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和逃亡

1943年8月，辻政信在陸軍大學校教官任上被晉升為陸軍大佐，這還是一次“定例晉升”，再不晉升就說不過去了。在日本陸軍中大佐是一個挺高的軍銜，“無天組”（沒有陸軍大學校學歷）苦幹一輩子幾乎也弄不來這個軍銜。但陸大畢業生中有一條“十年人事”的不成文規矩，就是說陸大畢業10年幾乎肯定升大佐。什麼時候升將軍則要參照其他人事人緣關係了。

根據這一條規矩，辻政信的大佐晉升不算快，甚至很慢。你看和他同期的陸大畢業首席畢業生天野正一早在1940年8月1日就升了大佐。就連在武漢和辻政信一塊“反腐敗”的福山寬邦，不是軍刀組也在1941年8月25日晉升了大佐。當時在打仗，軍官的晉升應該比平時快，而辻政信因為“士官學校陰謀事件”，“諾門罕事件”和瓜島及新幾內亞的失敗，晉升起來特別慢。

8月14日，辻政信被調到了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現在的總司令官是元帥畑俊六大將,總參謀長是松井太久郎中將。和以前的板垣征四郎不一樣，畑俊六和辻政信可沒有什麼交情，既然大本營又把這位派來了，先找個活讓他幹起來再說，當然不能再讓他干“紀委書記”，再逼死幾個皇軍軍官可不是玩的，讓他去干第三課課長去。

第三課是兵站和政要課，辻政信可是當過參謀本部作戰班長的，現在讓他去干兵站，確實是有點不拿村長當幹部。要知道日軍參謀分三等：第一等是作戰參謀，下面是情報參謀，最次的是兵站參謀。因為皇軍有搶劫的能耐，不需要兵站。更不需要什麼有能耐的兵站參謀了。

於是辻政信就有點沒事幹，沒事幹他就要找事干。到南京的第四天晚上就去找汪精衛去了。辻政信一個最大的業餘愛好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再有就是喜歡往攀高枝。什麼枝他不管，只要看起來夠高就行。誰都不拿汪精衛當根蔥，但辻政信覺得這個“國民政府主席”的銜頭很悅耳，就跟他走動上了。汪精衛那邊見到有個日本大佐來跟他親近，也是喜出望外，兩人先是胡扯什麼“東亞聯盟”，“日中提攜”什麼的昏話，說着說着汪精衛就忘了形，給辻政信開出了這麼一張名單：總司令板垣征四郎，參謀長石原莞爾，駐華大使磯谷廉介中將，軍事顧問影佐禎昭中將，說是按他這樣安排人事，肯定在大陸能贏。

汪精衛是糊塗油懵了心，忘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辻政信可還沒有糊塗到這份上，還知道自己管不着陸軍人事，就給汪精衛支了個招，說你去找東條首相好好說說，沒準他能聽得進去。這邊汪精衛還真當了回事。後來被東條召見的時候，真和東條提了那個主張。也不知道辻政信是有意還是無心，就是沒有給汪精衛交待一句東條英機聽不得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這兩個名字。果然汪精衛這句話一出口，東條英機的臉色就變了：“請不要妄談大日本帝國陸軍的人事”。唉，做奴才怎能不看主子臉色呢？

想借汪精衛的口把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在弄回中國來的主意泡了湯，辻政信又動起另一個腦筋來了：和蔣介石直接談判。也不知道他通過條什麼路子認識了上海一個什麼醫院的院長，聽說那院長在重慶方面很有頭有臉，那邊的人原來有個傷風感冒的全找他看，現在他人不在重慶，那邊感冒了沒人治了，托人傳來口訊，讓他去重慶。辻政信想和他一起去重慶，說想面見蔣介石。

辻政信也知道這事關係重大，先和畑俊六商量。參謀本部有禁止支那派遣軍直接和重慶談判的命令，畑俊六本來就對這條命令不滿，正好想借辻政信和東條的關係把那倒霉的禁令撤了他，就讓辻政信直接去東京找東條說去。碰上東條也是焦頭爛額，在到處找救命稻草，一聽徒弟能見到蔣介石，喜從天降，師徒倆就做起了和蔣介石直接談判的美夢。

別看1938年1月16日近衛文麿聲明那副牛皮烘烘的樣子：“再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實際上是恨蔣介石不肯談判恨到了骨頭裡去。和重慶談判這事歸汪偽政權的軍事顧問，後來的陸軍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將管，那位就說了：“去重慶，就算見到了蔣介石，準備怎麼說？”。

