军武官处，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这么邪门？嘿嘿，“统帅权独立”，不归你政府管。大岛浩没事带着手下20几个人去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德国歌。大岛浩的嗓子一般，但是据说唱歌的韵味特别足，尤其是德国歌。手下人评价：“与其说大岛少将是日本人，不如说他是德国人”。

大岛浩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正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是慕尼黑贵族出身，两人极为投缘，没事就往一块凑。但两人的秘密会谈纪要全部毁于战火，要不然大岛浩可能逃不过绞刑架。

这不，大岛浩传回来的消息是德国人说想把原来的“德意日共同防共条约”再强化，加进“对任何一国的侵犯都认为是对其他过的侵犯。。。。。。不单独媾和”等条款。提示的价码是从国民政府撤退军事顾问，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

政府方面坚决反对，理由太简单了：这不是什么防共的政治同盟了，这就是军事同盟。本来就想利用那个协定去牵制一下苏联，现在成了和德国意大利联合起来和美苏英法真打了。所以1939年1月10日开始，平沼骐一郎内阁开了好几次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米内海相，山本五十六次官和井上晴美军务局长代表的海军是坚决反对，板垣陆相代表的陆军是坚决支持，而平沼骐一郎总理则不知道是什么态度。一直拖到6月3日的五相会议上，才大家都同意不干了。

空口无凭，画押为证。五相都画了押，当然也包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这边刚画了押，板垣就反悔了。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劈头就说：“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

咦，这就变卦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了。

呆了半天，大藏大臣石渡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三国和英美苏法四国开战。而一旦开战，80%是由海军进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苏法海军开战，我们有多大胜算？”

米内海相的回答简单明快：“没有任何胜算，首先日本海军就不是为了和英美打仗来建造的，但要是和德国意大利打的话，倒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还在扯着特别具有日本特色的皮，那边来了个晴天霹雳。8月21日深夜，里宾特洛甫给大岛浩打了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

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当时大岛浩退出了现役，干脆当起大使来了）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当时正是诺门坎战役的关键时候，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

平沼骐一郎内阁这就到了台，日本陆军更是从上到下一片心灰意懒，大岛浩也灰溜溜地辞了职，回家看孩子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有人说一声“撤了吧”，大家也就全同意从中国大陆撤军了。

那为什么又没撤呢？

为什么又没有撤？那是因为到了1940年了，希特勒在欧洲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4月9日占领挪威，5月10日同时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月末把英法联军赶到了敦刻尔克，6月14日占领巴黎，6月17日法军投降。

这下皇军们又有了精气神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可不能误了班车”，等希特勒把全欧洲都拿下来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得赶快行动。

怎么行动？当时说实话那拨参谋们还真没有想到去打英美，实力差是明摆着的。当时想的还是去打苏联。

不是接连碰了两次壁了吗，怎么还是不长记性呢？很简单，日本人的机械式思维，有记性也无用。他不在那里反共吗？就认为是人都会或者都得反共，只要皇军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苏联人就会欢迎他们。

那上两次不是输了吗？他不这么想，他想的是上两次是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是因为军部采取的不扩大方针，不让他们打。如果放开手让他们打，还会打不过俄国人？三十年前不就打赢过他们了吗？

这次是东条英机想打了，那会儿东条正当着陆军大臣。有人可能会说，怎么这个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倒不是第一号战犯，第一号是荒木贞夫，那是按姓名的罗马字拼法的字母顺序来的）到现在才刚刚出来？早出来不了，这位实在太不引人注目。

他爹东条英教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的首届首席毕业生。可是这位呢？不但没他爹那么聪明，简直就是笨蛋一个。考陆大考了三次，要不是有个有名的老爹，估计那连队长也不会让他成天什么活不干去准备考试了。可能一家人的智商也是个零和关系，老爹多拿了一点，儿子就只有受穷了。

在校成绩也不用说了，一塌糊涂。毕业后一开始是不起眼地慢慢混。“满洲国”后的1935年当上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以后就加速了，1937年当上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就当上了陆军省次官，从1940年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开始担任陆军大臣，到1941年10月就出任内阁总理了。

