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俗话说“拔毛凤凰不如鸡”，辻政信这次可是浑身上下的毛被拔了个干干净净。

虽说是“政治上正确”，再者也就是一个小少佐，比他官大衔高，该担责任的多的是，所以辻政信还是没被人扒掉这身二尺半。但这个处理很大意义上是因为辻政信和那支“正在上涨的股票”陆军次官东条英机中将的关系。打狗是要看主人的，辻政信自从进参谋本部跟的就是东条大佐，东条到了士官学校还是带着他，到了满洲两人还是没断过交往，所以没有把辻政信转预备役，而是发配到冈村宁次的11军来了，没有具体职务。

1939年9月15日报到那天，冈村中将穿着件浴衣，手里拿着一本通俗小说杂志《讲谈俱乐部》就接见了他。辻政信十几年以后在《亚细亚的共感》里面提到这件事还是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是接见参本作战课或者陆军省军事课来的参谋，中将肯定得手扶军刀，满胸的勋章挂得叮当响。可现在，我只是带罪之身而已”。

其实冈村宁次也在和辻政信一样头痛：怎么处理这尊邪神，没地方放。陆大出来以后不能去作战部队任联队长以下的主官，联队长是大佐，这位还只是少佐，更不要说是戴罪之身了，所以去不了作战部队。放他去当参谋，当时冈村手下正热闹，有七个师团（3，4，6，13，34，39，40），两个独立混成旅（14，18），不少方面军都没他阔气。军司令部和师团都有参谋编制，但这位刚刚打了败仗，不能用。这就找来了参谋长青木重诚少将商量。

参谋长出了个主意：汉口日军现在风纪极差，似乎的有个人管管了。这件事让他去正合适，他要是不愿做宪兵，那他自己去找地方，和11军没关系，横竖11军不欺负他就是了。正好第3师团参谋福山宽邦少佐和他是陆大同期，就让福山带着辻政信去宪兵队办交接。

辻政信到了宪兵队，点了几个人就问在边上正想回家的福山：“汉口哪儿最热闹？”

福山想都没想就回答：“江汉关，原来的英租界一带。”

辻政信手一挥，也不管福山是不是归他管，两人带着宪兵就直扑江汉关。

到了地方，辻政信跳下车来：“凡是军人开的车全部扣押。”

宪兵们有点糊涂：“开车的全是军官，扣他们的车会不会有麻烦？”

辻政信给找补一句：“人员一律逮捕，大白天的在这儿，肯定不会干好事。”

大白天就抓了二十几个看戏，喝酒，嫖姑娘的佐级军官。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宪兵队的牢房成了军官宿舍了。青木参谋长也急了，这把军官全抓了起来，游击队来了怎么办？派人来和辻政信打招呼，辻政信的回答是：“这还是刚刚开始呢”。哼哼，叫你们狗眼看人低。

 青木现在对辻政信在关东军为什么那么呼风唤雨开始有点明白了。这人在找人短处方面简直是天才：首先是查用车票的底单，军人自己没有车，要用车就会留下痕迹。然后一件一件查人数，估算需要的钱，最后再查钱是哪里来的。

皇军喜欢抢东西，但说实话不容易抢到钱。钱肯定是贪污来的，一查出来你大概用掉了多少钱再找你来对帐就很简单了。所以青木怀疑辻政信在关东军时是不是也捏住了谁的短处。其实是不是捏住了谁的短处不太清楚，但辻政信经常半夜里带人出去砸料亭门口停的高级军官汽车是真的，在上海，长春，哈尔滨全干过。

这一番“反腐败”反的鸡飞狗跳，把陆军大学校46期毕业，主管经济事务的军司令部参谋山本浩一少佐都吓得自杀了。冈村和青木看着再让辻政信玩下去还不知道要玩出谁来，只好不等辻政信玩腻味了，先帮他找出路。

