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今社會治理下的國人而言，有一種東西，始終不離左右，可以決定你的一切，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國家。那就是——黨。

細細究來，這“黨”大有學問。

古時的中國，有鄉黨之說。所謂鄉黨，就是老鄉之意，鄉里鄉親、鄉族朋友。循着周制可知，500家為黨，12500家為鄉。可見黨深入人家。如今遍布世界的同鄉會，當作此解。

然而，英文“party”的概念，雖在清末借自日文譯為“黨”，但在傳統漢語中，“黨”卻有着明顯的貶義，如會黨、朋黨、亂黨、死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狐群狗黨等等。

而古之聖賢都強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孔子也說：“君子群而不黨”。

由此，世間多以黨為戒，後漢始有黨禁。宋代以前所說的黨，意為：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皆非政黨。

只是到了宋仁宗時，始有朋黨之議；歐陽修的《朋黨論》開篇即說：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朋黨，自古有之，指志趣相投、利益一致的一群人。朋黨原本是個中性詞，不論君子還是小人，各取所需，各結其黨。只是歐陽修認為：

其實小人並無朋黨。因為小人貪愛的是錢財薪俸，當利益相同時，他們暫時互相勾結結為朋黨；一旦見利，便爭先恐後。利盡，則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便是兄弟親戚也不例外。所以，小人並無朋黨，有，也是假的。

君子就不同了，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他們因志趣相投而結黨，相互補益，提高自身修養，為國家做事，且始終如一。

所以，作為君主，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天下便可安定。

這算是古人為“黨”正名吧。

歐陽修自幼喪父，家境貧寒，苦讀而中進士，入朝為官。後因彈劾政敵，屢次被貶，仕途多舛。

《朋黨論》的背景，實為歐陽修對政敵攻擊其結黨營私的一種反駁與清算。

只是事實上，君子雖然高風亮節，卻常常單打獨鬥，從不屑於結黨。反倒是小人，善搞團團伙伙，蠅營狗苟，在與君子PK中易占上風，將君子逼到牆角，陷入被動。

飽受團伙之害的歐陽修實在不該為朋黨說話。

中國近代，又出現了會黨，那是清統治時期，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反殖民反“封建”的民間結社的秘密團體的統稱，如天地會、哥老會、興中會、同盟會等。它們以幫會為特徵，內部實行家長式領導，所有人必須宣誓效忠個人，一切唯大首領之命是從，屬賊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組織。

對上述中國的“黨”，史學家錢穆有這樣的概括：中國人歷來對古之政黨興趣淡漠，這並不是中國人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是政黨政治不適合國情。他指出：只有“不黨”之政黨，方為民主政治。即說：雖有黨派，但黨派活動在整個國家治理體制中不主導，如英美等。

這就涉及到了西方現代政黨的概念。

西方的“政黨”（party）一詞源自拉丁文，意為劃分，指社會的一部分。17世紀後，英國的政治家、哲學家、英美保守主義奠基人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第一次給政黨明確下了定義：

所謂政黨就是：大家基於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則，並通過共同奮鬥來促進國家利益而團結起來的人民團體。

自此，政黨便與特定的政治目標與意識形態相聯繫，表現為選舉工具、權力組織、民眾控制政府的手段、謀求公職的工具、公眾利益的表達渠道等不同角色，等等。

如此說來，此“政黨”，則與上述中國的各類“黨”不是一回事，因此需要進行區分才是，概括說：

除鄉黨現在已經不論外，政黨只要求彼此政見相合，而會黨則要求黨員忠於黨魁個人；政黨是議院中“明目張胆主張國是者”，而朋黨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組織；政黨是多元的，“足以並立，而不能相滅”，而朋黨、會黨則是傾軋無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政黨是自由結社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產物，而朋黨則是皇權制度下的官宦派別，是專制政治之產物，如此等等。

當年的辛亥革命，大量藉助於會黨的力量。但即使在革命黨內部，人們也都認為會黨不是政黨，現在的會黨將來一定要被現代政黨所取代。而會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則革命無法成功。即使立憲派也認為，秘密結社、紀律森嚴的暴力革命組織值得同情。孫中山也承認：“本黨系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這種情況有待革命後改變。

然而，後來這些“會黨”組織即使在結束了非法狀態、甚至是掌握了政權之後，也都沒有變成他們所認同的現代政黨，它們依舊長期處於弊端多多的“會黨”狀態。

有人說，國民黨後來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逐漸背離了“會黨”模式，紀律鬆懈，組織渙散，忠誠度嚴重下降，官員腐敗不堪，故而輸給了中共。

這似乎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

如果說，政權的更替、社會的變遷只有依靠“革命黨”（會黨）才能成功，那麼革命成功後，“革命黨”會如人所願地轉變為現代政黨嗎？

歷史證明：不能！

如果和平時期一個政黨能夠真正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在公眾的監督下實現社會環境的治理，那麼，只允許效忠於個人、使用並非光明磊落手段的“會黨”一定不能存在，或者說也沒必要存在。

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事實上已經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

問題是，倘若“革命黨”革命成功之後，始終不願甚至拒絕轉變為現代政黨，而且不但繼續堅持戰爭年代的固有觀念，依舊主張鬥爭哲學，那麼國家的真正現代化出路何在？

就像前些年所傳王岐山的一句話：我們就是不改！你們又能怎麼辦？

果真如此，怎麼辦？

至今，這問題依舊困擾着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