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草原

一个军刀组的精英参谋，本来前途洋洋。但是居然会作出使用特务学生，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事情。一下子就把辻政信这个“模范青年军官”的包装给拆的干干净净，被发配到第二联队去了。

从公众的注意中心，下士官和普通士兵的崇拜偶像到到处看白眼，这种人生的反差未免太大了，即使是根本不考虑别人想法的辻政信也受不了这种打击。这时候他甚至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但第二联队连队长横山勇大佐还是罩着他，不让他退出现役，还给没有正式职位的辻政信找了份活，让他负责联队年轻军官上课，进行战术教育。

俗话说“人以群分”。这位后来做到西部军中将司令官的横山勇也是和辻政信一样变态的人物。后来因为九州大学的美军俘虏活体解剖，吃美军俘虏的肝脏事件而被判处绞刑，没来得及执行，死在巢鸭监狱。

辻政信的失意继续了一年左右。在要留要走的选择中也一直在犹豫徘徊，“to be or not to be”，一直下不了决心。后来终于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团长东条英机，对东条诉说委屈。东条倒是能够理解他，也没把别人眼里的“卑鄙无耻”看作多大的事儿，但就是帮不上忙，因为东条当时也在走背字，都要发配到满洲去当宪兵司令了。

但是一年不到，师徒俩都时来运转了。1936年2月，发生了“2.26”事件，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在昭和天皇的坚持下，政变被迅速镇压了下去，同时统制派开始了对皇道派的大扫荡，叫做“肃军”运动。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2.26”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物几乎一扫而空。

扫空了皇道派，就得有人来填空缺。那时因为协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发动“9.18”事变有功而正走红的关东军第三课主任参谋花谷正少佐就想起来了这个都已经被人忘记了的辻政信。

那时日本陆军里拉帮结派像团伙似的组织不少。辻政信最早参加的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组织的“樱会”，跟着混了一阵以后觉得那帮说的比做的少，就退了出来，正好那时花谷正也在组织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陆大军刀组毕业生，辻政信正好跟着够资格跟着混，就这样花谷正记住了辻政信，在1936年4月把他给要到关东军来了。

花谷正负责的第三课是名义上是兵站课。日本陆军最不重视的就是兵站，按理说辻政信应该没有什么干劲才对，可是这次辻政信没有来得及发牢骚。花谷正在辻政信一到就召见了他，扔给他一大堆资料：“先看了再说”。

那都是“满洲事变”的有关资料。辻政信足足花了一个月才看完，看完了以后可是大长学问了，原来普天之下无奇不有到了这种地步。

“9.18事变”是最典型的下克上事件。真正的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还有两名少佐参谋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自始自终在一起掺和。不要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和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不知道，连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都不知道。这种无法无天犯上作乱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军法处置，反而由于成功地弄出了“满洲国”而被加官进爵。板垣征四郎一直升上关东军中将参谋长，而石原莞尔则当上了陆军中最灸手可热的参谋本部少将作战部长

这个第三课叫名兵站课，实际上在石原莞尔的字典里“兵站”还有另一个意思：满洲是他们准备和美国进行“最后战争”的总兵站！所以这个课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政策制定课”，也就是那个傀儡“满洲国”的具体指导机关，因此才让大功臣花谷正来当课长。辻政信想想自己原来就是和上官斗个气，耍点小聪明，那和石原板垣比起来也太小儿科了。于是乎抛弃一切固定观念，虚心向石原莞尔学习。在专门去东京谒见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以后，辻政信发出了这种感叹：：“先觉的导师（指石原莞尔）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见识的的不同，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这里所说的所谓道义是指石原莞尔最热衷的那个“大亚细亚主义”，所谓“东亚联盟”那些个玩意。后来辻政信一辈子醉心于那个，连最后在印度支那离奇失踪也和那个“东亚联盟”有关系。那个话题留到以后再讲。现在的辻政信正在一门心思为建设好石原莞尔的兵站而发奋着呢。