對啊，談判的條件，目的什麼沒有，去幹嘛？都不能說這光是日軍參謀的問題了，這似乎是日本人的問題。有過和日本人談判經驗的人都知道和日本人談判經常是大家坐着互相相面，所以這事也就黃了。在別人看來只是個辻政信式的笑話而已，而辻政信和他的粉絲們看來則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號稱是日本錯過了一次和蔣介石直接談判的機會。

都1943年底了，還想和蔣介石談判也就太低估蔣介石的智商了。或者應該說，這些做夢的人的智商也太低了。

辻政信永遠找得到活干，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做法事玩。11月24日，他以畑俊六大將的名義，在浙江奉化溪口鎮舉行了一次公祭蔣母的儀式，並且為聞訊前來弔唁的國府要人提供一切方便。一個月以後重慶方面的報紙以“日寇祭蔣太夫人”的標題，在頭版頭條大篇幅報道了這一怪行。

所有人都認為，戰後蔣介石收留了辻政信是因為這件事。

戰局失利之快，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1944年6月，美軍開始進攻馬里亞納群島，6月15日在塞班島登陸，僅僅經過20天的戰鬥，人數為一個師團的陸海軍守備隊就全部“玉碎”。接着關島，特尼安島也以和塞班島同樣的模式落入美軍手中。塞班失守使東京門戶洞開，從塞班島起飛的B-29超級空中堡壘開始對東京及日本各大中城市進行戰略轟炸，現在到了曾經屠殺別人的人知道什麼是被屠殺的滋味的時候了。

為此，東條英機內閣被迫總辭職，成立了小磯國昭陸軍大將和米內光政海軍大將的聯合內閣。

東條下台了，東條在台上時活躍着的那一撥一個一個都要被清算了。服部卓四郎被趕到長沙當了第65聯隊的聯隊長，還在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辻政信也又被人想了起來了。這傢伙也不能讓他在後方閒着，上前線去吧。這就在1944年7月又給弄到駐緬甸的第33軍來了。

前面說過辻政信的晉升是屬於慢的，但就這樣好不容易晉升的大佐，還有人不把那當回事。現在大模大樣坐在站的筆筆直直的辻政信對面的第33軍司令官本多政才中將就在說：“不好意思，知道你是大佐，但我這裡沒有大佐的活給你干，你在我這裡就只能幹中佐的活，先在白崎大佐手下干吧。”

所謂“白崎大佐”，是指和辻政信陸大同期的白崎嘉明大佐，現在是第33軍高級參謀。本多司令官的這番話夠羞辱人的了，但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辻政信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大聲回答：“哈依”。

這麼着來到了緬甸的第33軍。本來就是被參謀本部楞塞進來的，中村司令官見了辻政信沒好臉色也太正常不過了。

但是辻政信什麼時候注意過人家臉色？

當時盟軍的作戰目的是打通從印度到雲南的公路，而日軍的目的是切斷這條公路，所以日軍把這次作戰行動叫做“斷作戰”。在什麼地方斷，緬甸境內的密支那還是雲南境內的拉孟騰越方向是33軍頭疼的問題。辻政信一來就簡單了，辻政信自作主張以軍參謀長澤本理吉郎的名義把原來準備在莫岡，加邁方向作戰的計劃改到了拉孟，騰越方向。

但是這次兩支中國遠征軍和日軍的兵力是相差太大了，衛立煌將軍率領的中國遠征軍十六個師總共20萬兵力，鄭洞國將軍指揮的新軍8萬人，日軍第33軍只有第18和第56兩個早就已經大量減員的的師團，合起來只有一萬八千人，不到正常的一個師團的兵力。雙方兵力的相比是十五比一。

應該說日軍下級士兵的戰鬥力是很強的。從1944年9月9日蔣委員長在重慶發表過一個文告中就看得出來。在那個表彰獲得松山大捷的中國軍隊官兵的布告裡，蔣委員長特別指出“我軍官兵，須以日本軍的松山守備隊或者密支那守備隊孤軍奮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完成任務為榜樣”。這裡的“松山守備隊”日本人叫做“拉孟守備隊”，這是在中日戰爭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戰”。1200名在除了偶爾有空投彈藥支援外沒有任何補給的情況下，在由美軍顧問指揮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裝備的國軍進攻面前堅守陣地4個月，最後全部戰死。

