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崇尚“人定胜天”的土地，这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国度。 倘若查看1949年以来官方主导的宣传，在长达75年中，人为制造出的、频繁的“艰难探索”，其结果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值得“伟光正”夸耀的独特经验之一，便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国家的所有制改造。 但这只是宣传，真实的历史往往被篡改。 其实，“公”与“私”的关系大有讲究，特别是：如何看待两者？如何界定它们的边界？又怎样完成两者间的相互转换？这些都是天大的问题，既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宏观治理，又关系到家庭与个人的行为规范，容不得半点含糊。 但这些问题的解答，长期以来不是似是而非，就是漏洞百出，还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可以断言：当今社会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都是由于“公”与“私”的关系长期混乱所导致的。 前些年有个段子，言一杨姓男子新婚不久，喜收藏。某日淘得一画，价格不菲，从此痴迷于画中人，终日端详研究，不思茶饭，更冷落了妻子。妻子不忿，与之交涉，无果，无奈之下趁其夫外出，私自携此画上了“鉴宝”。 在场专家观之，无不为之动容：此画画风独特，笔触细腻，所画人物栩栩如生，仪态万方，必出自大家之手。经鉴定，果然是某著名大家之真迹。 妻子在现场的一片赞扬声中大喜过望。当即有人开出高价欲收藏此画，但被她果断拒绝。关键时刻专家进言：此画价值连城，建议把它上交国家。 这位妻子闻听大骇，迅速收起画作，一句“我再考虑考虑”后，落荒而逃。 段子的结尾亮了！ 将自己的财物上交国家，这是多年来宣传教育所倡导的“以国为家”的精神，早年的新闻时有报道，如：某人在自家地下挖出巨额财宝，无偿献给国家；某人在民国期间购得许多价值不菲的文物作收藏，但解放后全都捐献给了国家。国家还以一纸证书，名曰光荣…… 如此这般境界自然非一般人所及，但不知叫好者、建言者如果自身拥有此物，可否能率先垂范？ 若再认真追问一句：所言的“国家”究竟指谁？常说的“国有”又是何意？ 回到那个段子，倘若国家真的瞄上了这件东西，岂有不上交的权利？别忘了，连你人都是国家的，都是“党”的！ 进而，如果全体人民都是公有制国家的主人，那么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厂矿企业、物业交通、银行金融以及所有的一切是谁的？既属国家“公有”，是否也该有我们一份？如果有，凭据何在？人们又该怎样去分享资产的收益？ 事实证明，这更像是痴人说梦，因为所谓“公有”，其实与老百姓毫无关系。 如今有一定岁数的人都记得，早年走在大街上，常能看见街市店面之上有招牌，上书“公私合营XX工厂”、“公私合营XX商店”、“公私合营XX合作社”等等字样，只不过在当时，大部分人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和奥妙所在。 对于“公私合营”，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完全不知其为何物？即便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恐怕提起来也是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但对于那些从学校一路走来的人，相信对当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记忆犹新，因为那几乎是每次考试必考的内容。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整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依靠农民、工人和不同层次的资本家所支撑的，国民经济中有很大的比重都在私人手中，而私有财产是受到政府明令保护的。据统计，1949年时中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2.3万个，其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 这还不包括商业、服务业“私企”。 可是1949年之后仅几年，原本属于私人的东西，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都归了“国家”呢？原本财产的拥有者怎么就忽然变得一无所有了呢？统治者是如何做到的？ 如今，过去的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所剩的“过来人”也越来越少。但只要你拾起那段未经阉割的历史，冷静下来细心查看，还原真相；只要你的大脑不会像金鱼一样仅有七秒钟的暂留记忆，就一定会在统治者当年石破天惊的肆意妄为面前倍感震惊，接着便是如梦初醒。同时，你对今日所见的无数荒唐行径，也就不会感受到丝毫违和！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伟光正”，所采用的手段如出一辙，整体上更是一以贯之！ 
作为当年“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运动的共同参照，前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中一段经典台词最能说明问题： “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这个政权是永久性的，谁也不能妄想要他开倒车。当你们这些富农（注：其实是农民）存在一天，就必须得要给我们粮食吃，你要不给就强迫你们给，你要用武力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 不错，当统治者向治下的黎民百姓不容置疑地宣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之时，也就为那些原本是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打上了“原罪”的记号！ 于是，所有的抢劫与剥夺都拥有了正当性。 “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向松祚这句名言中，“我们”说的就是“私企”。如果就用今天的这句话来概括当年“公私合营”的实质，不仅一点也不过时，更是精辟至极！ 只是当年绝大多数人都被蒙在鼓里，难有这样的洞见。极少数有的，也早已望风而逃。剩下的，便是任人宰割。 建政之初，为使自己的政权站稳脚跟，对资本家的“安抚”就成了这样“无奈的选择”。