1936年9月18日，“满洲事变”的五周年纪念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表了一篇《满州帝国协和会的的根本精神》的文章，主要是说怎么使用石原莞尔创立的这个“协和会”来从精神上控制满洲，其实这篇文章是出自辻政信之手。这次是上官有指示让他用上官的名义写东西，但辻政信写上了瘾，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随便写几个字就敢说这是谁谁谁的命令，这个“谁谁谁”一次居然是他的天皇陛下。

辻政信到了满洲，砍了三板斧，“癞蛤蟆打立正，露了一小手”。这第一件或就是受板垣参谋长的指派去制定所谓“建国大学”的建校方案。这个“建国大学”是想仿照日本的“帝国大学”为“满洲国”培养官僚的机构，学制六年，前三年学习，后三年研究。150名学生中，日本人一半，中国人三分之一，剩下的25人是蒙古人，朝鲜人和白俄人。经过辻政信的多方奔走，1937年9月占地20万平方米的这个“建国大学”终于在“新京”（长春）南郊的欢喜岭开了张。现在的空军航空大学的校址就是原来的“建国大学”。只不过那是“7.7卢沟桥事变”以后，辻政信已经不在满洲了，忙着在天津吵着要扩大事态呢。

这件事是和板垣征四郎一起干的，第二件事则是帮老上司的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维持治安。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表现不错，“一切行动听皇军指挥”，皇军一声号令，乖乖地搬到关内去自谋生路去了。但东北人民没那么听话，反抗此起彼伏。最让皇军们头疼的就是被称为“马贼”的抗日武装。东条英机的办法就是“进剿”，但东北到处是深山密林，根本剿不过来，反而“进剿”的半道上开小差去见天照大神的皇军倒不少。1934年3月9日，第十师团第63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都在依兰县的土龙山被以谢文东为首的“马贼”给宰了。所以辻政信就给东条英机支了并大屯加招降的招。

一天听到一个消息，说手下有五千多人的吕绍才愿意投降，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让在额头上刺字。额头上刺字是东条英机的发明，说是对马贼们杀死过“天皇的赤子”的惩罚，这次东条英机也不肯让步，说一定要刺。辻政信火了，冲东条就嚷了起来：“你会不会算账？这些人不投降，你还打算死多少‘天皇的赤子’？都像你这么办，这个参谋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说着就冲出了会议室，回寝室收拾行李去了。

因为辻政信知道东条是个小心眼，今天如此顶撞了东条少将，明天肯定会派自己去进剿。所以乘还活着时候写遗书吧，大佐都没能活着回来，自己一个小大尉那还不是白给？谁知道到了晚上东条派人来了，说想来想去还是辻政信说的有道理，就不刺字了，但是得辻政信亲自去把那些马贼领回来。辻政信知道这个难题已经是对老部下的特殊照顾了，咬着牙赤手空拳地去了通化，最后把吕绍才和他手下的五千人枪给带了回来。后来招降谢文东也是辻政信经手的，这几件事以后辻政信就不仅仅是东条英机的老部下了，而上升到了心腹。以后辻政信屡屡胡作非为而不受惩罚固然有日军“下克上”传统的影响和“政治上正确”的保证，但是首相兼陆相的东条英机一直在罩着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第三件事和辻政信的家传都有关系。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在村里开了个道场，帮着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从小看得眼熟，这回自己也要来办办丧事过把瘾——这回是帮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办丧事。

张作霖在1928年6月4日凌晨被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密谋炸死，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小六子张学良继承了东北。可是小六子忙得老不在家，那辆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曾经是慈禧太后坐车的“花车”残骸也就那么扔在奉天火车站的一个犄角旮旯里，老爷子的尸首也孤零零地扔在海林寺没工夫管，后来接到关东军命令搬了家，就更顾不上老爷子了。