再看密支那的例子就知道辻政信是怎樣指揮戰鬥的了。一開始密支那守備隊是在第114聯隊長丸山房安大佐指揮下的大約一千八百人的部隊，18師團的。人實在太少，辻政信又派了56師團的步兵團長水上源藏少將去增援。

增援兵力是多少？步兵一個小隊（排），炮兵，工兵各一個中隊（連），加上一些醫務兵不到三百人！

7月10日，辻政信簽發的電報是“命令水上少將死守密支那”。

這個命令很不尋常，整個太平洋戰爭中只有這麼一封。他命令的不是“水上部隊”，而是“水上少將”。辻政信是這樣解釋這麼做的理由的：“諾門罕戰役有過指揮官未經許可擅自後撤的事情，所以這次要明確指揮官的責任”。

7月19日從軍司令部發來出來給水上少將的電報是：“今後稱貴官為軍神”。

水上少將看到這封電報苦笑着說：“一直是這樣，人還沒死，悼詞先到”。最後在丸山大佐提出退過伊洛瓦底江，在東岸重新組織防禦的時候只好默默同意丸山的建議，在部隊渡江之後，自己在西岸自殺。因為水上知道他沒有退路，如果撤過了江，肯定會受到那封電報的追查。

其實那封胡扯的電報連發電人都沒有，事後查明亂封軍神，置人於死地的不是別人，還是那位第33軍的高級參謀（這時白崎大佐調去18師團當參謀長了，辻政信接任了高級參謀）辻政信。

日軍的三個據點密支那在8月初就丟了，9月10日拉孟守備隊“玉碎”，12日騰越守備隊“玉碎”，就只救出了一個平嘎守備隊。11月19日中國遠征軍向第33軍司令部所在的芒市發動總攻，迫使第33軍從芒市撤退。

慌亂撤退以前，辻政信沒有忘記找來一直被他收藏起來了的國軍俘虜，衛立煌的直屬諜報組長恩義章中尉，讓他給衛立煌將軍捎去一封信件，裡面是八張當年在溪口祭奠蔣母時的照片，請衛立煌轉交委員長。

辻政信知道，這場由他們挑起的戰爭已經失敗了。

但辻政信似乎並不關心是不是已經失敗，他更加關心的是有沒有仗打。這時候緬甸方面軍司令官就是那位後來扔下部下自己從仰光逃跑，最後在東京被絞掉了的甲級戰犯木村兵太郎中將，有趣的是這位中將居然在逃出仰光的飛機上接到自己被晉升為大將的通知。這種只有在幻想小說中才有的荒誕情節，充分說明了這支已經到了癌症末期的軍隊的本質。

這位木村司令官在1945年2月6日發出了也是日本陸軍歷史上沒見過的“對個人感狀”，相當於中國軍隊的表彰嘉獎令。表彰的對象是第15軍高級參謀辻政信，理由是“奇策縱橫，積極果敢”。

大凡失敗中的軍隊嘉獎令最多，但就是在那嘉獎令滿天飛的日本陸軍，表彰一個參謀還是沒見過的。

木村司令官準備在伊洛瓦底江使用第15軍和英軍決戰。辻政信知道了這個消息，和他的司令官本多商量，說要到第15軍去湊熱鬧。本多沒好臉色給他：“你拿了個人感狀，全軍上下都在議論紛紛。現在又自作主張要去第15軍，作戰成功了，是你的功勞；作戰失敗了，與你沒有關係，因為你不是第15軍的，這種做法未免太過分了。作為第33軍司令官，我不同意”。

哼哼，你不同意算個鳥。不就是一張個人感狀嗎？辻政信當着司令官的面給撕了個粉碎，點上火燒了。把高級參謀的圖章和印泥放在桌上，附上一張紙條：“要用印章者自己隨便敲”——辻參謀罷工了。

他哪來那麼大的膽？答案很簡單：緬甸方面軍的參謀長是田中新一中將，當年辻政信任參本作戰班長的時候，田中是作戰部長。其實這個戰役的策劃就是辻政信。所以才有2月8日，田中新一先向第15軍參謀長吉田權八少將發了辻政信的配屬命令以後，第二天木村兵太郎再向本多司令官發辻政信的調出命令這樣顛倒的事情。

