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狰狞

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辻政信回到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少尉的工资是70元，在一元钱可以买一石大米的年代这是很高的工资了，辻政信的一家也就摆脱了贫困。同时拥有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预科和本科这三个首席毕业头衔的辻政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联队瞩目的风云人物。

辻政信知道这种变化从何而来，他现在的目标也不是小小的尉官，甚至不是佐官，他要当大将。因此现在在旁人看起来眼花缭乱的荣光，在辻政信看来则还只是刚刚开始，他还要更加努力，才能爬到陆军的顶峰。

新任官的少尉按规定两年内要住在营房内。其他的少尉们没事就跟着长官一起跑出去喝酒，辻政信从不出去喝酒。不但不喝酒，在训练时还毫不留情地指责上官：“士兵们都冻得发抖，你从哪儿喝得暖洋洋地浑身酒气”，为此常和其他军官打架，但是在一边听着的士兵们心里倒确实是暖洋洋的。

日本军队的最基本编制是联队。每个联队都有天皇亲授的联队旗，那可是比性命还要紧的。被日军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曾经在西南战争时丢掉了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连队军旗，一直到最后自杀时还在做检讨。所以做联队的旗手是很露脸的事情，特别是那时候日军没事就搞检阅，举着一面联队旗走在最前面那可是很酷，很风光的事情。

风光管风光，但在聪明人眼里当旗手并不实惠。因为联队棋手围绕着那面旗的杂事相当多，而有资格去当旗手的少尉们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等生，忙着准备陆军大学校的入学考试都来不及，谁愿意去干那种啰嗦事？但是辻政信的特性就是喜欢出风头，自告奋勇地就当了联队旗手。别人看重的时间在辻政信这儿基本上不成问题：他能每晚上只睡两个小时而照样精力充沛。他在马棚边上搭了张桌子，天天晚上就在那儿读书，联队的军医看见了也想跟样学样，结果一个星期没到就坚持不下去了。

辻政信就是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变态地精力过人，而且极其善于表现这种精力过人的长处。行军训练的时候军官是轻装备的，而辻政信穿上特地改制过的军靴，两层皮，打铁掌。不挎轻便的指挥刀而跨上沉重的日本刀，再在背包里放上两块砖。见到掉队的士兵就帮他们扛枪，经常是扛两支步枪还能跟上队伍。休息的时候从挎包里拿出香烟和糖果分给士兵们，而当时辻政信自己并不抽烟。一次在行军训练中大家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和往常一样是背了两个水壶，这时他集合大家，当着众人的面，把剩下来的那壶水倒在地上，手一挥：“继续前进”。

爱兵，体贴下情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可是辻政信这样做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自我表现。有士兵不解地问辻政信：“听说少尉的工资还要养活一个大家族，那来的钱买那么多书？”，辻政信的回答是“我给《皆行社纪事》（日本陆军的一种杂志）写文章，一篇文章可以拿十元稿费，我拿稿费买书”。实际上查遍当时的《皆行社纪事》找不到辻政信少尉的文章，他是在吹牛，为了得到众人的崇拜。

在士兵和下士官中有关辻政信的传说越来越多，几乎成了神话。辻政信也成了军官的典范，成了士兵的偶像。辻政信也就开始利用这种人气向同僚和上官发动攻击，成了个桀骜不驯的典型。1925年4月，一次辻政信在金泽城外的三小牛山演习场指挥新兵们修筑工事，正好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下来视察，辻政信停止了讲课，向联队长报告了以后按规矩等待联队长指示。

这个吉富庄祐大佐是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的外甥，耀武扬威蛮不讲理惯了的。出口就是：“瞎教些什么？修什么工事？先进行冲锋练习”。

辻政信不买账：“报告联队长，我这可是按照训练规范在教。”

吉富大佐火了，一个小小的少尉也敢顶撞自己：“训练规范是什么东西？听本官的！”

辻政信可不管“本官”是个什么东西：“联队长，我是按照训练规范在训练新兵，如果说我是在瞎教，那先请把训练规范改了，要不然换个联队长就换训练方法我们没法干”。

吉富也知道辻政信说得在理，但是面子上下不来：“这是‘吉富式’的训练方法，按照那个倒霉训练大纲训练什么用处都没有。”

