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事实上，是投行中唯一没有代表出席会议的，会议名单就像是巴茨尼一塔塔格里亚（教父里的黑手党家族）5家庭的联盟。大通的吉米·戴门（Jimmy Dimon），高盛的罗伊得·布兰克凡（Lloyd Blankfein），摩根的吉姆·高蒙（James Gorman），李门的迪克·佛得（Dick Fuld），还有那个美林的约翰·森（John Thain）。还有代表花旗的鲁宾（Robert Rubin），黑石集团的斯蒂文·舒沃兹曼（Stephen Schwarzman），以及几个对冲基金的头头，像Citadel 投资集团的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 

这个会议从来没有对公众宣布过。事际上，它是布鲁姆博格的一个记者以“自由信息法案”的名义，要求联储公开文件后，在博南克的日程表上偶尔发现的。“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随后联系了所有的与会者，但都拒绝对会议的内容提供评论。“这个会议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保密”，摩根的发言人表示。“黑市没有评论”，舒沃兹曼的发言人说道。鲁宾回绝了采访要求。佛得的秘书从未回过电话，高盛也拒绝讨论这个闭门会议。纽约联储说这个会议在数周前就预订好了，是简单的常务会议。“这种非正式的，小组型式会议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从有着第一手知识的人了解市场的运行情况。” 

那到底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证据显示博南克或盖特纳召集了这个保密会来讨论贝尔的麻烦，及一起分享战利品。很有可能是他们中某一个在这个因为其它原因而召集的会议上，对贝尔发表了不恰当的意见，而无意中导致了对贝尔挤兑。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博南克和盖特纳告诉国会的一派胡言：贝尔破产后一个月，两个人在参院听证时讲道他们是在星期四，即3 月13号才了解到贝尔的流动资产恶化情况。尽管星期一，3月10日时，有关贝尔麻烦的谣言已经开始流传，而两个人是星期二，3月11日时和华尔街所有的关键人物开会时亲自见的面。这就像是在说，你于9月12日在总统办公室呆了一下午，却只在9月14日才听说了9/11的事件。 

在联储的“保密”托辞下，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会上讲了什么。但我们确定知道的是在会议一结束后，贝尔的挤兑就开始了，华尔街所有的和贝尔有关联的主要公司都开始从病人的手臂上拔出管子。银行，代理商，对冲基金在贝尔有现金帐户的都大量提取（使贝尔难以支付信用付款），还有针对贝尔的信用掉期互换。同时，贝尔被雪片似的“更替要求”- 一种要求贝尔兑现债务的要求搞得措手不及。到了3月下午11日的下午，贝尔的两个对手投行，瑞士信贷，和高盛被要求贝尔还债的“更替要求”招架不及，而暂停接受，更预示着市场对贝尔的极大怀疑。 

所有的这些战术都是所谓的“熊袭”骗局的一部分，即小的股票操纵者用来对付散户用的一种手段。但是这次对贝尔的最令人诅咒的攻击手法，使用的却是和那个“熊袭”有同样特征的一种伪造的机关 – 叫做“无货沽空”。从那个3月11日的联储会议结束起，贝尔就成了这种表面上看似合法的手段的攻击目标 – 而那些在谣言四散后对贝尔进行攻击的公司都出席了那个会议。既然证券委未能找出谁是攻击的内幕者，华尔街剩下的就只是流言蜚语了。根据贝尔公司房贷部的前经理，汤姆·马如纳，贝尔内部的传言是集中在高盛和Citadel。两公司后来都被证券委传了票，调查是否有市场操纵行为 – 以及贝尔和李门的执行长都怀疑而且传说都联系过高盛执行长布兰克芬，质问为什么高盛参与骗局。（高盛的发言人否认了指控，告诉记者“（高盛）一贯严格经营的。” 

“无货沽空”的根子在1973年，当华尔街几乎不再使用纸张来交易股票时。

在那之前，如果你想把你的“公司A”的股票卖掉，你和买主必须通过代理商达成口头协议。然后买主就成了股票的合法主人了，然后代理商就把这股票送交给买主了 – 用一种可笑，巴西方式的信差把这些“股份文件”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 – 一种荒诞的交易系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尔街设立了一个巨大的金融“化粪池”，称作“信托公司”（Depository Trust Company - DTC）- 由代理商和银行财团共同拥有。这个信托公司集中以及保持所有的交易记录。现在，为了不再派信使骑自行车在曼哈坦跑来跑去递送单子，几乎所有的股票都一直保留在信托公司。当一个代理商卖出股票时，信托公司只需要改变一下记录而已。 

这个新的电子系统带动了爆炸性的金融发明。以前很少使用的一种方法，但现在变得非常流行的交易手段叫“沽空” – 一种完全合法的交易手法允许股票投资者反向购买股票。这个“沽空”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你是对冲基金经理，你想赌某个股票价格下降 -  某个叫“国际受伤羚羊”的公司。