于是几乎全司令部奋斗起来当红娘，到处保媒拉纤找有没有肯收留这个丧门星的地方。当然那地方还得好，大名鼎鼎的辻参谋可不是有个位置就肯屈就的主。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的1940年2月终于通过关系把辻政信送了出去，送到南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去了。

辻政信是2月10日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到的。他很满意这次的调动，当时的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是板垣征四郎中将。辻政信服气的人不多，板垣就是其中的一个。而板垣当第五师团长时在太原见过辻政信玩命，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本来是想直接就放到第一课（作战课）去的，但是作战课长公平匡武大佐坚决不要这位刺儿头，就放到第四课（政务课）来了。

政务课课长是金井武夫大佐，金井同时还兼着第二课（情报课）课长，后来做到支那派遣军少将总参谋副长，有一幅大家都知道的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上面跟在在冈村宁次身后向何应钦长官鞠躬的最右边一名日本军官就是他。主任参谋是堀场一雄中佐。当时第四课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参谋本部进行“桐”工作，也就是诱降蒋介石的工作。这个“桐”工作是怎么回事呢？得从那时的大陆战况说起了。

表面上看来大陆形势“一片大好”，实际上军部很头疼——这仗似乎没完没了。蒋介石不像原来想象中的被打痛就投降，而是丢了南京去武汉，丢了武汉去重庆，还放出风来说是如果丢了重庆就去印度的加尔各答组织流亡政府，反正就是不投降。

但是日本人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汪精卫政权是什么，那是伪政权，不算数的。虽然近卫文麿首相早就狠天狠地地说“不以蒋政权为谈判对手”，但是实际上是想谈而谈不成。这不，有人来说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参谋本部就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赶紧和重庆方面派出的人谈判。参本第七课的铃木卓尔中佐在香港和重庆方面派出的自称是宋子良的人就谈上了。谈了三个题目：满洲国问题，汪精卫问题和日军撤军问题。谈了半天才想起来一个问题：对面这人是不是宋子良啊？

到后来才知道从一开始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根本从一开始就是在涮日本人。日本人对这次挨涮特别耿耿于怀，战后何应钦去日本治病还被冈村宁次揪着问那到底是不是宋子良，何应钦笑了笑没吱声。到现在日本人还在乱猜那到底是谁。

言归正传，辻政信刚到南京就遇到了汪伪政权成立。板垣们也知道这不是件什么事，但为了面子也得当喜事来办。4月23日还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一个欢迎两院议长的大会。为了表示自己们也没闲着，安排了辻政信在欢迎会上做个“英模报告”。辻政信在会上洋洋洒洒，作了名为《实战的感想》的报告，给辻政信的时间是20分钟，实际上他讲了两个小时。那个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桐”工作的思想基础也就是石原莞尔鼓吹的“东亚联盟”，什么“日中提携”什么的。把板垣听得心花怒放，改名为《告派遣军将士书》，印发了100万份发到各地。这个100万份是辻政信自己说的，有人揭发其实只印了5万份。不管印了多少，反正这一下辻政信又出了名。

什么叫做“塞翁失马”？这种出名可不是大家都高兴，首先他们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就看得不舒服。这叫怎么回事？直接就和总参谋长接上头了？眼中还有没有人？就算课长你可以不菜，连总司令官都没有放在你小子眼里。

那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是西尾寿造大将。西尾是关东军出身，板垣当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时候西尾是关东军参谋长，两人倒没什么合不来，刚开始西尾也不讨厌辻政信。直到有一天出了“扇子事件”为止。

在南京总司令部高级军官食堂，辻政信发现他的座位上放了一把扇子，不经心地拿起来一看，是当时南京最有名的料亭“福宫”的老板娘送来的，顿时脸色一变，对周围拿着扇子扇风的军官们喊道：“福宫老板娘送来的扇子，你们不嫌有腥味？来人，把扇子全部收起来，送回去。”要知道，被这位小少佐参谋吆喝的将军中就有西尾寿造大将。