也不是说东条英机一无所长，他也有一项长处，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受天皇召见时，无论让他在接待室等多久，他永远是一手扶军刀，一手端军帽，保持立正姿式。一直听到让他进去，这才蹬脚起步。笔者看过不少东京审判的照片，在休息室休息时，别的战犯们抄手架二郎腿什么姿态都有，就东条英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双手付膝，像小学生似的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可别小看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人最讲究这个，尤其是军队。所以别看他照石原莞尔说起来“也就配当个上等兵”，就凭着这个功夫，加上老爹的名声，一步一步也混了出来。

看东条的履历，发现1937年以后他跳得特别快，几乎一年一个台阶。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委谈判对手”的声明，当时的参谋次长（从1931年12月到1940年10月的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那是个摆设，参谋次长倒是在行使参谋总长的职权）多田骏是反对这一声明的，但是挡不住战争扩大派的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的鼓噪。近卫文麿本人呢，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派，一会一变，这不，又变成慎重派了。想把广田和杉山换掉。

广田好办，可杉山大将就不好办了。近卫就去找天皇，说想用板垣征四郎换掉杉山元，天皇也同意了。那边的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坐不住了，陆军省当时正在和参谋本部为了策划武汉作战和广东作战吵得厉害，他们怕板垣上了台干脆和多田骏一起中止这场战争。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找个扩大派的来牵制板垣，这人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

杉山元就去找天皇，说要让东条英机当陆军次官。天皇一听傻了：这是什么事？陆军大臣都还没有最后定，怎么就有人赶着送次官来了？这东条英机是什么人？

天皇这就注意上东条英机了。

东条当上了陆军次官，和多田骏意见不和，弄得省部关系挺僵的，板垣就想撤了他。可东条说：“要撤一起撤，陆军省换次官，参谋本部就该换次长”。

其实这话是犯上的，多田骏是参谋次长，可是参谋总长是泥菩萨皇族，那参谋次长就是总长，这事谁都知道。

到了1940年，由于米内光正首相坚决反对扩大战争，又被陆军罢了工。陆相佃俊六辞职，陆军不出人当陆军大臣。由于“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已经被广田内阁复活了，这一下米内光正内阁只好总辞职。

谁当下任首相还在扯皮的时候，佃俊六又跑到天皇那儿去上奏了，说下任陆军大臣应该由东条英机来当。天皇这下可真的要昏过去了：怎么东条的名字一出来，就肯定是荒唐无稽，不合情理的？这不，首相还没人肯当呢，就有人巴巴的来送陆军大臣了。

为什么东条在主战派之中会有如此人望？东条为了弥补他人笨这一缺点，不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说话还有个说相，总想弄个表现好。只要他一开口，那肯定开打。

1928年3月1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们组成的“木曜会”召开第五次会议，由铃木贞一主持，参加的有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根本博等人，内容是由根本博作满蒙形势报告。在讨论时，陆军省的东条英机中佐就发言说:“为了帝国的自存，必须在满蒙确立完全的政治权力”。在回答“确立完全的政治权力是不是意味着‘夺取’”的质疑时，东条回答说：“是的，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必须确保满蒙。这样会和苏联的南下政策冲突，可能引起日苏战争，这时候中国可以作为兵站，同时准备和美国的战争”。

嘴够硬的吧，这号人物当了陆军大臣，能干出什么事来呢？

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在此之前的7月15日，陆军提出了《伴随情势的推移的时局处理要纲》要内阁承认。

这个要纲有些什么内容呢？

1．支那事变的彻底遂行。

2．南方进出。

3．缔结德意日同盟条约。

组阁后的第四天，就只花了三个小时，近卫文麿内阁就通过了这个“要纲”。都没有经过讨论，更不要说争论了。

那么一直被人看作刹车的海军呢？

当时近卫首相问了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中将：“海军不是一直反对三国条约的吗？怎么这次又赞成了呢？”

丰田中将的回答是：“海军实际上现在还是反对三国条约的，但是现在国内局势已经不容许海军继续反对了，所以海军只能赞成。”

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在战后东京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说：“如果当时海军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来反对国内澎湃的支持轴心国的舆论，只会进一步加强对立，因此在内阁会议上我作为海军大臣的回答是‘海军提不出别的名案来打开局面’”。