辻政信转过身来对着新兵们：“解散，吃中饭”。当时是上午十点钟。

这个命令把大佐给吓了一跳：“辻教官，才上午十点钟怎么就吃饭？”

辻政信反唇相讥：“联队长说我们的训练没有用处，那还训它干嘛？早点吃完中饭大家休息。”

联队长火冒三丈：“军人怎么能没事休息，给我练冲锋。”

辻政信不依不饶：“基础没打好以前不能练冲锋，规范上就是这么说的，不练。”

“我命令你练。”

“哈依，军人执行命令。”说着话辻政信就转过身来对新兵们下命令：“目标前方小山包，冲锋”，带着新兵们就冲了出去。等跑到看不见联队长了，立即下令解散。

但如果是以为辻政信就仅仅是桀骜不驯就错了。辻政信的桀骜不驯有很精明的算计在里面。

1926年8月，第九师团长伊丹松雄中将到辻政信所在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相当于连）来视察，看看基层部队的“精神教育”。中队长空闲升大尉就让军内赫赫有名的模范军官辻政信少尉来讲课。本来师团长来视察精神教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担当教官会很认真地备课，然后和上官一起商量，和同僚一起准备，还要教好士兵们怎样回答问题，排演好了以后团结一致糊弄长官。可是辻政信就对中队长说了一句：“这次的题目我准备用‘军营里的公德心’”以后就再也不看见人了。空闲大尉想想从小就是首席生，现在又是模范军官的辻政信不至于会把个“精神教育”也弄砸了锅，就没去过问这件事。

师团长来了，随从一大堆。别人是例行公事，就一个人心里在打鼓：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他知道这位少尉天不怕地不怕，心里直祷告天照大神别让这位刺儿头再整点什么事出来。

精神教育开始了，辻政信首先给师团长灌上了迷魂汤：“今天讲公德心，我们不做官样文章。大家一起反省平常有没有做过违反公德的事情。师团长长期驻在国外，对外国人的公德心概念很有了解。等一下请师团长给我们讲一下外国人的公德心”。不失时机地突出了伊丹松雄中将长期担任驻巴西，美国，英国武官的显赫经历。

辻政信提了个古怪的问题：“在军营里丢失过东西的，请举手”。

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含义，面面相觑，没一人举手。

辻政信继续启发：“怎么，没人丢过东西？袜子，裤衩，肥皂，牙膏，大家都没有丢过？”

慢慢地，一个，两个，越来越多，最后几乎全体都举了手。随着举手的人越来越多，联队长的脸也越来越红。

辻政信不紧不慢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这么多人举手，是不是军营里就是小偷的世界了？是不是帝国军人全都是盗贼？不是这样的，这是管理上有问题。大家丢的都是小东西，但是丢了小东西也会受到训斥。大家为了不挨骂，就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充数，这样一来就转着圈子丢东西了。今后丢了东西，向内务班长报告一声，重新领一样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发生大家丢东西的事情了。”

辻政信又换了个话题：“今天师团长要来，营房的卫生打扫的很干净。草地也修剪得很整齐，道路两边还拦上了绳子。谁能回答为什么要拦上绳子？”

士兵们争着举手回答：“因为要防止有人走到草地上去踩坏草坪”。

“要操近道而不管草坪，所谓没有公德心，指的就是这种事情。现在请师团长给我们讲讲外国人公德心是怎样表现的。”

又显示了自己看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又拍上了师团长的马屁，就这样辻政信给师团长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927年10月，辻政信晋升为中尉；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

陆军大学校成立于1882年，从1883年开始招生，一开始是专门培养参谋人才的，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佩戴参谋绶带，从事参谋业务。后来慢慢地就演变成了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陆大每年招生人数极少。首届就只招了10人，以后逐渐扩大，稳定在50人左右的水平。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陆军大学校也开始胡扩乱招了，到1945年最后的第60期入学时已经是120人了。

陆大毕业生佩戴一个专门的徽章，因为样子有点像日本天宝年间的铜钱，所以陆大毕业生被称为“天宝钱组”，同样非陆大毕业生就被称为“无天组”。两者在晋升上天差地别。陆大毕业生不出大意外，毕业后十年内肯定升大佐，将军也是指日可待。“无天组”则基本上大佐到顶，晋升将军就只有战死以后的追授才有可能。