这是1940年7月的事情，离他按常例升为中佐还有一个月。

不但西尾讨厌辻政信，现在连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都有点讨厌辻政信了。辻政信在闹的什么东亚联盟，日华提携在东条英机看来全是扯淡。首先这套该死的理论是东条最见不得的公开称他为“东条上等兵”的石原莞尔弄出来的，现在在鼓吹这一套的也还全是些石原莞尔的死党，板垣不就是其中之一吗？除了这种个人的嫌恶之外，东条在思想上也也不信服那玩意。东条是个彻底的皇国主义者，在他那儿是“八紘一宇”，全宇宙就他们家天皇陛下，现在只是日本人的传统谦虚美德在作怪，没谈什么“世界盟主”，只是在谈亚洲盟主。这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还有什么和人“提携”的必要，这种大逆不道的理论简直就和共产主义赤化宣传是一路货色。板垣他动不了，别人在陆军士官学校是他的先辈，和他平起平坐，当陆军大臣还早他两年。所以一肚子火全发到辻政信头上来了。长年老部下也跟着石原莞尔们一起胡说八道，你忘了本了？40年11月给了辻政信一个莫名其妙的调动，到台湾军研究所去当研究员。

这回辻政信应该是全完了。台湾军本身就名不见经传，担任过台湾军司令官的倒有不少名人，但全是荣誉职务。你只要看日本投降时台湾军（那时改名叫“台湾军管区”了）下面除了司令部就是医院，没有作战部队就知道了。这个“台湾军研究所”对外番号是“台湾军第82部队”，总共就30几个人，用辻政信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院子里面堆满了木板，到处在敲敲打打钉房子，总共三十名从各地打扫来的军官，下士官，勤务兵和打字员。当兵18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居然有这么小的部队。真的完了”。

辻政信是个闲不住的主，他出生于冰天雪地的日本石川县，又老在关东军混，没到过亚热带地方，就觉得台湾特别新鲜。没事买了一大堆热带地方的书来看，也算打发时间。

名义上部队长是台湾军参谋长上村乾男少将，其实为首的是刚刚从台湾步兵第一联队的位置上被赶下来的林义秀大佐，那也是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主。几个人就在那儿混吃等死，等到来命令让这几位扒下这身二尺半。

41年5月，台湾军又来了一位从此和辻政信结下了一生渊源的朝枝繁春大尉。朝枝也是个怪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比辻政信还要变态。陆大军刀组毕业后在太原的第一军当参谋，负责制定进攻延安的计划。一年后按规矩军刀组回中央机关，把朝枝安排在陆军省军务局。

军务局也是陆军省最重要的部门了。可这位不干，他要进参本，最好是作战部，觉得在陆军省坐办公室管招兵养兵是屈了才不够刺激，自作主张就脱了军装开小差了，跑到台湾来，找到台湾军研究所，问有没有到南洋调查的工可以打。听到这件事的台湾军参谋长上村乾男可吓坏了，一个军刀组参谋私自溜号这是怎么回事？在和陆军省再三商量以后，觉得这事还是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理得上军事法庭的罪仅仅就给了个“停止军职三个月”的处分，干脆派他到南洋去刺探情报了。

（辻政信的终身盟友服部卓四郎大佐）

一般认为日本人是从1940年8月日本人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后美国限制了对日本的石油和废钢铁出口，禁运了航空燃料以后才开始动马来，新加坡的脑筋。这是一种误解，日本人垂涎马来和新加坡已经有日子了。

当年日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钱，当时的国际社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ODA(政府开发援助)这么一说，但有一点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是一样的，就是喜欢向海外派遣医生。现在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医生是为了提高受援国的卫生保健水平或者是进行救灾活动，确实是在治病救人，是善行。但过去不是这样。