原緬甸方面軍參謀金富與志二少佐在西貢接受美軍審訊時被反覆問到辻政信的戰爭犯罪。檢察官拍着桌子對金富少佐說：“不要試圖包庇你的同僚。告訴你，對於戰爭犯罪者的搜查可能什麼時候會中止，但是對於人道的犯罪將永遠沒有時效。”

這個“對於人道的犯罪”是什麼意思？

緬甸方面軍第33軍參謀長片倉衷少將在1966年2月回憶說：

“辻在終戰前夕的緬甸戰場為了‘鼓勵凌駕於敵人的勇氣’，居然強迫士兵吃英軍的生肉，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決不能容許這種行為”

片倉衷提出了具體證據：“第33軍我的副官關本少尉，戰後在印度支那的兵站醫院自殺，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害怕辻政信導演的生食人肉事件被追究的原因。司令部還有一名少佐戰後也向我證明了此事。”

日本作家生出壽憤怒地指出：“什麼八紘一宇，什麼皇道樂土，做出這種事情的日本陸軍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

其實原來在中國東北時就一直有辻政信吃所謂“匪賊”也就是抗日分子的人肝的傳言，但沒有如此具體的人證，只能當作傳言。從片倉衷少將的證詞來看，那些傳言並非空穴來風。

1945年6月，辻政信被任命為駐泰國曼谷的第39軍作戰主任參謀。

任命前辻政信剛剛中了一次游擊隊的埋伏，右臂骨折，右大腿貫通，左臂右足和臉上多處負傷，全身算下來三十多處，還好命保住了。就這樣吊着胳膊，拄着拐杖，辻政信去曼谷上任了。辻政信參加過七次大戰役，上海，諾門罕，馬來，菲律賓，新幾內亞，瓜島和緬甸，每次都受傷，這是第七次。作為沒有擔任過軍事主官的專職參謀，沒有人有過這麼多的戰傷，這也是辻政信能夠壓人一頭的地方——什麼戰場上他永遠是沖在最前面的。

7月15日，辻政信被任命為新組建的第18方面軍高級參謀。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將，參謀長不是別人，就是他在關東軍的上司花谷正中將。

和到任何別的地方就任一樣，辻政信到了曼谷首先是關閉慰安所，禁止軍官坐小轎車。然後是命令大家修工事，因為辻政信怕十五萬泰國軍隊隨時可能倒戈過去打直到現在還是盟友的日本人。

8月12日，同盟社向南方總軍透露了日本政府已經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日本帝國失敗了。其實辻政信早就預料到了這種失敗，表面上看起來辻政信莽莽撞撞，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實際上可以說他非常細心。如果說公祭蔣母還只是沽名釣譽式的辻政信一貫所為，那麼上次在緬甸芒市撤退時托恩銘章中尉帶給衛立煌的那封信就是已經在為自己準備後路了。當天辻政信就擅自飛往西貢，和他的老朋友林秀澄大佐商談。

辻政信向林秀澄提了一個他一直在想，而且已經有了成熟的答案的問題：“從現在開始誰將是東亞的盟主？”

林秀澄想都沒有想，脫口而出：“蔣介石”。

辻政信喃喃念叨着：“蔣介石，是蔣介石。勝利以後蔣介石一定要消滅毛澤東的共產黨，他一定會要我們的”。林秀澄開了個玩笑：“那你去重慶找蔣介石？”，誰知辻政信很認真地回答：“我決定了去重慶”。

第二天一早就飛回了曼谷。

辻政信回曼谷以後立即找了參謀長花谷正中將，提出一個地下潛伏的方案。花谷正和辻政信都是關東軍出來的，對辻政信可謂知根知底，知道英國人來了肯定不會放過辻政信，也就同意了這個方案。花谷正和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將商量了這件事，中村有點不放心：“這個人怎麼處理？”

花谷正說得非常乾脆：“上報軍部，按陣亡處理了算了。”

8月16日，日本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第二天，辻政信留下了一個寫着“故陸軍大佐辻政信遺物”的木箱，帶着7個當兵前當過和尚的少尉和見習士官化名“青木憲信”，以和尚的身份進入了日本人納骨堂。挑選“青木”作為姓的原因是辻政信的老婆娘家姓青木。

英軍於9月15日進駐曼谷。司令官蒙巴頓勳爵到了曼穀日軍司令部受降時說的第一句話是：“交出辻政信來”。

英軍的搜查越來越嚴，他們根本就不相信辻政信已經陣亡的說法。確實，自從辻政信到泰國以後就沒有過大規模戰鬥，這麼個歷經死生地獄的人怎麼可能在泰國陣亡呢？但是如果還活着，又在哪裡呢？