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 在1949年9月21日由“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相当于临时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这还不算，为了进一步稳住“资本家”和“私人企业主”，中共在短短的数月间多次重审：中国要先经过20年的资本主义过渡期，即新民主主义时期，再进入社会主义。 这是新生政权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民众的公开宣示与庄严承诺！ 当时正值“淮海战役”胜利，长江以北已在解放军控制之下，为防止天津的一些资本家逃离并转移资产，刘少奇代表毛泽东专门来到天津安抚，对其又是一连串的承诺，其中的“剥削有功”一说在文革中成了刘的滔天罪行。 资本家信以为真，从此干劲十足，全不知这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需要你们是暂时的。 至1952年，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80%左右，这无疑为当时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此时，“官僚资本”已完全收回国有；农村的“土改”业已完成；“镇反”运动杀了大量潜在的“敌人”；“五反”运动又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警告；“朝鲜战争”更令中共在国际上扬眉吐气…… 脚跟既已站稳，“安抚”戛然而止，“怀柔”过后紧接着是迅即翻脸，真可谓图穷匕见！ 于是，“伟光正”立即转入了消灭私有制这一“崇高的理想”上。 1953年6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隆重推出。此时离中共“20年不变”的承诺才过去不到4年！ 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 就是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消灭资产阶级！ 如何改造？ 由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进行“和平赎买”。 既是买卖，价格怎么确定？ 改造之前的1950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企业利润的60%。 可到了1953年，政策变了。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四马分肥”的利润分配方案，即：利润由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与奖金和私营股东4家分配。企业主的红利降至企业利润的20.5%。同时，党组织开始强行入股一些私企，即通过“赎买”加入“公共股份”，同时派出干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经营和管理企业。结果就成了：私营企业主尽管仍是大股东，但却失去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所谓“党管企业”由来已久，不是新鲜事。 1955年，政策再次改变，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强行取消。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变成了根据“私股”的评估价格，统一按5%的定息逐年支付，而且从1956年算起，支付期限为20年。 这一定息不仅低于当时多数企业的盈利，甚至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三张公私合营老股票：1955年公私合营黟县电机厂股据，股金10元；1956年公私合营江苏省南通市五金业股票，股金1800元；公私合营江苏省南通市颜料业股票，股金4850.59元
1956年开封市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票（公私合营山河书店），股金23元 195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计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中，只涉及到了机器、房屋、矿藏、成品、原料、公积金等，却丝毫没有提及非物质遗产，比如商标、商誉和企业名称等。由于对于这些遗产是否属于生产资料的看法不同，造成了政府无理强行夺取并占有了原属企业后人合法资产的东西。 反正，“赎买”之后资本家完全靠边站了：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那么，当时私营企业，其股价如何评估呢？ 简单回答：当时的定价完全不看市场价值。表面上说：是“在工人群众监督下，由资方自估、自报、同行评议，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核定。”一切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由你自己估、自己报。 按照毛泽东的话：“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 但实际上呢？ 历史学者朱建国对此这样描述：当年“公私合营”大的政治背景是：刚刚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包括“镇反”、“三反”、“五反”，资本家都吓坏了，犹如惊弓之鸟，你怎么说就怎么是，只要让我活命就行，哪里还敢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呀。以武汉著名的叶开泰制药公司为例，在资产评估中基本上就是政府说了算，结果肯定不合理，不公平。叶家后人坦言：城下之盟，根本就不存在对等谈判，所以完全谈不上公平交易…… 也就是说，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的，私人企业主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伟光正”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人们也许无法想象当年的叶开泰、乐松生、荣毅仁等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夫妻抱头痛哭”（毛泽东语）时的情景。我们只知道，“公私合营”后不久，叶开泰之子叶云力就没饭吃了，即使到了1992年落实政策后采访他时，他在武汉依然住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而遇罗文的母亲更因为“三反”“五反”后心有余悸，从此再也不敢当资本家了，以至于“公私合营”时，她举双手赞成，交出所有。 