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7)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国府要人对其敌人的无知到了如此地步，后来败于共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所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了。

其实日本的“不宣而战”倒与“光明正大”没什么关系。包括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乘早“化剑为犁”回家种田是正经，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大本营”也就不要了。但近卫文麿首相还是想要个“大本营”，并且自己也要参加，说是这样可以军政合一，便于战争指导。

参谋本部就不爱听了，本来就是不敢说“战争”这两个字，怎么你还要去指导那个倒霉“战争”呢？但是想想没了个联络机关，办事也确实不方便。就把《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了一下，说是“在并非战争而只是事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第三次大本营。组成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加上陆海军大臣这两个人。那么首相呢？不要，现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时代了，首相算个鸟。

所以这次的大本营和前两次的大本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国家意思决定机关。所以又出来了一个“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来协调政府和大本营的关系。

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按说没必要协调哇，不是有所谓“御前会议”吗？怎么不能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呢？原来的所谓“御前会议”就是大家吵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到天皇那儿去请“圣断”的意思。可现在军部越来越牛，谁还敢和军部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家意见一致了，去告诉天皇一声的会议。可就告诉天皇一声，没必要劳民伤财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的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坎》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共匪，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冰冷雨天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就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了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嘛就干嘛。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钱用到哪儿去了没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几个反军的议员像中野正刚们老是想查陆军的帐，陆军只要一句“国防机密”就能把这些讨厌的家伙打发回姥姥家去。其实呢？大量的军费被陆军用于政界，传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传媒人被收买，舆论就是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呼乱喊，全国不一块跟着发疯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在战后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谁也不想理解汉民族”。就连东条英机在被关进巢鸭监狱以后也说：“统帅权是个错误”。应该说，这些被起诉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诉定罪的战犯到最后还是知道了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的。

这个稻田正纯就是负责指挥台儿庄作战的。后来诺门坎事件是又是他首先主张动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后来这个责任被签署命令的板垣征四郎负了。任第六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时在新几内亚前线把7千航空兵扔在那儿自己逃跑从而有了个“逃跑将军”的匪号。终战时任16军中将参谋长，战后因“九大生体解剖事件”和“油山事件”被美国人作为乙级战犯起诉，但还是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那两起都是虐待美军飞行员战俘事件，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发了疯，把轰炸日本时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战俘作了活体解剖。

连以跋扈，狂妄而著称的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都说：“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但这都是败战了以后说的话了。但在当时，那些参谋们可是正狂妄着呢。

能不狂妄吗？全面开战后不到1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中心城市几乎全陷于日军，而且皇军还在到处追着国军打。看起来日本军队不是“全面胜利”了吗？是不是“大日本皇军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样。“胜利”是对于目标而言，没有确定的目标，怎么判断“胜利”？日军参谋们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没人知道。

后来被认为是发了疯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也没有想过占领全苏联，还有一条所谓“最终到达线”的A-A线（丛南方的阿尔罕格林斯克连到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条直线），可是在打到A-A线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军的A-A线在什么地方？追着国军打，准备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已经在轰炸成都了？成都里最近的海岸的直线距离是1600公里！真准备追到成都去？是不是这些皇军们比希特勒还要疯狂？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现在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则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现在大陆也采用这种说法）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军阀到处私放红军，那红军能不能被赶到陕北还能够再讨论讨论。

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也不能不说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蒋委员长的是塞克特将军，担任过土耳其的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的总参谋长。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发动叛乱，而我绝不会发动叛乱”。蒋委员长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线就叫做“塞克特防线”，继任的是法肯豪森将军，这位很早就作过大清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教官，帮袁世凯练过兵的。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又参加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但是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国法国，打打黄皮猴子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高傲的条顿顾问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黄皮猴子们把条顿骑士们给研究透了。

还记得那个“巴登巴登密约”吗？那冈村宁次他们就是专门去德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老师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个当时的驻瑞士武官小佃敏四郎后来担任过陆军大学校校长，日本陆军的军事训练大纲就是他负责制定的，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战略战术教训总结得很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的。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了，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圈套，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的的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

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这样能不给阻击重机枪以密集靶子。大家看电影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一个鬼子军官指挥刀一举：“出击（syutsugeki）”，于是皇军们一拥而上。

那只是文学描写，其实战争中根本不是这样，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线”。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敬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有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日本陆军算是攻下了平津，攻下了京沪，可是战局怎样了呢？蒋介石坚持不投降，英美天天逼日本从中国撤军，占领区更是成了游击队的天下。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头？

先不要说什么时候是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知死活的参谋们嫌这仗打得还不过瘾，还在想法子扩大这场当时已经是烧遍整个华北，华东，华南的战火。

谁？还是关东军的参谋，辻政信少佐（陆大43期军刀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这次关东军更长出息了：要打苏联人了。

石原莞尔和辻政信，是人们在说起日本陆军参谋肯定要提起的两个人。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0多年，可这两个名字却没有被人淡忘。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说起那场战争，肯定要提起这两个人。对石原一般是在批判他策划“满洲事变”以后，再强调他反对扩大战争。而说辻政信好话的则是一个没有。

和大胆，冷静，会算计的天才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不同，辻政信则是日本陆军参谋的典型。除了胆大包天和石原莞尔一样之外，辻政信和石原是完全两种类型：狂妄，冷酷，好大喜功。

辻政信出身于一个石川县一个炭农家庭，幼时相当贫穷。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读中学，这才去考免费的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招生一直招到中学二年级，所以小学毕业能考上陆军幼年学校是很不容易的。

辻政信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以首席的成绩毕业，陆大毕业时也是第三名（前六名就是军刀组）。但是辻政信不是像石原莞尔那样的天才，靠的是用功。陆大三年，他几乎没睡过觉，每天仅仅就趴在桌子上打两三小时瞌睡。演习行军时，辻政信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再加一块砖头，练剑术时要在竹刀里灌铅，他就是这样一个精力过人的疯子。