英軍把目光轉向了在泰國的日僑，包括和尚。開始懷疑在曼谷的日本納骨堂了。一天脇坂一雄少佐參謀到納骨堂來通知英國人要求將所有納骨堂保存的日本軍人骨骸交英軍檢驗，臨走時還特地對辻政信說：“英軍當局懷疑辻參謀沒有死，在尋找他的下落，你們如果知道的話，趕快報告英軍”。

辻政信知道如果再不趕快行動，被英軍找到只是時間的問題了。怎麼辦？他不懂泰語，無法偽裝成泰國人，在納骨堂里也無法和少校取得聯繫，萬般無奈，只好再賭一把。辻政信決定去找曼谷的軍統機關，看看軍統局會不會收留自己。

辻政信知道這一把賭的是自己的性命，可是辻政信現在再也沒有賭本了。但是辻政信判斷軍統寧願自己動手殺掉辻政信，也不會把他交給英國佬，因為當時在泰國中英關係相當緊張。日本投降後，在曼谷的華人紛紛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以示慶祝，但遭到了泰國當局的反對。泰國當局禁止泰國華人懸掛中國國旗，只容許懸掛泰國國旗。在一般情況下，不能說這種要求無理，旅泰華人當然有尊重所在國國旗的義務。但是當時不一樣，泰國作為二戰中除日本之外唯一的戰敗國，那面國旗在華人看來等同於太陽旗，加上當時的泰國政權只是看守政權，這個原來是日本傀儡的政權對於曼谷的戰勝國民華人來說應該沒有任何的約束力。於是沒有人理睬不准懸掛中國國旗的規定，街上仍然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泰國當局見禁令無效，就出動了軍警取締。華人挺身反抗這種無理命令，於是開始了武裝抗爭。領導華人反抗的就是當地的軍統組織，而進駐泰國負責泰國日軍受降的英軍居然置身事外，“保持中立”，聽任有強大武力的泰國軍警屠殺我華人。1945年9月28日，衝突達到了最高峰，雙方都動用了機槍，流血衝突持續了三天三夜，是為“9.28事件”。在這種情況下，辻政信想如果他以“9.28事件”的背景情報作交換的話，和軍統局做成交易是很可能的。

10月23日清晨，辻政信走出了納骨堂，直朝軍統局駐泰國機關“中華民國國民黨海外駐暹辦事處”而去。

敲開了軍統局的門以後，辻政信開口就是：“你們是藍衣社吧，成先生在不在？”成先生是指成煙景，真名陳英瑾，駐暹辦事處的主任秘書，上校軍銜。面對着軍統特務驚愕的眼光，辻政信交給了他們一張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寫的紙條，上面寫着：“我是日軍參謀辻政信，現躲藏在英軍司令部旁邊的日本人納骨堂里，如果你們想知道9.28事件的內幕的話，請成先生26日到納骨堂找我”，說完揚長而去。

表面坦然的辻政信其實心裡十分不安，他在納骨堂等到27日還沒有人來。二十八日晚上只好再一次去了軍統機關。

這次成先生在家，他從裡屋出來對辻政信說：“來了就是客，有什麼話請進來說”。

辻政信跟着這位成煙景上校坐定以後，辻政信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加上比劃和寫漢字，向成上校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成上校對於辻政信那些東亞聯盟，中日提攜的廢話只是靜靜地聽着，沒有接任何話茬。但當聽到辻政信說到在溪口做法事公祭蔣母的時候，舉起了手打斷了辻政信：“辻先生，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要報告上峰。在接到上峰指示之前，我什麼都不能答應你。”

辻政信不失時機，以退為進，釘上了最後一根釘子：“你也可以把我交給英軍。”成上校進了裡屋。三十分鐘以後，成上校再次出來對忐忑不安的辻政信說：“可以，戴笠先生請你去重慶面談”。

其實軍統局中將特派員邢森洲就坐在裡屋，還有一位叫黃綠峰的少將特派員。為什麼一直沒有給辻政信回音只是因為這件事實在關係重大，他們不敢做主，一定要得到戴笠的親自指示。現在戴笠的指示來了，辻政信也來了。