辻政信看出了这里面能做文章。于是在1937年找人把那花车残骸给收拾了，又在6月3日把搁在海林寺里没人管的张作霖下了葬，花了十万大洋。那时候的十万大洋不是个小数目，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策划“上海事变”的时候从板垣征四郎那儿领到的活动经费也只不过就两万大洋。

后来做过“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就半分吹捧，半分佩服地对辻政信说：“辻参谋真行，用十万大洋就做到了关东军花了上亿大洋的宣传费都没有做到的事，一扫了9.18以后的沉闷空气”。

这几件事在关东军里树立了辻政信是一个“年轻有能的参谋”的形象出来。对于辻政信来说则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知道了权力的力量，也知道了如何使用权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得到权力。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职位所掌握的权力，而是更简单地利用人们对权力的恐惧，使用上官的名字或者权力机关的名字来得到权力。

仔细看辻政信的年谱就会发现一次很奇怪的调动，从1937年8月到11月这三个月里面辻政信在北支那方面军做过三个月参谋。辻政信自己在战后说连他自己也不弄不清楚调动的原因，但是后来官至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池田纯久在回忆录中说明了事情真相。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参谋本部就如何处理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分为了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和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扩大派。无事也要生非的辻政信这时早把当初口口声声称石原莞尔为“先觉的导师”的事给忘到了九霄云外。那一阵老在天津能看到辻政信的身影，他到天津来干吗？

那支“北支那方面军”是在7.7事变以后从“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改编来的。事情虽然出在天津军，可是当时天津军本身对扩大事态倒不怎么积极。因为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在事变后的7月15日病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也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帮忙打气，生怕仗打不起来。

当时天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是池田纯久中佐，他也是反对扩大事态的。可是大约是在7月20日左右，辻政信突然对他说，第二天关东军要从山海关机场出动轰炸机，对卢沟桥附近进行轰炸：“我坐着轰炸机亲自去。”

池田吓了一跳：“真要干？为什么？现在作战方针都还没定，你瞎添什么乱？”

辻政信说：“当然是真干，为了给你们天津军创造一个好环境，哼，也不知道中央的那帮家伙在搞什么鬼，老下不了决心，我给他们来个既成事实。”

池田是刚从关东军调过来的，知道辻政信的脾气，对付他就只能比他还凶才行：“好，你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就敢出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辻政信张口结舌了，一语不发地就走了出去。但是心里对天津军的“胆小怕事”是气不打一处来，正好花谷正去东京出差，就央求花谷正去中央走走路子，干脆调到天津军去“掺砂子”，治治那些胆小鬼。就这么着到了天津。

可是到了天津正准备大干一场的辻政信一个月不到又被弄到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去了，这件事在辻政信的年表上都找不到，因为不是正式调动。一次辻政信被派去第五师团联络，到了山西以后突然接到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园田直三郎中将的联络，让辻政信别回天津了，就在板垣那儿混吧。

原来辻政信的顶头上司，北支那方面军高级参谋下山琢磨大佐也是关东军过来的，两人原来在满州时结过仇。在满洲有东条英机花谷正们罩着辻政信，下山琢磨没办法，现在你辻政信到下山手下了，下山还不赶快报仇吗？而参谋长看着辻政信可怜，就让他干脆在第五师团不要回来了，反正板垣征四郎也是辻政信的老上司。

可是下山大佐没报成仇不干了，和园田参谋长吵了起来。下山说的还条条在理：怎么我派手下去第五师团联络一下，你参谋长就自说自话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把我的人给了第五师团？园田没办法，又只好和板垣商量，再让辻政信回老家关东军，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

辻政信这就又回到了关东军作战课当了做梦都在想的作战参谋。在天津没能一展身手有点遗憾，但是看看现在的关东军却又是精神清爽：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呆过的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也是辻政信呆过的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联队的联队长。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连队长。所有的头全是老上司。这下辻政信是如鱼得水，在关东军里左右逢源，十分开心。

不只是上官，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联队不一样；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但他和辻政信是陆士，陆大的同期。