陆大毕业以后，以辻政信的毕业成绩完全可以到参谋本部去任职，但辻政信的选择出人意料：去陆军士官学校当中队长（连长）。陆大的军刀组毕业，可以说将来铁定能当将军，所以来帮将军女儿们做媒的人踩破了门槛，但辻政信又是一次出人意料。他谢绝了所有人的做媒，娶了一个乡下邮电局长的女儿。

其实从辻政信的性格对这些惊人之举很好解释，辻政信的所有行为，仅仅为了引人注目。辻政信打仗总会选在什么天皇生日，皇军建军庆典日的时候，以引人注目。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这主要是由于辻政信很能收买人心。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最后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1944年，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布告，表彰获得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在布告里蒋委员长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说的其实是“拉孟守备队”和“腾越守备队”，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在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拉孟之战是最能证明日军“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的战役。谁把兵送到滇西那个根本就撤不回来的地方去的？还是那个辻政信。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辻政信：“在他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日本了”。

首先开始动俄国人脑筋的还不是辻政信，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动苏联人的脑筋的呢？当然首先从1907田中义一的“国防方针”开始，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假想敌就是就是俄国，到了石原莞尔这儿虽然给把第一位假想敌改成了美国，但是谁都知道这会儿跟山姆大叔要是干了起来那简直就是白给。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还是俄国。但是这次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这次皇军参谋们的动机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陆大35期），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陆大25期）和原来石原莞尔的部下们，也就是原来的战争指导课，现在随着石原莞尔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

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

参谋们是一直下克上，但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尾高这时候只好给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21期军刀组）发电报请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撤退1公里。

日军参战部队达到6914人，死伤1440人，两成的部队没了。所以这个停战协定对日军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参谋本部也就得出了结论：苏联没有和日本作战的意图。

第十九师团的自作主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师团长尾高龟藏作了个检讨了事。日本陆军有个人事惯例，进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这次是严重违犯军令也没事，因为总算达到了参谋本部的愿望，测试出了苏军的意图。

所以，参谋本部在8月22日开始了动员兵力达30万人的武汉作战。

但在辻政信眼里，这事可大大地丢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帮皇军找回这个场子来。什么苏军武器先进，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来，哼，全是无能的朝鲜军找的借口，这次让你们看看关东军的能耐。

辻政信在关东军中排名只是第7位的少佐作战参谋，可他愣敢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陆大21期）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里面的第四条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

一个是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正好就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陆大27期的，虽然不是军刀组，但也是第十名。做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苏蒙联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连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连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陆大38期）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时候关东军来了命令，让小松原重新考虑作战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么考虑的，不就四百人吗？再者说了，不是关东军军部说的师团长有权做主吗？于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参谋是怎么侦察的？对面是蒙古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连。领兵是一员名将，就是后来做到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

皇军能落着好？还是在随行的辻参谋的坚决督战下，总算把被苏蒙装甲部队包围全歼了的担任搜索任务的一个支队（大约有两个营）的尸体给抢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溜子在外头撞墙啦”的消息传到关东军部，引起一片混乱。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陆大40期首席，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充实关东军的）认为当时正因为天津的英租界问题在和英国人扯皮着呢，这事不能再扩大了。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参谋不服，直接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陆大27期，太平洋战争以后担任过香港总督，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军票”就是他发行的。因此战后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建议换掉23师团，改为由园田和一郎中将（陆大25期军刀组）指挥的第七师团上，一定要报仇。

矶谷廉介对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觉得动用一个师团，怎么着也得和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坚决反对，说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张鼓峰一样了，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去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商量。

要说这位植田谦吉大将后来因为这诺门坎事件丢了乌纱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见可太关东军了。“还是第23师团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就动员了十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约600人编成），火炮112门，两个装甲团的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俄国人了。

闹的这么厉害，中央省部当然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反对把事情闹大，首先当时内外蒙的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边界也随着势力的增弱而变化。那个诺门坎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说当时是趴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找这个“诺门坎”。为了那么个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当时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陆战场上，为如何解决大陆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皇军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几乎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投降的。英美又一声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求日本撤军，而且条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这种时候，关东军还要去和俄国人对练，那不是抽风是什么？

但是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这不是，陆军大臣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给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坎，皇军就成了俄国人的试验品了。

苏军光在诺门坎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伊-15换到单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97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

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连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而且射程比日军远的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精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办法：气球。但气球一上天就被苏联人打掉，最后就只能闭着眼睛瞎打，苏联人没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还死了不少指挥官。最后到7月25日，只好干脆把炮兵撤出战斗。

飞机呢？这么说吧，有人把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没有制空权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了诺门坎。说诺门坎把日本陆军航空兵给消耗完了。参战的“第二飞行集团”（就是原来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当时日本陆军就只有两个飞行集团，“第一飞行集团”还只是刚刚组建）几乎全灭，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人，而且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虽然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号称有六个飞行师团，终战时有16个飞行师团，但陆军航空兵的精英在诺门坎就已经给耗没了。

地面部队呢？就更惨了，死残，失踪达17898人，损失率达27.7%,连队长（团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连队连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辻政信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一般在谈到诺门坎事件的时候，总要说到日军的情报能力差。但是在诺门坎事件中，差的是日军的情报处理能力，而不是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陆军所说的不重视情报，情报来源不足什么的，主要是指英美情报。而对华，对苏，对德从来不缺情报，其原因以后再说。现在就说诺门坎事件吧，苏军除了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这种火力的运输外，没什么新的战略战术。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

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朱可夫就任后，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码要增援三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对关东军发出“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的警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这么狂妄，“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了他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