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社会治理下的国人而言，有一种东西，始终不离左右，可以决定你的一切，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家。那就是——党。

细细究来，这“党”大有学问。

古时的中国，有乡党之说。所谓乡党，就是老乡之意，乡里乡亲、乡族朋友。循着周制可知，500家为党，12500家为乡。可见党深入人家。如今遍布世界的同乡会，当作此解。

然而，英文“party”的概念，虽在清末借自日文译为“党”，但在传统汉语中，“党”却有着明显的贬义，如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等。

而古之圣贤都强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孔子也说：“君子群而不党”。

由此，世间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宋代以前所说的党，意为：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皆非政党。

只是到了宋仁宗时，始有朋党之议；欧阳修的《朋党论》开篇即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朋党，自古有之，指志趣相投、利益一致的一群人。朋党原本是个中性词，不论君子还是小人，各取所需，各结其党。只是欧阳修认为：

其实小人并无朋党。因为小人贪爱的是钱财薪俸，当利益相同时，他们暂时互相勾结结为朋党；一旦见利，便争先恐后。利尽，则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便是兄弟亲戚也不例外。所以，小人并无朋党，有，也是假的。

君子就不同了，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他们因志趣相投而结党，相互补益，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做事，且始终如一。

所以，作为君主，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便可安定。

这算是古人为“党”正名吧。

欧阳修自幼丧父，家境贫寒，苦读而中进士，入朝为官。后因弹劾政敌，屡次被贬，仕途多舛。

《朋党论》的背景，实为欧阳修对政敌攻击其结党营私的一种反驳与清算。

只是事实上，君子虽然高风亮节，却常常单打独斗，从不屑于结党。反倒是小人，善搞团团伙伙，蝇营狗苟，在与君子PK中易占上风，将君子逼到墙角，陷入被动。

饱受团伙之害的欧阳修实在不该为朋党说话。

中国近代，又出现了会党，那是清统治时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反殖民反“封建”的民间结社的秘密团体的统称，如天地会、哥老会、兴中会、同盟会等。它们以帮会为特征，内部实行家长式领导，所有人必须宣誓效忠个人，一切唯大首领之命是从，属贼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组织。

对上述中国的“党”，史学家钱穆有这样的概括：中国人历来对古之政党兴趣淡漠，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政党政治不适合国情。他指出：只有“不党”之政党，方为民主政治。即说：虽有党派，但党派活动在整个国家治理体制中不主导，如英美等。

这就涉及到了西方现代政党的概念。

西方的“政党”（party）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划分，指社会的一部分。17世纪后，英国的政治家、哲学家、英美保守主义奠基人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第一次给政党明确下了定义：

所谓政党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

自此，政党便与特定的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相联系，表现为选举工具、权力组织、民众控制政府的手段、谋求公职的工具、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等不同角色，等等。

如此说来，此“政党”，则与上述中国的各类“党”不是一回事，因此需要进行区分才是，概括说：

除乡党现在已经不论外，政党只要求彼此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政党是议院中“明目张胆主张国是者”，而朋党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组织；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而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政党是自由结社的结果，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朋党则是皇权制度下的官宦派别，是专制政治之产物，如此等等。

当年的辛亥革命，大量借助于会党的力量。但即使在革命党内部，人们也都认为会党不是政党，现在的会党将来一定要被现代政党所取代。而会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则革命无法成功。即使立宪派也认为，秘密结社、纪律森严的暴力革命组织值得同情。孙中山也承认：“本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这种情况有待革命后改变。

然而，后来这些“会党”组织即使在结束了非法状态、甚至是掌握了政权之后，也都没有变成他们所认同的现代政党，它们依旧长期处于弊端多多的“会党”状态。

有人说，国民党后来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逐渐背离了“会党”模式，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忠诚度严重下降，官员腐败不堪，故而输给了中共。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如果说，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变迁只有依靠“革命党”（会党）才能成功，那么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会如人所愿地转变为现代政党吗？

历史证明：不能！

如果和平时期一个政党能够真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公众的监督下实现社会环境的治理，那么，只允许效忠于个人、使用并非光明磊落手段的“会党”一定不能存在，或者说也没必要存在。

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事实上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问题是，倘若“革命党”革命成功之后，始终不愿甚至拒绝转变为现代政党，而且不但继续坚持战争年代的固有观念，依旧主张斗争哲学，那么国家的真正现代化出路何在？

就像前些年所传王岐山的一句话：我们就是不改！你们又能怎么办？

果真如此，怎么办？

至今，这问题依旧困扰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