这几个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部卓四郎，他陆士比辻政信高两届，陆大比辻政信高一届，也是军刀组。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分，从现在起就称不离砣砣不离秤的没有办法分开这两个名字。辻政信听不近任何人的意见，就对服部服服帖帖，因为他俩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看法都一致得有点变态，但服部比辻政信为人处事要圆滑的多，这是辻政信买服部帐的主要原因。根据最近解密的CIA文件，战后服部曾经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暗杀吉田茂总理，最后是辻政信劝住了服部卓四郎。

这一下就可以上下一致沆瀣一气了。你别看辻政信军衔低，少佐还是刚刚晋升上去，但却是关东军的老土地爷。如果把他来关东军从1936年4月开始算，这些个人里面他资格最老。除去资格，辻政信在关东军作战课还有一项别人无法比拟的长项：他真的上过战场打过仗，那枚“功五级金鵄勋章”可不是谁都能挂得上的。其他人就算是大佐中佐，也就是从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桌子上打仗，没见过战场。上下人事和实际作战经验，这就是辻政信以一个小小少佐却有如此大发言力的原因。

有了发言力就要用，往什么地方用呢？关东军在关外，没有直接加入中日战争；镇压被日本人称为“马贼”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作战参谋们什么事。这帮闲的无聊，就把目光盯在了北边的老毛子身上。

从因为那篇《田中奏折》而出了名的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到石原莞尔都捣弄过所谓“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每次都是把俄国或苏联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两国在东亚的利益互相冲突，日本老怕北极熊在背后给他下点什么胡椒面。这次也是一样，在侵华战争不断扩大的时候，日本老嘀咕着背后的苏联人。

那么怎么办呢？辻政信的想法在日本陆军重视很有代表性的：俄国人根本不足为虑，只要狠狠打他一下，让他记得了疼，他就规规矩矩地不敢动了。这就是当时日本人开口就是的“惩膺论”。扩大侵华战争也是所谓“惩膺暴支”，现在又要去惩膺什么苏俄去了。因为早年间日俄战争日本赢了，所以现在也就只要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是不是那样？先看看当时日苏军力的对比吧。

俄国虽然变成了苏联，但红军并没有放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研究。制定了以坚固的机甲，强大的炮火为后盾的战法，决不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上帝和我们在一条战壕里”的虚无缥缈的精神主义梦想上。所以1938年苏联的战车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万辆，每年的生产能力超过一千辆。在军力使用上没有达到对方军力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时绝不贸然进攻。这种战法虽然有点枯燥无味，但绝对行之有效。

而日本呢？当时日本全陆军保有的的坦克装甲车总数大约只在500辆左右。

数量是个问题，质量就更加惨不忍睹了。日军的八九式，九七式坦克装备一门57mm炮和两门7.7mm机枪，那门短得像根猪鼻子似的57mm炮的发射初速只有350米/秒，破坏力只有苏联坦克装备的47mm炮的65%左右。日军的八九式坦克的装甲厚度是17mm，九七式是25mm，九五式只有12mm。而苏联的BT5坦克时22mm，T26和BT7坦克则为25mm。

苏联BT型坦克的车重对引擎马力比为每吨32马力，而日本的九五式只有17马力。所以日军的坦克和美军的M4谢尔曼，苏联的T34相比只是一只活动铁皮棺材罢了。

日本的装甲部队不仅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落后，日军对装甲部队的认识也落后。当时日军的装甲车辆任务仅仅为和步兵协同作战，还没想到装甲兵团的对战，反坦克技术几乎为零。面对着坦克装甲车，日军的办法仅仅是往上面砸燃烧瓶！反观苏联军随身携带卷成一米左右一团的钢琴弦线，需要时拉开一架，坦克只要碾上去就动单不得，成了反坦克炮的活靶子。