辻政信的目标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戴上陆大首席毕业生的桂冠。辻政信脑子本来就不笨，再加上那近似于变态的疯狂精神，做到以首席成绩毕业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这次辻政信却没有能够如愿。倒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佼佼者，夺首席不容易。而是他那恃骄而宠，目中无人的性格弄得他丢掉了首席毕业生的荣誉。在校四年中，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了三次激烈冲突，不要说首席毕业了，甚至连是不是要给他退学处分都曾经提上过议程。

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然不是首席但也还是第三名。首席是最后担任参谋本部少将作战课长的天野正一，第二名是驻联合舰队的少将陆军参谋，死在了菲律宾的岛村矩康。

辻政信认为这次没拿到首席的荣誉是奇耻大辱，哪怕说瞎话也得找出个理由来。他对别人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人家是宫家，首席总要让给人家啦。”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吹嘘，日本皇室子弟虽然经常有进陆军大学校的，但也就是在入学考试上面给点照顾。为了做到公平，皇室子弟不参加名次排列的。

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算优等生。首席有到天皇面前去宣读论文的荣誉，优等生能得到由天皇授予的军刀一把，因此优等生又称为“军刀组”。军刀组成员为公认的陆军精英，几乎都保证可以进入陆军最高层领导机关。

陆大43期毕业生51人，战死追升少将的不算，终战时共有21位少将（两人死了晋中将）。而军刀组六人中除了1942年10月就在千岛群岛摔死了的参谋本部航空班长久门有文中佐和这位辻政信大佐以外全是少将。就是说辻政信的军衔其实不高，原因主要是后来在指挥瓜岛作战失败的影响。

一般军刀组精英们的足迹是这样的：毕业后到基层部队呆一年，然后到所谓中央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当上课长或者升上大佐以后再去基层联队当联队长，因为日军规定晋升将官以前一定要有三年战斗部队经验，然后再回省部当部长，再下去当师团参谋长，再回省部。这时就在师团长（战时还有军，方面军，总军等职务），陆军次官，参谋次长里面跳来跳去，混得好，可以爬到最高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或教育总监。

所以辻政信毕业以后，首先是回他娘家：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辻政信回到第七联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

1932年1月，在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板垣征四郎大佐的授意下，上海驻在副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了“12.8事件”。1月18日晚，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雇佣的流氓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伏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的结果。以此事件作为口实，1月28夜晚9点半从日本军舰上登陆的1700名海军士兵加上原来就在日租界的1000名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动了攻击。

日本人小看了十九路军。1932年2月22日海军省发表的《上海事变及帝国海军之行动》表明在他们眼里：“十九路军不服南京政府统制，此次上海事变仅为反中央的广东派和共产党挑唆的结果，此类支那所特有的不服政府统制之军队居然在国际都市上海挑战我训练有素之帝国海军陆战队，实为世界公敌”。

可是就这支被狂妄的日本人看不起的十九路军，仗却打得出乎意料的帅气冲天。日本海军临时增派的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在内的第三舰队7000名海军陆战队还是讨不了好去。这才赶紧地又动员了由植田谦吉中将为师团长的金泽第九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增援。辻政信中尉带着他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中队长，2月10日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12日在吴淞口登陆，加入了战斗。

对于辻政信，这是第一次参加实战，第一次和中国军队作战。他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是个曾经有过光辉的过去，而现在却是满目疮痍的国家。而日本，这个曾经得助于这个古老文明许多的民族，现在是挑起命运交给他们的亚洲盟主的担子的时候了。在日本看来，在辻政信看来，日本的亚洲盟主，首先要在中国大陆做起。

植田谦吉刚刚登陆就傲慢地给蔡廷锴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撤退二十公里。这位植田谦吉的思想落后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不是大清朝了。蔡廷锴又不是张学良，植田谦吉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蔡廷锴将军拒绝了。

第七联队奉命赶去支援久攻庙行镇不下的第24混成旅团，在这里辻政信见识到了这个古老而顽强的民族的不屈精神。日军发动了一次次的冲锋，但只是在中国军队的阵地前丢下一堆堆的尸体再退回来。数次冲锋未果，日军的士气和斗志也开始低落，从不抽烟的辻政信问同伴要了烟开始了抽烟。

突然，辻政信站了起来，高举双手，向中国军阵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指着前面的死尸，意思是要求中国军队容许他们收容尸首。这时候中国阵地上枪声停了——你们收尸吧！这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堂堂作派。