10月28日，“日僧青木憲信”留下了一封遺書後“投井自殺”。11月1日早晨辻政信在四名軍統局中校特派員的護送下乘車前往曼谷火車站，乘火車前往泰越邊境的KORAT,渡過湄公河進入法屬印度支那的越南，將辻政信交給軍統越南站。邢中將和另一位姓王的少將在越南境內等候辻政信，軍統越南站為了安全，特地弄了條寮國（老撾）國王的船順湄公河而下，再換乘汽車一直送到河內。

辻政信在1945年11月離開了泰國到了河內，這是辻政信自己的說法。國民黨沒有公布過有關資料，所以無法驗證辻政信離開泰國的準確日期。

辻政信離開曼谷的日期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一位加拿大人威廉·斯蒂文森曾經公開指控辻政信暗殺了泰國國王拉瑪八世。1946年6月9日拉瑪八世在王宮自己的寢室里中彈身亡，死因不明。在泰國是不准討論這件事的，但一直有謠言說是辻政信干的。2001年斯蒂文森在《革命的國王》這本書裡詳細分析了整個事件，排除了一切可能性以後指出兇手就是辻政信。

指控辻政信的唯一弱點就是按照辻政信自己所說他在1945年11月已經離開了泰國，所以到底辻政信何時離開的泰國一直是一個疑問。

有趣的是對辻政信是不是謀殺了拉瑪八世這件事，了解辻政信的日本人比別人更加趨於相信。因為這符合他的瘋狂性格。

河內對軍統局來說是安全地帶，因為法屬印度支那的北緯17度線以北的日軍是由中華民國受降，進駐河內的是國軍。所以辻政信就在河內呆了下來以等候戴笠的進一步指示。辻政信到河內是11月29日，離開是1946年的3月9日，在河內呆了整整三個多月。這三個月裡面沒人來管辻政信，辻政信乾脆就住到第38軍去，幫着出主意應付國軍查戰犯。

所謂應付查戰犯，並不是隱瞞罪證的問題。國軍不太管日軍的戰爭犯罪行為。這麼說吧，國軍要是真能查戰犯，估計三年後就不至於搬家去那個小島了。國軍的所謂“查戰犯”，“查漢奸”，全是“查腰包”的另外一種說法。掏出錢來，就什麼事沒有了，要是沒有錢呢？把你撕拉撕拉地幹活，你到底有沒有錢？當時38軍的高級參謀岩國泰彥大佐和辻政信商量，當時38軍軍部還有23根金條，照這麼着肯定要落到哪個國軍將軍的腰包里去，不如先埋起來，以後找機會再挖出來。於是兩人就在法國總督府里找了個地方埋起來了。戰後辻政信老在想辦法把那批金條弄出來。

3月8日和第38軍的參謀們一起喝過離別酒以後，辻政信坐上邢中將搬家用的大型運輸機從河內到了昆明，19日再從昆明起飛去了重慶。

辻政信剛到重慶安頓下來，3月24日傳來一個讓辻政信傻了的消息：戴笠因墜機而死，這一下辻政信成了沒人要的包袱了。軍統局的鄭介民和毛人鳳成天忙着爭權奪利，誰也顧不上這個原來找來準備用來打共產黨的辻政信。辻政信成天就和一批小特務瞎混，或是看報紙，傷心一下過去的諸如周佛海之類的朋友們，閒下來寫一封封的報告請人面呈蔣介石，但好像所有的報告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正當辻政信莫名其妙的時候，6月30日突然來了一紙命令，讓辻政信去南京。7月1日辻政信在南京機場降落後來迎接的軍統人員向他出示了這麼一份命令：“史政信即日起於國防部第二廳辦公。部長，白崇禧”，下面蓋着國防部和白崇禧的大印。

“史政信”是辻政信的中文名字，日本的戰犯在國府國防部既要部門工作，辻政信是第一人。

第二天辻政信和其他軍官到蔣介石官邸去聆聽蔣介石的訓話，辻政信注意到了兩點：首先，除辻政信外無一人步行，全都坐着美國吉普；第二，那天下着小雨，大部分軍官打着雨傘。在辻政信看來，這支軍隊和共產黨作戰，大概懸。

7月底，又來了一位日本人，第13軍參謀長土居明夫中將。再往後就越來越多了，光辻政信在《潛行三千里》中提到的就有將官兩人，佐官四五人。

這些人都放在“第三研究室”里，說來有趣，一開始是讓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亞作戰綱要》，辻政信也是一頭霧水，不知道蔣委員長是真要去打俄國人還是想賣給美國人。後來東北吃緊，委員長手中居然沒有東北作戰地圖。日本人也沒有，關東軍從來沒有想過要在東北作戰。所以辻政信和土居明夫就在國防部編制東北軍用地圖，幫忙整理從東北搬回來的關東軍作戰日誌。