可能有人想不通，日本当时的武器制造技术并不很落后，怎么日军的坦克怎么会是这样的？确实日本不是个兵器生产的落后国家，从1901年（明治34年）开始日本就开始出口武器了，那年向暹罗（泰国）出口了两万支步枪和一千万发子弹。1905年袁世凯向日本购买了包括三一式速射山炮在内的步枪三万五千支，子弹三千万发，大炮一百门。但是1907年以后，日本军火在中国市场上竞争不过德国的克虏伯公司，倒不是因为价格或者质量，而是在金融方面输给了克虏伯公司采用的借款贩卖方式。但是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一直到1913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就卖给了清王朝价值白银二百六十万两的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事工业更是靠出口武器发了财，战时陆军出口步枪，迫击炮，24厘米加农炮，20厘米榴弹炮等给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金额达一亿八千万元。而海军则出口了包括12艘驱逐舰在内的高达二亿九千万元的武器。但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都着力于对坦克，装甲车的研究开发的时候。日本的起步就晚了，日本国产的第一种坦克九一式直到1927年才设计制造出来，后来在1929年改型为八九式，但是直到1931年也就只生产了12辆，在“9.18事变”和“上海事变”中日军使用的坦克是从法国雷诺公司进口的。

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由于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落后，迷信“白兵主义”，用一句大家熟知的中国话来翻译就是“刺刀见红，两百米内硬功夫”，总觉得精神第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愿意说：没钱了。像泥潭一样的大陆战争把日本陆军的军费全吃完了，你看海军没事能造“战舰大和号”那种废物的时候，陆军连坦克大炮都装备不起。就这样还要去惹苏联人。

是不是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苏联人的底细，完全是在打傻仗？不是。日本人不缺苏联情报，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1938年还出了这么件事，6月13日苏联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相当于内务部长）柳斯科夫大将在现在的吉林省珲春市长岭子附近翻越国境，叛逃关东军。柳斯科夫带给了关东军大量的苏联情报，甚至随身携带了苏军用的密码本。叛逃后柳斯科夫在关东军作过一段军事顾问，据柳斯科夫的计算，进攻苏联起码需要四千辆坦克。

柳斯科夫的叛逃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张鼓峰事件的原因。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8月间日本军队闹出来的一出贻笑大方的荒唐笑話。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和“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的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后来当上了陆军省兵务局少将局长的田中隆吉当时是第19师团的第25山炮大佐联队长，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苏联人干了。结果连一炮都还没打出去就让给苏联人把圆炮管给拍扁了，好容易逃出命来的田中隆吉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惊魂不定，在战后写的《分析败因》这本书里用了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当时的傻气：“螳臂当车”。

辻政信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第十九师团的失败只是朝鲜军的无能。要是换上精锐的关东军，什么苏联军队装甲坚硬，炮火强烈，哼哼，三十年前不是已经输给皇军了吗。至于柳斯科夫大将的警告在辻政信看来更只是一条丧家之犬的夸大其词罢了。加上当时负责处理审讯柳斯科夫的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的甲谷越雄少佐和辻政信天生就是对头。他俩那年都是36岁，陆士陆大全是同期，陆士毕业时辻政信首席，甲谷次席；陆大毕业时辻政信第三名，而这次甲谷几乎最后：51人中的第47名。所以甲谷的信息不会给辻政信，而辻政信也不会重视甲谷少佐那儿出来的情报。

当然也不能说辻政信就完全是一匹莽夫，他也会老太太吃柿子挑软的捏。朝鲜军不是直接和苏联人对挑没找着好吗？他不那么傻，他找蒙古人对练。总不见得号称天下无敌的皇军连蒙古人都不能欺负了。他在所谓“满蒙边界”上找下嘴的地方。

那个“满蒙边界”用的就是内外蒙的边界，当时那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并不是拿来当国界用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过，边界也随着各自势力的增弱而变化，几乎没有确定的边界。