那你就要先去找一个代理商，像高盛，拥有那个公司的股份，并且愿意借给你。所以你可以在星期一早上去高盛借1000  股“受伤羚羊”的股票，假设股价在那天是$10。 

然后你可以拿那你借来的1000股，在公开市场上以$10的价格卖掉，这样你就有了$10,000 的现金。你然后就等。一星期后，摄影机拍到了“受伤羚羊”的执行长和一个“受伤鸭子”在汉堡王（Burger King） 的厕所里偷欢，并被CNCB 播放了。因这丑闻，“受伤羚羊”的股价掉到了$3.50，于是你就去买回那1000“受伤羚羊”的股票 – 只需花$3,500，然后你就把这1000股退还给高盛。在这时你对“受伤羚羊”已无任何兴趣了。你通过“沽空”赚了$6,500。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正常的“沽空”不仅是完全合法，而且还可以带来社会效益。通过鼓励华尔街去发现那些效率低下的公司，然后“沽空”他们的股票，“沽空”能起一定的“警察”作用。合法的沽空可以帮助揭露出像Enron, 和 Worldcom 那样的公司。问题是，这个利用信托的“无纸系统”也给那些企图游戏市场的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在旧的系统下，沽空者必须先借到实际的股份，才能进行沽空， 即你必须先有，才能卖。但是在新的系统下，沽空者只需要信用去“找到”要借的股票，而这通常只需要和代理商的对话就可以完成了。 

魔鬼对冲基金：我想沽空IBM，你有1百万股借给我吗？ 

腐败代理商：（根本没有查）是的，无论如何，你去卖好了。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防止那个代理商 – 比如说他只有1百万的IBM 股票，承诺卖给5个不同的对冲基金。而且不仅是代理商可以把他们根本没有的股票借贷出去，另外这个系统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允许对冲基金在卖这些股票时，交付买者一种叫“我欠你”（IOU）的债券，而不是真正的股份。股票在卖出后而没有被交付，被称作“失效”或“交付无效”- 而且没有法律或规则来防止发生。这就特别像是：漏洞把伪造股票合法化了。替代真正股票 ， 这个系统可以被感染上“无效”，幽灵式“我欠你”债券，而不是真正的资产。 

如果你的股票付分红，你可以从你的分红支票上看到那些股份是实际的股份。

如果你看到有一行写道“PIL”-  意思是分红的“代通知金”（Payment in Lieu）- 你买的股票其实从未交付给你。但事实上你拿到了分红。这就是犯罪的证据：这个伪造手段对对冲基金，银行，和代理商来说非常有利可图，甚至他们愿意为“不存在”的股份分红。“他们支付分红，而没有受到任何抱怨。”苏珊·廷巴则说道，她是DTC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其它地方赚了钱。” 

苏珊是第一批发现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人。1993年时，有一批公司转帐经纪人找到她提起诉讼，转帐经纪人是那些记录谁拥有某个法人股票的人，目的是为了法人选举时的投票。“这些经济人注意到的是：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他们发现投票数多于实际的股份数量。”苏珊说道。换句话说，经纪人代表的公司，一百万的股份来投票选举管理成员时，却报告了1.3 百万的投票记录 – 表面上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分析了问题以后．苏珊得出了一个丑陋的结论：沽空造成的事实是两个人觉得是同时拥有同一股份．魔鬼对冲基金Ｘ从“无知觉的苯子Ａ”那里借了100股，然后把它们卖给“无知觉的苯子Ｂ”－　从来不知道是否拿到了股份：在这样下：两个笨自就都以为自己拥有了股份和投票权。“沽空没有股份所有权的会计记帐”，苏珊说道，“因为如此，同样的股份就会多人有所有权。” 

苏珊的观察证实是有预兆的。2005 年，一个商业集团联系了证券转让协会对那一年的341个股份持有人投票进行了分析　－发现了每一个都是投票数大于实际股数的。这方面的专家控告说这个系统让法人选举变成滑稽性的欺骗：在一个所谓的“空股投票”程序中，任何人都可以短期借来巨额数量的股份来影响法人选举，特别是在重要的公司兼并和管理层选举前，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力，然后在选举后把股份退回。滑稽的是，因为你只是“借”，而不是购买那些股份，你可以有效且免费地“购买”法人选举权。 

回到1993年，“无股投票”好像还只是由于好奇心，结果也不被看作欺骗，而是簿记错误。但是苏珊认识到了更广泛的含意：因为对沽空缺少硬性规则来迫使实际股份被交付，使得一些无耻的交易员可以操纵法人投票，也可以让他们用通过卖出他们根本没有的股份的手段，来操纵股价。她警告了她的老板有关这个系统的漏洞，会使有组织的伪造变成现实。 

“我亲自去了信托公司并向高层介绍了这个问题。”她回忆到，“他们的态度是　‘我们的交易量太大了’”。用另外句话讲就是，这个问题只代表了信托公司每年经手的交易量的很小一部分　－　每年的1.8千万亿交易量，查不多是全球ＧＤＰ的３０倍　－所以没必要担心。 

直到10年以后，当苏珊有机会和一个被沽空者打击的某公司律师代表会谈时，她才明白信托公司外面的人已经控制了这个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好像是有人已经搞明白如何瞄准和射击那个死了的星球一样，像在星球大战里似的。”她说道。他们所“搞明白”的，就是“无货沽空”骗局的早期版本，而后来使用这个骗局打倒了贝尔和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