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老”的价值 郑维（联合早报网主编）

　　愤青，又做“粪青”，在网络上已经是耳熟能详的重要群体。

　　最近比较吸引眼球的，却是一群“愤老”。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绝对是“体坛愤老”袁伟民。

　　曾经带领中国女排获得无数殊荣，被全球华人瞩目数十年的袁伟民，近年来已经淡出体育官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纷扰俗世中超脱的他，从回顾到反思，写一本《体坛风云》如同重磅扣球，狠狠地砸出了无数火花。

　　书中的争议处很多。从暗批（其实已经批得很明）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拖后腿，到爆料马家军“嗑药不倦”，到反思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体坛愤老袁伟民以硬挺的身段写下自己在中国体育事业中数十载寒暑的经历，为世人掀开了中国体育铁幕的一角。

　　无数人都把焦点集中到他和何振梁在申奥时的“梁子”。我倒不这么看。

　　在中国传统的智慧里，“中庸”和“平衡”往往是上位者首要的考虑。当袁伟民和申奥代表团和罗格一派达成“京罗组合”的选票协议时，很可能也需要留一个后手给韩国的“贪污老金”。世事难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韩国的老金真的上台，中国这边也总有个人当年有份人情在，以后说话办事也方便。

　　袁何之争，我想顶多是中国的左手对右手之争。

　　抛开了吸引眼球的肥皂剧，袁伟民的书里，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一种诚实面对的态度。

　　在袁伟民的书里谈及体育的部分，他该赞就赞，该骂就骂。中国高层官员的“著作”里常有大量的“和稀泥”内容，在这本书里少之又少。

　　这一点，在和兴奋剂斗争的部分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尽管面对无数的高低官员的游说压力，他还是选择了诚实面对体育精神，宁可少拿金牌，也不给中国的诚信抹黑。

　　诤言难得，古今如此。

　　比起“体坛愤老”袁伟民更进一步的，是笔名“皇甫平”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

　　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按理说，出身官方传媒的深宫，享受着丰厚的退休待遇，本不必再指点江山，引来争议。

　　但是这位愤老，最近一口气写了两万字的长文，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极其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人民日报》出身的“愤老”下笔洋洋万言，一下就打在缠绕中国进一步发展恶势力的七寸上。明眼看中国时事的人都知道，中国进入新世纪来，国进民退的大趋势，让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高额，甚至是非法资本回报。

　　知道归知道，有胆子对现今领导层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言，则是另一码事。

　　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成长，在中国造成的问题可谓是“罄竹难书”，他们不仅对中国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盘踞，而且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现在知道中国的专家为什么变得这么臭），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周“愤老”的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文章的最后，引述了明史“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的沉痛教训，痛陈中央应当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必要性。

　　这样有种的文章，近几年来已经不太多见。

　　看到这些挥斥方遒的建言，“愤老”对中国以人治为主的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跃然纸上。

　　要说中共建政史上最大的“愤老”事件，当属是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他在1959年7月13日写了一封万言书，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直达最高领导人的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引燃了毛泽东的斗争意志，直指彭德怀对他下战书，“指名道姓，喋喋不休”

　　于是就出现了最失控的“愤老”一幕，彭德怀对着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怒吼：“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一言既出，命运已定。

　　可悲的是，历史总是要在当事人尸骨已寒之后，才证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的错误，彭德怀的忠耿。

　　但历史在进步中，中国的言论环境也在逐渐宽松。

　　从给最高领导人写私人信件而被政治斗争打倒打臭，到在媒体上对新一代领导人痛陈时弊而仍旧安度光阴，再到网络上汹涌澎湃的“愤青”现象，都反映了中国的言论空间的逐步拓展和权力架构的逐渐分化。

　　中国期刊界有一个异数，《炎黄春秋》。虽然屡次传说杂志被禁，或某一期被停止发行，但总是化险为夷。它创刊至今10余年，宣改革、倡民主、揭真相、搞思想新潮的“异见”动作不断，但却一直屹立不倒。

　　这里有不少“愤老”长期耕耘写作。费孝通、程思远、赵朴初，原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以及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李锐等等。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也为之撰过稿。

　　该刊的屹立不倒，就可以看出来那群元老级的愤老们所拥有的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只要中国政坛仍维持以人治为主的格局，“愤老”们所起到的平衡和推动作用就绝不可轻视。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看过的潮起潮落更多，很多元老级的人物甚至是参与了中共建政从“阿尔法”到“欧米茄”的全过程。因为有着对历史过程的亲身体会，他们对治国方向的失误和政治上的误读，有着无人能比的深刻领悟，甚至是直觉判断。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更多，他们言论更能够得到最高层的倾听。得到“愤老”背书的言论和思想，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存活空间，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已无后顾之忧，“人走茶凉后”，根本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而他们距盖棺论定不远，总要在说了一辈子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后留下一点真话，很多故事，若非历史的当事人说出来，公众永远也不会知道。

　　留下几句真话，传下一点真知，让后人看到点人格的魅力，这就是“愤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