于是就有了号称“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正规立体战争”的“诺门罕事件”。

诺门罕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以南60公里处。现在属于诺门罕布日德嘎查（就是诺门罕湖村的意思）。如果把中国版图比作雄鸡的话，诺门罕就在那鸡冠下面凹进去的鸡颈部份。一条叫哈拉哈河的河流自北向南流过，把草原分成东西两部分，河的西面外蒙古是比东面内蒙古高的台地。据说大清的时候有个叫诺门罕的喇嘛住在那里的一个湖边，因此而得了名。那是一片草原，除了游牧民外没有人，直到2001年的调查，这片3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就只有80户人家，共251人。

关东军主张这地方的内外蒙古边境是沿着哈拉哈河，而外蒙古则主张边境在哈拉哈河以东大约20公里的地方。外蒙古的主张根据是大清划的边界，这条边界从1734年开始到1908年划了好几次，伪满“外交部”和“治安部”在1937年6月找了几个历史学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代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无论是从历史文件还是在现场发现的表示边界的“敖包”，都证明外蒙古的主张有理。这份调查报告打印了30份，分别送交外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和伪满的有关部门。

但关东军不干，关东军的依据是1918年一次大战后出兵西伯利亚时从苏军那儿缴获的一张八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有内外蒙古在这一带的边界是哈拉哈河。

关东军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属国。但是就不去想在台面上苏联终究是第三国，苏联的地图怎么标怎么能在台面上亮出来作为力争的依据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地图事件上关东军知道外蒙古是苏联的属国，而要和外蒙古人干架时又忘了这一点了。这有点日本人的天性：凡事只想对自己有利的。

现在对辻政信什么最有利呢？打一仗，立一功，彻底洗刷掉“陆军士官学校阴谋事件”的耻辱。所以1939年4月辻政信在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下达的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的文件中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一旦发生冲突事件，无论兵力多少地域情况如何，一定要取得胜利”。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及其以下“防卫司令官”，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而且还“一定要取得胜利”。

“诺门罕事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

1939年5月11日，几十名外蒙骑兵渡过了哈拉哈河，和当地的伪满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由于寡不敌众，外蒙骑兵退回了哈拉哈河西岸。

第二天，大约有700名左右的外蒙骑兵大举渡河，到了诺门罕附近扎了下来。伪满军不行了，向皇军大哥求援。当时驻扎在海拉尔的是日军第23师团，日本的师团的战斗力如何，看番号便知。1916年当时有一个近卫师团和编号从1到20个的师团，那全是老部队，有战斗力。其他番号的师团都是1938年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建立的，总共有192个，编号最后的是1945年4月编成的第335师团。

这个第23师团是1938年4月在熊本开始编，到7月份才遍成的，历史才只有10个月。日军师团分三种：常备师团，特设师团和治安师团，第23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批三联队制师团，就只辖有三个连队，兵员一万二千人。而常备师团的满员兵力是二万五千人，其中60%步兵，余下的为骑兵，炮兵，辎重兵，通讯兵和卫生兵。特设师团顾名思义，是“因为特别需要而增设出来的”，所以和常备师团差的最大就是这个比例。举例说如果常备师团的炮兵力量为100的话，特设师团就只有62，而只能担负维持占领区治安任务的“治安师团”则只剩下44了。

头年7月份，这个第23师团编成后被拉到满洲，可是没房子住。整个师团拆得七零八落地上别人家借住，1938年底才刚到海拉尔。住在别的师团那儿的时候由于没地方，根本演习不起来，最多走走步伐什么的。到了海拉尔了，天寒地冻，入境随俗这帮皇军也就猫了冬。到年初刚开始演习。别说师团单位的演习，就连联队单位的演习都没有进行过，到诺门罕事件为止，最大规模的演习单位是中队（连）。

就是这样一只菜鸟师团，还碰上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菜鸟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搞情报出身，做过驻苏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当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他认自认全是“陆军第一苏联通”，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当主官。

