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6)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看着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迷，因为森络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30个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5.15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战后给蒋介石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他了，用不着田中帮忙。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武藤章将来会讲到，确实作为甲级战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六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五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军人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其他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了呢？
“9.18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进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伺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后来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老毛子抓到苏联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坎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看谁犯了哪一条，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估计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的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老冰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吓出过一身冷汗，因为太现实，太可行了。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老毛子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老冰在研究这些资料时不止一次这样感叹过。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这位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开战前后的首相，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牛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秃子，这位则是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一个高个，特潇洒。哪位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要酷的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是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举动吧。
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这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人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可以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仲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描写“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件事的吧：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北京驻在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
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这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7．7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开年就是“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接下来的是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据说原来是想让近卫文麿组阁的，但是近卫推病拒绝受命。广田只好出来组阁，这一组就把他自己给组上了绞架。
广田一开始提出来的阁僚名单，受到军部的坚决反对，说都是一帮子右派人士，不行。军部反对主要是外相候选人吉田茂（后来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现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姥爷），但当时“军部大臣现役制”已被废除，光靠不派陆军大臣还卡不住广田。怎么办？
军部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军刀在组阁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整个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让咱哥们爽了，你也就别想爽。
这个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而让英国人谈之色变的山下奉文大将是陆大28期军刀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对英国远东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谈判时说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后来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被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这句话——威胁战俘。
这个28期是陆大毕业生里最邪门的一期，败战时自杀的的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大将，第11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等三人，被远东军事法庭以甲乙级战犯罪名处决的有第7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55军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等5人，在陆大各届毕业生中为冠。尤其六名被处决的军人甲级战犯中，这一届就占了两名：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
后来广田内阁成立，首先干的就是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也是广田弘毅上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绞死广田主要理由是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这是日本走向轴心国的第一步。
那个协定是当时的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少将（陆大27期，后为甲级战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装着天真地说：“只是几个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紧吧？”，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去见广田首相。广田一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还是异想天开，想画蛇添足，说：“既然防共，何不劝英国人一起来来参和参和？”
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老冰也不止一次被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弄得啼笑皆非，前几年有一次香港一批活动家“登钓”，后来还死了一个人。有位日本哥们就很郁闷地对老冰诉苦：“不是说是‘民主派’吗？怎么还和日本过不去呢？”弄得老冰当时晕倒。
还好当时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没事去瞎想老母猪会不会上树，但真要和老母猪去商量怎样上树就似乎有点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开叫嚣反英反美的，你和他们搅到一去还能有个好？还更不要说把英国人也拖到什么“德日共同防共协定”里面来了。结果派去说服吉田茂的驻英副武官辰已荣一中佐（陆大31期军刀组，以后做到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不但没有能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给说服了。
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后来广田弘毅被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后来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在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备。那位要说老冰会不会太夸大，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嘛。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言归正传，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嘿，拜拜了您呢，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老毛子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老毛子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八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老毛子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在呢。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9.18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8.13事变的那位，也是现在中国电影《东京审判》中拼命在树立其“高大形象”的那一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一个“7.7事变”。

“7.7事变”的主谋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连队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7.7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利用中日双方的械斗，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后来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说不定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也不一定。就放了他
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15军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牟田口廉也”这个字在日语中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