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事實上，是投行中唯一沒有代表出席會議的，會議名單就像是巴茨尼一塔塔格里亞（教父里的黑手党家族）5家庭的聯盟。大通的吉米·戴門（Jimmy Dimon），高盛的羅伊得·布蘭克凡（Lloyd Blankfein），摩根的吉姆·高蒙（James Gorman），李門的迪克·佛得（Dick Fuld），還有那個美林的約翰·森（John Thain）。還有代表花旗的魯賓（Robert Rubin），黑石集團的斯蒂文·舒沃茲曼（Stephen Schwarzman），以及幾個對沖基金的頭頭，像Citadel 投資集團的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 

這個會議從來沒有對公眾宣布過。事際上，它是布魯姆博格的一個記者以“自由信息法案”的名義，要求聯儲公開文件後，在博南克的日程表上偶爾發現的。“滾石”（Rolling Stone） 雜誌隨後聯繫了所有的與會者，但都拒絕對會議的內容提供評論。“這個會議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密”，摩根的發言人表示。“黑市沒有評論”，舒沃茲曼的發言人說道。魯賓回絕了採訪要求。佛得的秘書從未回過電話，高盛也拒絕討論這個閉門會議。紐約聯儲說這個會議在數周前就預訂好了，是簡單的常務會議。“這種非正式的，小組型式會議可以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從有着第一手知識的人了解市場的運行情況。” 

那到底會議上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證據顯示博南克或蓋特納召集了這個保密會來討論貝爾的麻煩，及一起分享戰利品。很有可能是他們中某一個在這個因為其它原因而召集的會議上，對貝爾發表了不恰當的意見，而無意中導致了對貝爾擠兌。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博南克和蓋特納告訴國會的一派胡言：貝爾破產後一個月，兩個人在參院聽證時講道他們是在星期四，即3 月13號才了解到貝爾的流動資產惡化情況。儘管星期一，3月10日時，有關貝爾麻煩的謠言已經開始流傳，而兩個人是星期二，3月11日時和華爾街所有的關鍵人物開會時親自見的面。這就像是在說，你於9月12日在總統辦公室呆了一下午，卻只在9月14日才聽說了9/11的事件。 

在聯儲的“保密”託辭下，我們不可能知道到底會上講了什麼。但我們確定知道的是在會議一結束後，貝爾的擠兌就開始了，華爾街所有的和貝爾有關聯的主要公司都開始從病人的手臂上拔出管子。銀行，代理商，對沖基金在貝爾有現金帳戶的都大量提取（使貝爾難以支付信用付款），還有針對貝爾的信用掉期互換。同時，貝爾被雪片似的“更替要求”- 一種要求貝爾兌現債務的要求搞得措手不及。到了3月下午11日的下午，貝爾的兩個對手投行，瑞士信貸，和高盛被要求貝爾還債的“更替要求”招架不及，而暫停接受，更預示着市場對貝爾的極大懷疑。 

所有的這些戰術都是所謂的“熊襲”騙局的一部分，即小的股票操縱者用來對付散戶用的一種手段。但是這次對貝爾的最令人詛咒的攻擊手法，使用的卻是和那個“熊襲”有同樣特徵的一種偽造的機關 – 叫做“無貨沽空”。從那個3月11日的聯儲會議結束起，貝爾就成了這種表面上看似合法的手段的攻擊目標 – 而那些在謠言四散後對貝爾進行攻擊的公司都出席了那個會議。既然證券委未能找出誰是攻擊的內幕者，華爾街剩下的就只是流言蜚語了。根據貝爾公司房貸部的前經理，湯姆·馬如納，貝爾內部的傳言是集中在高盛和Citadel。兩公司後來都被證券委傳了票，調查是否有市場操縱行為 – 以及貝爾和李門的執行長都懷疑而且傳說都聯繫過高盛執行長布蘭克芬，質問為什麼高盛參與騙局。（高盛的發言人否認了指控，告訴記者“（高盛）一貫嚴格經營的。” 

“無貨沽空”的根子在1973年，當華爾街幾乎不再使用紙張來交易股票時。

在那之前，如果你想把你的“公司A”的股票賣掉，你和買主必須通過代理商達成口頭協議。然後買主就成了股票的合法主人了，然後代理商就把這股票送交給買主了 – 用一種可笑，巴西方式的信差把這些“股份文件”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 – 一種荒誕的交易系統。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華爾街設立了一個巨大的金融“化糞池”，稱作“信託公司”（Depository Trust Company - DTC）- 由代理商和銀行財團共同擁有。這個信託公司集中以及保持所有的交易記錄。現在，為了不再派信使騎自行車在曼哈坦跑來跑去遞送單子，幾乎所有的股票都一直保留在信託公司。當一個代理商賣出股票時，信託公司只需要改變一下記錄而已。 

這個新的電子系統帶動了爆炸性的金融發明。以前很少使用的一種方法，但現在變得非常流行的交易手段叫“沽空” – 一種完全合法的交易手法允許股票投資者反向購買股票。這個“沽空”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比如說你是對沖基金經理，你想賭某個股票價格下降 -  某個叫“國際受傷羚羊”的公司。