二月二十日，辻政信不知在哪儿找了辆装甲车来掩护冲锋，自己和大队长空闲少佐亲自坐在上面。可是那装甲车不争气，冲到了十九路军阵地前面突然熄火趴窝了，这下装甲车成了十九路军的极好靶子。大家只好跳车逃命，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被一颗子弹击中。日军看见中尉受了伤，连忙调来两挺机枪掩护，辻政信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爬了回来。大家只管忙着把爬回来了辻政信往医院送，就没有能够抢回来空闲升少佐的尸首。

但是空闲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昏迷了过去做了十九路军的俘虏。十九路军不像日军那样虐待俘虏，帮空闲少佐治好了伤以后送回来了。

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少佐大队长被俘以后又被日军所看不起的“支那军队”完好无缺地送回来了。日本军规从来就有宁死不能当俘虏的规定，早在甲午战争时的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就发过这种命令：“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被敌人生擒，以死来表示日本男儿的气象，来维护日本男儿的体面”。至于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治天皇的《军人勅谕》就更说得明白了：“军人的义务就是忠义，义比泰山重，死比鸿毛轻”。里面这回一个少佐大队长当了俘虏还活着回来了，让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脸面何存？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自杀。

自杀完了事情还没了，空闲少佐能不能进靖国神社又成了问题。因为他不是战死，按当时的规矩不能进靖国神社，可是为了“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脸面，他又非进不可，于是就弄了一拨吹鼓手，吹吹打打把空闲少佐给包装成了一个“军神”，这才进了靖国神社。所谓“军神”，其实就一个负伤被俘结果被那条变态军规逼得自杀的倒霉蛋而已。

到了3月1日，“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七联队”终于迎来了一个他们无法忘记的日子：在进攻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这一下，辻政信的长官和长官的长官全死在了这个战场上。

淞沪抗战的停战协定是5月5日生效的，第九师团7月份才撤回日本。因为负了伤，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鵄勋章。这个金鵄勋章是很值钱的，共分7级，一级金鵄勋章每年可以领到900元终身年金，就是7级也有65元，要知道那时候二等兵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八角。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发不起了，从1940年开始的新规定是不给活人这种勋章了，因为发得起养不起。

有了这枚勋章，就也算“凯旋而归”了。但辻政信知道了他曾经面对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查查辻政信的年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敢主动挑起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不是没有过这种机会，应该说他是被打怕了。

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

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卡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

欺软怕硬确实是辻政信性格的一个方面。1929年9月，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前一年，27岁的辻政信中尉和大阪的一位官吏女儿青木千岁结了婚。婚后辻政信时常打骂老婆，千岁给打的没办法，就偷偷乘辻政信白天不在家到一家柔道道场去练习。一次辻政信伸手又要打千岁耳光的时候，千岁就势抓住辻政信的手返身弯腰结结实实地摔了辻政信一个大背跨。

辻政信爬起来，对老婆眨巴眨巴眼，惊奇地说：“你还会这个，什么时候学的？”

从那以后，辻政信再也没有对他老婆伸过一个指头。

回到金泽两个月后的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动员编制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要塞课），看起来辻政信已经走上了那条“精英之道”，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大尉。但就在这时，1934年8月1日，来了一道奇怪的调令，调辻政信大尉去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相当于连长）。

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中队长就是个少尉干的活，这次起用辻政信的表面理由是因为昭和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那年进了陆军士官学校，要找个优秀的中队长来教育。但谁都知道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皇室子弟都要进陆军士官学校，没见那次要一个军刀组的参谋来教导的，况且派去的人就几乎算是偏离了精英道路，将来在晋升上肯定会吃亏，野心勃勃的辻政信就肯接受？

肯接受。这其实是陆军士官学校干事（相当于教导主任）的东条英机大佐策划的一个想“肃清”士官学校的阴谋。

当时陆军内部势如水火的“皇道派”和“统制派”正争斗在兴头上。东条英机是统制派的，他想把皇道派的思想从士官学校里赶出去，起码要把那些无法无天的皇道派同崇仁亲王隔离开来。这就想起了他原来的得力部下辻政信。由于过去的学历和上次上海事变时负伤的战历，辻政信这时已经成为了士官生的崇拜偶像。能和辻政信说上一句话几乎成为了士官生们的无上光荣。所以利用辻政信，就可以控制士官生们的思想。