比如恶名昭著的哈尔滨731部队里就不全是军医，也有从民间派遣来的医生。和石井部队的军医们一起干着活体解剖，研究细菌战。在新加坡对面的新山（也叫柔佛，柔佛八鲁Johor Baharu）有个热带病研究所，里面经常就有日本研究人员往来，日本医生在这里研究的是毒蛇，疟疾和其他热带病。其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直到战后听说自己写的全部研究报告都呈交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早在“9.18事变”以前，南洋就已经列上了军部的议事日程。

其他来做买卖的商人，来打鱼的渔民，来修自行车的手艺人，不少都是陆海军的士官。他们默默地收集着道路，桥梁，气象，潮汐，水深等一点一滴的情报。他们的情报网，不仅限于马来半岛，在菲律宾，文莱，爪哇，夏威夷，到处都有这种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与世无争的日本人在活动。

所以说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不缺乏情报，所说的日军参谋“不治己不知彼”的意思是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使用这些情报，更加情愿采取鸵鸟政策或者掩耳盗铃，一厢情愿地迷信“皇军的精神力”罢了。

在那个变态的年代就有那么多变态的机会，辻政信又起死回生了。

日美关系日趋恶化的1940年底，大本营已经在考虑南方作战了。当时就只有台湾军有热带经验，所以就让台湾军开始收集热带作战资料。

更重要的一点是用辻政信的老搭档服部卓四郎中佐于1940年10月又重返了陆军中央，还就任了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这一要职中的要职。

服部和到处得罪人的辻政信不同，最大的长处就是会拉关系。板垣喜欢他，东条也喜欢他，邪门的是到后来麦克阿瑟手下的情报部门G2的头韦洛比少将也能和他尿到一个壶里去，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帮助日本重整军备，成立警察预备队时，韦洛比向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服部卓四郎，结果是在吉田茂和占领军民政部的惠特尼准将的一致反对下没有成功。要不然这位还是自卫队的祖师爷了。

服部对辻政信的交代是不要停止在资料收集上，而且要拿出资料整理的成果出来。

半年以后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送到了参谋本部。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作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这本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解说的十分详细，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这个作战手册将武力战，思想战和经济战结合了起来，省略掉了作战要务等原则性内容，仅仅讲述与热带作战有关的东西。一开始就把读者定位在下士官和普通士兵，所以不用文言体，全书用口语题写成，而且每段的篇幅相当简短精悍，从而便于士兵们在行军作战的间隙阅读。比如说手册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述：“打死蛇以后，剖开蛇腹在蛇的大约中部取出蛇胆吞服，蛇胆是很珍贵的滋补品”。

这本手册后来被印发了四十万册，真的成了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一件有效武器。而辻政信本人也于1941年8月重返陆军中央，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兵站班班长。

就因为写了这么一本在当时还不知道可用不可用的作战手册？

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首先服部卓四郎于1941年7月1日以中佐军衔出任作战课长，成为和稻田正纯并列的作战课有史以来军衔最低的课长，但服部就任时只有40岁，比稻田就任时的42岁还要年轻。

起用如此年轻的作战课长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和陆军大臣，次任首相最有希望的东条英机大将商量下来的结果。他们觉得前任作战课长土居明夫大佐，就是那位诺门罕时候警告辻政信苏军起码有两个师以上的增援兵力的那位，对开战意欲不大，于是把土居赶去了关东军的第三军去当参谋副长，起用年轻，“有冲劲”的服部中佐。

服部和辻政信是一对哼哈二将，服部上了台就把他这位小弟给从台湾接了回来。

服部把这位到处惹事生非的辻政信接回最核心的参本作战课之所以没有引起很大非议还有一个组织上的原因：作战课确实缺人。

参本作战课是参本最核心的课，所以对进人的要求很严。一般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军刀组是很牛的，但不是所有的军刀组参谋都能够进作战课——作战课只要前五名。军刀组的第六名，对不起，进不了作战课。这样能够用的人也就是扳着指头算得过来的那几个了。所以服部提出要辻政信回来，大家也只能皱皱眉头，提不出什么能反对这个第三名毕业生回来的理由。