兩年下來，辻政信對國民黨軍隊和國民黨政治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對國防部次長，一級上將黃杰提出的建議是，“放棄東北，將主力撤進關內，確保長江以南，準備在華北打持久戰。”

幾乎同時，在北平的岡村寧次大將也向蔣介石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因為十五年的戰爭，從瓜島開始的失敗，教會了這些已經輸光了賭本的敗軍之將如何解讀戰爭的趨向。

黃杰對辻政信的建議深以為然，但對於自認為抓得一手好牌的蔣介石來說，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聽得進去是在也像岡村寧次一樣輸光了以後。

既然無人理睬，辻政信向國防部長白崇禧提出了辭呈，準備回日本。

接到辻政信的辭呈，國防部二廳廳長侯騰向辻政信指出了他是五大國通緝的戰爭罪犯，特別是英國人還在固執地追尋他，揚言“就是翻遍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的事實。但辻政信回答說：“就是死，也要死在日本”。看起來似乎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但其實不是這樣，辻政信是胸有成竹，他已經和老搭檔服部卓四郎大佐聯繫上了。戰敗時駐長沙的步兵第65聯隊長，原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大佐現在是“復員省戰史編撰室”的負責人。

“復員省戰史編撰室”實際上並不是原來叫“陸軍部”，“海軍省”的“復員省”所屬機關，而是從G2，占領軍參謀二部領取經費的一個機關，又稱“服部機關”。表面上是因為軍部的文件全部被燒毀了，因此G2的維羅比少將找來軍部的有關人員憑記憶編寫戰史。確實他們也是在寫戰史，以後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義出版，書名叫《大東亞戰爭全史》的那本書就是他們寫的。

但是維羅比少將的真正目的不在於此。維羅比少將是一個狂熱的反共分子，他收羅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於重新武裝日本，為反蘇戰爭作準備。這個服部機關很大。陸軍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參謀本部美國課課長），原四郎中佐；海軍有中村勝平少將（航空本部總務部長），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篤元大佐。顧問是有末精三中將（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河邊虎四郎中將（參謀本部次長）。全部都有在朝鮮和中國東北的駐防，作戰經驗。

服部在得知辻政信下落以後，通過吉田茂的軍事顧問辰已榮一中將向維洛比少將詢問前陸軍中將土居明夫和大佐辻政信回日本的要求。

維洛比的回答是：“知道了”。

有了這種默契，辻政信才敢回國。

1948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了對28名甲級戰犯的判決。在被判決死刑的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這七人中，除了文官的廣田弘毅前首相和其實是乙級戰犯的松井石根以外，其餘五人全部和他有過交往，而且是很親密的交往。

1948年5月26日清晨，辻政信在日本長崎縣佐世保港登陸以後，被等候在碼頭的陸軍士官學校的同期生們接走，後來一直在全國各地由這些同期生們掩護着，最後躲藏在東京杉並區的寶昌寺。1950年1月1日占領軍總部GHQ宣布戰犯搜索結束，1月5日辻政信就和妻兒一起公開露面了。

這匹豺狼，從石川縣的山中走來，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校給豺狼裝上了獠牙。這匹豺狼走過了東亞，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足跡浸透了鮮血，他帶來了上千萬人的死亡，這裡面也有二百幾十萬他的同類。

沒受到任何懲罰的辻政信就這樣走完了他的前半生。

參考資料：

辻政信 《潛行三千里》毎日新聞社 1950年6月25日

辻政信 《ガタルカナル》養德社 1950年9月1日

辻政信 《SINGAPORE——運命の轉機》 東西南北社 1952年2月11日

辻政信 《十五對一（ビルマの死闘）》酣燈社 1950年4月29日

辻政信 《ノモンハン》原書房 1957年12月20日

辻政信 《中立の條件》錦正社 1961年2月23日

辻政信 《この日本を》協同出版株式會社 1953年2月20日

高山信武《辻政信と服部卓四郎》芙蓉書房 1985年2月5日

長岡彌一郎《軍人辻政信》不二印刷株式會社 1976年5月15日

田田宮英太郎《參謀辻政信·傳奇》 芙蓉書房 1986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