辻政信呢，也正好觉得参谋本部的日常官僚事务腻味透了。他在给原来部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天像俗吏似的忙于事务，军人应以战场为第一，成天整理文书的衙门是最差的环境”。因此1933年8月参谋本部招人去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的时候，辻政信想都没有想就举手报名，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

有句俗话是“有二两颜色就敢开染坊”，这句话在辻政信身上不合适。辻政信天生有一种赌徒的疯狂，更加倾向于“空手套白狼”似的无事生非。成为陆军大将当然是辻政信的梦想，但是对于辻政信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迈向陆军大将之路上的激动，就是说过程本身比结果要重要这种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在辻政信身上特别以一种疯狂的形式被表现了出来。

东条大佐的嘱托就是极为符合辻政信性格的一种赌博，这一宝押对了不用说。辻政信只是一个炭农的儿子，能跟上东条英机这个陆军世家之后不愁没有好处。万一压错了宝呢？那就在等下一个机会，“人生何处无赌局”，再到了后来如同我们能看到的，辻政信就干脆自己开局坐庄设赌了。

花点时间来说明一下这个在谈到昭和军阀时经常出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先来看看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影响日益扩大，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1931年的物价比1925年下落了35%，国民收入和股价指数也下降了30%，工业生产下落了25%。就一样东西在上升：失业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国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七十六万。

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家务农。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三分之一以下。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

《日本农业年报》有这种统计数字：“1931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四百六十七名中，被卖掉的有一百一十名，占23%。另外还有一百五十名出外做女佣或女招待。”

文革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军队的士兵，下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是农民的老二和老三，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对于国家主义的学说很有共鸣，认为是政治无能，应该“清君侧”，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以军方为主体的政府。这就是“皇道派”的主张。

其实在组织国家主义政府的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没有争议，仅仅是在如何组织上的争议。“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当时在军中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流行的政变方式，而是主张军内统一起来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以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来度过经济危机。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只要看到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和统制派抗把子的东条英机并排坐着就知道了。但当时就是互相斗的死去活来。让人想起《格里佛游记》里面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的争斗。

但是当时的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被皇道派领袖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看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的同一天，东条大佐被调任久留米的步兵第24旅团旅团长。

一个进来一个出去，按理说辻政信这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闹不起来了。但是辻政信就有无事生非的能耐，没了援军他自己一个人也要干。

辻政信从一个学生那儿听到有几个学生常在一起读与政治有关的书，在研究右翼大愤青北一辉（后来因为2.26事件被枪毙了）的“国家改造论”。就命令那个学生想法子和那个团体接近，打听出那个团体都有些什么活动。

事情如果仅仅是到此为止，那也还是中队长的正常工作范围，无可非议。但接下来辻政信干的事就匪夷所思了。他在听到汇报说那些人就仅仅是看看书，没什么具体行动以后，指示那个特务学生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那个特务学生就在学习会上故意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论，挑动情绪，到后来居然大家一起胡诌出了一个要在11月28日临时议会开幕之前谋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西园寺公望，树立以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为中心的军政府的“政变计划”。

辻政信得到这个他本人诱导出来的“政变计划”后，立即会同参谋本部情报部的片仓衷少佐，宪兵司令部的塚本诚大尉一起在11月20日深夜三点面见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要求镇压这次“政变”。桥本就命令当时“统制派”领袖，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来处理这件事。

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当然得十万火急。两小时以后，牵涉到的所有人员都被抓了起来，接受军法审讯。一审讯才知道这根本就是辻政信大尉为了出人头地而采用卑鄙手段捏造出来的一个纯属虚构的“政变阴谋”。但是出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种考虑，牵连到的所有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全被被开除了学籍，包括那个被辻政信利用了的特务学生。

辻政信就是这么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在他那里，所有的友情信任全是废话。这次“陆军士官学校事件”和军事法庭的处理不公，也是在第二年（1936年）引发“2.26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和精神因素。

虽然东条大佐交给的“扫除士官学校皇道派势力”的任务是基本完成了，但任务完成得太不体面了些，所以辻政信自己也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接着在1935年4月被赶出陆军中央，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去了。现在不是比别人出人头地要晚一些的问题了，而是这个军刀组参谋几乎已经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