其实海军的情况并不仅仅是这样，当时亲德的海军军官也为数在与日俱增。海军的开站呼声已经快赶上陆军了，海军的变化以后再说。

德国到底出了什么事呢？1940年7月2日，希特勒决定在取得制空权后，对英国进行登陆作战。7月16日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到八月底，德国集中了2669架作战飞机开始了英吉利海峡空战。

空战进行了两个多月，结果是德国非但不能取得制空权，反而在9月15日英国空军对集结从法国布列塔尼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各港口准备用来在英国登陆用的船只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所以在9月17 日希特勒不得不决定进攻英国的“海狮作战”延期。10月12日正式决定了“海狮作战”延期到第二年春天。实际上就是已经承认了对英国无法进行登陆作战了。

可是希特勒得把事实瞒着傻日本，于是拉日本参加三国同盟的工作也就更加起劲了。而日本的陆军的省部和一部分海军到1941年初夏为止也拼命相信德军一定会在英国登陆。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大佐在其起草的《目前形势下帝国海军应该采取的态度》中就明确地以德军在英国登陆胜利作为前提。

所以1940年9月27日正式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同盟条约。亲德派终于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被松冈洋佑外相一忽悠，那个大岛浩又去德国当大使了，还是让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给里外涮的锃亮。里宾特洛甫说一句：“希望日本军队进攻新加坡”，大岛浩就赶着到处找门路帮场子，希特勒说一句：“德苏关系不好”，大岛浩就赶着往回传达。大岛浩发回日本国内的电报也和以前一样，都是些“德军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等老八股。

但这些老八股那些皇军参谋们信，大家都觉得再不赶紧开打就太晚了。正好这时（1941年6月）希特勒又突然开始了“巴巴罗夫作战”，进攻苏联了。刚开始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进出如无人之境，怎么看怎么觉得希特勒绝对要赢，这边皇军们也要和德军们来一个“东西夹击”，把苏联灭了他。

于是，1941年7月7日，德苏开战的十天以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就搞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可不是一般的演习，那这是一场战争？也不是，是一个大笑话。

这是一场动员演习，当时日本还没有动员制度，不是要去打俄国人吗？俄国人的远东军可有100万人呢。那么据说是要去打这100万苏联远东军的关东军呢？只有25万人。经过张鼓峰和诺门坎，可是再没有人敢说“皇军以一当十”的胡言乱语了。

演习操盘的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陆大35期），他算来算去需要85万人才能打俄国人。85万人怎么打100万人呢？田中新一用的是日本特色算法：希特勒不是在西边打了吗？苏军得抽兵回欧洲，那时候他就可以乘机了，所以有个85万就可以应付过去了。

那么实际上到底动员了多少兵呢?好歹动员了74万，不过里面可有10万人连武器都没有，徒手兵。可不是嘛，几十万条吹火棍都不是那么容易凑齐的，更不要说几十万条步枪了。

天皇在一边看这就纳闷了，这几十万人在那儿干吗？真的又准备打苏联了？西伯利亚出兵，张鼓峰，诺门坎真的全忘了？就问东条了：“和苏联开战的目的是什么？”

东条中将的回答让天皇目瞪口呆：“现在开始考虑”。

既然天皇好像表示了不满，那就算了吧，8月9日参谋本部决定演习结束，可是人家俄国人可没把这真看成是演习，哪怕西边再吃紧，远东军就是不抽一兵一卒，这一下大本营倒真没了戏。

一直到希特勒兵临莫斯科城下，而朱可夫也判断出日本陆军不会进攻苏联时才率大军西上解莫斯科之围。

这时候苏联远东军倒真有点兵力不足了，可是季节已经是11月了，关东军在11月无法作战。这时候皇军可是真下了决心了：明年，明天开春，1942年4月一准打苏联。

说第二年开了春打俄国人去，可开了春打不了了，又出事了，这次是出在越南。要讲清楚这件事，还得从昭和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三件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开始讲起。

如果说昭和军阀们辛辛苦苦忙到现在还是刚把自己领进了棺材的话，那么这次可是开始在自己的棺材上钉钉子了。

1940年6月17日法国投降，成立了维希政府。皇军们又开始做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