所以服部——辻配对又一次结成了。

当时服部在作战课里鼓吹一种“好机南进，熟柿北攻”的理论。就是说南进要寻找好机会，而北攻则要等待希特勒的进展，等待苏联像一个熟透了的柿子那样。诺门罕的学费没有白交，起码辻政信现在知道了苏联人不好惹这件事了。当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只能说：“绝对不能和希特勒合作，那是个不讲信义的家伙。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进展仅仅是因为它的突然袭击和不讲信义，日本和希特勒合作绝没有好处。”

真的是日本人讲信义？那怎么解释“9.18事件”呢？辻政信的所谓信义指的是正当诺门罕吃紧的时候，希特勒违反《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的秘密条款和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卖日本人的事情，这口气还没出呢。

辻政信阐述这种理论更加简单清晰：“我们通过诺门罕事件对苏联的实力了解得很清楚，现在关东军立即北攻，一年内不可能达成什么目的。但我们花了好几个月在研究南方，南方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南方就利于了不败之地，英美根本不足为惧”。

好大的口气，“几个月的研究”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但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喜欢这种“政治上正确”的论调，不久参本内部这种腔调就响成了一片。

1941年7月28日日军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美国人的反应，出乎日本人的想象的强烈和迅速。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接着英国，加拿大，法国，葡萄牙，荷兰也宣布了同样措施。8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了对日本的全面石油禁运。

这时的首相是那个一直优柔寡断的近卫文麿，但这次倒挺积极，8月4日晚上找来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自己去美国，和罗斯福面谈，寻找打开危机的办法。

海军因为真要开战那也就是自己的事了，心里有点发虚，于是就一致支持近卫访美。陆军呢？首先反正打头阵的不是自己，再加上陆军毕竟对缺油没有像海军那样有切肤之痛，在首脑会议上是反对声一片。最后东条整理了几个条件交给了近卫总理，那几个条件除了能看成刁难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结果近卫文麿内阁什么都干不成，宣布总辞职，接任的是东条英机内阁。这段时间辻政信在干吗？

海军中佐内田承志的手记中记着这么一回事，8月末在东京芝区的海军军官会议所水交社召开过一次陆海军幕僚碰头会。在会上辻政信公开扬言：“如果上海来的炸弹能够赶上，我要暗杀近卫首相”。

别以为辻政信只是在说大话，1974年5月25日日本著名右翼大人物儿玉誉士夫在接受著名评论家大森实的采访时作了这样的证词：

“一天，辻中佐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近卫首相要到中国去访问了，知道那个访问是什么意思吗？首相想对美国让步，从法属印支撤军。问题是不仅仅从法属印支撤军，连同中国大陆一起撤，甚至满洲国都要让出去，这绝对不可以。你手下有人吗？我要炸掉六乡的多摩川铁桥，那是近卫到横须贺去坐船的必经之路。

我同意了接受任务，让辻中佐和儿玉机关的副机关长吉田彦太郎去具体商谈。

吉田从上海找了十五六名行家，辻政信带我去了参谋本部第八课，在那儿交给我四颗定时炸弹并说明了使用方法，说是好东西，只要一颗就能让铁桥飞上天。

我把定时炸弹放在赤坂的事务所里，后来近卫首相访美未能成行，那几颗炸弹后来在东京大空袭时被美军炸掉了。”

其实近卫未能访美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被暗杀的可能性太大。近卫的随行人员中有海军大将吉田善吾和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到不了横须贺。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在战后回忆说，即使近卫到了美国，回来以后也肯定会被暗杀。因此访美本身就没有意义。

田中新一和服部卓四郎，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和作战课长的态度基本上就决定了参谋本部的态度，更不要说还有辻政信这么一位实干家在上窜下跳了。就这样上下合力，终于要向美国开战了。

辻政信被任命为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是9月25日。近卫访美计划的正式取消是10月2日。10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陆军中将受命组阁，10月18日特晋为大将的东条英机内阁成立。东条英机本人一身兼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和军需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