可是这个“第一苏联通”，居然没想到蒙军后面肯定有苏军，派了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带了一个轻装甲车中队（连）和一个骑兵中队加上伪满兴安骑兵第八团的一部分共六百多人5月13日从海拉尔出发去了诺门罕。这时在海拉尔的后来改名叫第二飞行集团（原来叫关东军飞行集团）也不甘落后，出动了轻轰炸机对蒙军进行轰炸，所以当东支队赶到诺门罕时，外蒙军已经撤到了哈拉哈河以西去了。

东八百藏以为完成了任务，留下伪满骑兵看守，自己带着日军于15日回到了海拉尔。

可是跟着来的报告是：“外蒙骑兵又过了河，把伪满军轰跑了。”废话，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可不还得来嘛，但小松原中将不这样认为。现实情况怎么样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是那个《满苏国境处理纲要》中的“一定要取得胜利”这句话。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被尊为“陆军第一苏联通”的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外蒙古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联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应该说当时关东军航空集团飞行员的素质不错，但是和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飞行员素质不错”也有一个漏洞。战斗机轰炸机的飞行员素质确实不错，这点在以后的实战中能够得到证明，但是日军一直轻视情报，这点在飞行员的配备上也一样，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是飞行员中最差的，后来就知道了，侦察机得来的情报可信率几乎为零。当时日军面对的外蒙古军是一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外加一个机枪营，而不是400人。

而日军出动的全部兵力是两千零八十二人，装甲车辆一辆没有。就这两千人还兵分两路，一路是上次的东中佐带了两百人从阿木古郎宝力格出发沿哈拉哈河南下抄外蒙军的后路，山县大佐带主力沿东西走向的乌尔逊河（哈拉哈河的一条支流）自东向西进攻，最后把外蒙军消灭在日本人叫“河又”的两河交汇处。

先不说这个不知己不知彼的杜撰作战方案有多荒唐，陆军大学校26期毕业的皇军精英山县大佐就连这个计划都不会执行。他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在宽达25公里的战线上分散开来，说是不让外蒙军又溜了。就这样自己带的大概一千人走着走着又有一个大队（营）走没了，因为草原上没有明显的地标，那个第三大队走到几乎10公里以外去了。

山县大佐发现走丢了人就慌了，做出了一个没人知道原因的决定：把原来准备和东中佐汇合的地点从河又改为东方5公里的733高地，更有趣的是这个决定因为通讯设备坏了，所以没人知道，在海拉尔督战的辻政信不知道，当事人东八百藏中佐也不知道。

东中佐带了人很认真地就奔目的地而去了，28日晚上到了“河又”。可是等来的不是计划中被山县大佐驱赶过来的外蒙散兵，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居高临下的四门120口径重炮（后来又加了四门）和无数的迫击炮，山炮，野炮及其39辆坦克掩护下的挥着马刀的外蒙古骑兵。

就这样东中佐居然还能坚持了一天一夜，中间还缴获过两辆外蒙装甲车，开着和外蒙军对打。这段时间里东中佐派出过七次斥候去寻找联队主力。除了在路上被打死的，活下来的在战斗结束以后都是满腔怒火地在讲笑话给大家听。

东中佐的副官金武在河又以北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走迷路了的第三大队，但是日军的传统是不能向友军求援，因为这是“必胜的信念不坚定”的表现。所以只能请求第三大队的谱久村少佐请求帮忙向河又的浮桥进攻，可是谱久村少佐正为找不到联队主力而犯愁呢，根本不理这个茬。

其实联队主力就在东中佐身后两公里的地方，山县大佐正从炮瞄镜里看着东中佐们被包饺子，为什么不去解救，现在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谜。东中佐最后派出的斥候鬼塚曹长花了两个多小时找到联队主力时已经是29日晚上六点半了，报告完情况，鬼塚曹长向眼睛凑在炮瞄镜前面的山县大佐的背影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要回去，这时大佐在背后说话了：“现在去哪儿？”

“回阵地。”

“别回去了，现在他们正在最后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