那你就要先去找一個代理商，像高盛，擁有那個公司的股份，並且願意借給你。所以你可以在星期一早上去高盛借1000  股“受傷羚羊”的股票，假設股價在那天是$10。 

然後你可以拿那你借來的1000股，在公開市場上以$10的價格賣掉，這樣你就有了$10,000 的現金。你然後就等。一星期後，攝影機拍到了“受傷羚羊”的執行長和一個“受傷鴨子”在漢堡王（Burger King） 的廁所里偷歡，並被CNCB 播放了。因這醜聞，“受傷羚羊”的股價掉到了$3.50，於是你就去買回那1000“受傷羚羊”的股票 – 只需花$3,500，然後你就把這1000股退還給高盛。在這時你對“受傷羚羊”已無任何興趣了。你通過“沽空”賺了$6,500。 

在這裡應該指出的是正常的“沽空”不僅是完全合法，而且還可以帶來社會效益。通過鼓勵華爾街去發現那些效率低下的公司，然後“沽空”他們的股票，“沽空”能起一定的“警察”作用。合法的沽空可以幫助揭露出像Enron, 和 Worldcom 那樣的公司。問題是，這個利用信託的“無紙系統”也給那些企圖遊戲市場的人打開了一個巨大的漏洞。在舊的系統下，沽空者必須先借到實際的股份，才能進行沽空， 即你必須先有，才能賣。但是在新的系統下，沽空者只需要信用去“找到”要借的股票，而這通常只需要和代理商的對話就可以完成了。 

魔鬼對沖基金：我想沽空IBM，你有1百萬股借給我嗎？ 

腐敗代理商：（根本沒有查）是的，無論如何，你去賣好了。 

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防止那個代理商 – 比如說他只有1百萬的IBM 股票，承諾賣給5個不同的對沖基金。而且不僅是代理商可以把他們根本沒有的股票借貸出去，另外這個系統還有一個漏洞，就是允許對沖基金在賣這些股票時，交付買者一種叫“我欠你”（IOU）的債券，而不是真正的股份。股票在賣出後而沒有被交付，被稱作“失效”或“交付無效”- 而且沒有法律或規則來防止發生。這就特別像是：漏洞把偽造股票合法化了。替代真正股票 ， 這個系統可以被感染上“無效”，幽靈式“我欠你”債券，而不是真正的資產。 

如果你的股票付分紅，你可以從你的分紅支票上看到那些股份是實際的股份。

如果你看到有一行寫道“PIL”-  意思是分紅的“代通知金”（Payment in Lieu）- 你買的股票其實從未交付給你。但事實上你拿到了分紅。這就是犯罪的證據：這個偽造手段對對沖基金，銀行，和代理商來說非常有利可圖，甚至他們願意為“不存在”的股份分紅。“他們支付分紅，而沒有受到任何抱怨。”蘇珊·廷巴則說道，她是DTC的經濟學家，“他們在其它地方賺了錢。” 

蘇珊是第一批發現這個問題的其中一人。1993年時，有一批公司轉帳經紀人找到她提起訴訟，轉帳經紀人是那些記錄誰擁有某個法人股票的人，目的是為了法人選舉時的投票。“這些經濟人注意到的是：當選舉結果公布時，他們發現投票數多於實際的股份數量。”蘇珊說道。換句話說，經紀人代表的公司，一百萬的股份來投票選舉管理成員時，卻報告了1.3 百萬的投票記錄 – 表面上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 

分析了問題以後．蘇珊得出了一個醜陋的結論：沽空造成的事實是兩個人覺得是同時擁有同一股份．魔鬼對沖基金Ｘ從“無知覺的苯子Ａ”那裡借了100股，然後把它們賣給“無知覺的苯子Ｂ”－　從來不知道是否拿到了股份：在這樣下：兩個笨自就都以為自己擁有了股份和投票權。“沽空沒有股份所有權的會計記帳”，蘇珊說道，“因為如此，同樣的股份就會多人有所有權。” 

蘇珊的觀察證實是有預兆的。2005 年，一個商業集團聯繫了證券轉讓協會對那一年的341個股份持有人投票進行了分析　－發現了每一個都是投票數大於實際股數的。這方面的專家控告說這個系統讓法人選舉變成滑稽性的欺騙：在一個所謂的“空股投票”程序中，任何人都可以短期借來巨額數量的股份來影響法人選舉，特別是在重要的公司兼併和管理層選舉前，行使他們的投票權力，然後在選舉後把股份退回。滑稽的是，因為你只是“借”，而不是購買那些股份，你可以有效且免費地“購買”法人選舉權。 

回到1993年，“無股投票”好像還只是由於好奇心，結果也不被看作欺騙，而是簿記錯誤。但是蘇珊認識到了更廣泛的含意：因為對沽空缺少硬性規則來迫使實際股份被交付，使得一些無恥的交易員可以操縱法人投票，也可以讓他們用通過賣出他們根本沒有的股份的手段，來操縱股價。她警告了她的老闆有關這個系統的漏洞，會使有組織的偽造變成現實。 

“我親自去了信託公司並向高層介紹了這個問題。”她回憶到，“他們的態度是　‘我們的交易量太大了’”。用另外句話講就是，這個問題只代表了信託公司每年經手的交易量的很小一部分　－　每年的1.8千萬億交易量，查不多是全球ＧＤＰ的３０倍　－所以沒必要擔心。 

直到10年以後，當蘇珊有機會和一個被沽空者打擊的某公司律師代表會談時，她才明白信託公司外面的人已經控制了這個金融大規模殺傷武器。“好像是有人已經搞明白如何瞄準和射擊那個死了的星球一樣，像在星球大戰里似的。”她說道。他們所“搞明白”的，就是“無貨沽空”騙局的早期版本，而後來使用這個騙局打倒了貝爾和李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