这幅照片曝光率极高，那是在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拍摄的，当时同仁堂的老板、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献报喜信，当时乐松生异常兴奋和激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改造好的商人，尽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彭真的保护而幸免，但最终却没有躲过文革。文革伊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就被红卫兵盯上了，红卫兵冲进他位于崇文门的家中，先是给他挂上“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的牌子，接着是批斗殴打，连同他的母亲和夫人一起打，他们被打的满地爬行以躲避，他的母亲和夫人竟先后被活活打死！乐松生虽然侥幸活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之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死后没有留下骨灰。 到了1966年9月，国家停止向私人股东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寿终正寝，全部企业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整个所有制的改造，就是这样通过从私人工商业到“公私合营”企业、再到“国营企业”的强制过程完成的，前后满打满算仅花了不到7年时间，资本家从此被消灭。 高，实在是高！ 
如此短的时间，不使用非常手段是难以奏效的，这其中的绝招就是——运动！ 75年来，此绝招频频使用，屡试不爽。 事实上，从1956年初，面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公私合营”运动业已开始，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看看什么是运动吧，隔着画面都能感觉到狂飙席卷，气势如虹： 
1956年1月21日，上海50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
1956年1月，上海举行盛大庆祝游行，工商界家属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
1956年1月15日联欢大会上，由工业职工代表王辉、商业店员代表高殿英、农民代表李宗和、手工业者代表徐淑琴和工商界代表乐松生（从右至左）组成的报喜队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代表盛丕化先生向毛泽东报喜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向毛泽东报喜
社会主义改造的发起者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公私合营申新第九棉纺织厂
1956年1月15日，王府井大街的商店庆祝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8日，天津市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这是天津日报的报喜大队走到滨江道时受到欢乐的人群包围
1956年1月22日，天津市和平区群众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游行
1956年1月19日，广州私营工商业各行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这是饮食业同业公会的资本家集体在申请书上签名
1956年1月29日，广州市30万人集会和游行，欢庆全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1956年1月19日，杭州市举行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批准大会
苏州私营企业向党表决心，要求实行“公私合营”的情景
1956年1月22日，武汉市各界15万人冒着南方稀有的大雪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庆祝全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这是郊区农民队伍驾驶着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参加游行
1956年1月23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乌孜别克族的色力木各来百货店被批准公私合营后，商店的人员立刻把新招牌换上去
河北唐山庆祝“公私合营”
庆祝“公私合营”，燃放鞭炮
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大会 一切都快的离谱，中共于1956年2月24日才通过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决议，仅过了1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56年一季度末，通过热火朝天的“运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达99%，商业企业已达85%。同年，公有制经济已占国民收入的93%，私人工业企业几乎绝迹！ 难怪毛泽东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事实上，“公私合营”早在1953年便已开始，上海首当其冲，从1953年底至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私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业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业。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一些企业在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申请，直至最终被列入1954年扩展合营。 
1956年1月18日，上海市举行了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这是代表们纷纷把要求办高级社的申请书送上主席台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左三）在接受申请书
公私合营信大祥棉布商店店员谭国谟、孙振祥两人被任为该店副主任 这些“资本家”为什么如此主动呢？ 归结起来原因有三： 1）认为躲不过，不如赶早不赶晚，争取头班车，留个好印象； 2）迫于攀比与压力，见别人申请，面子上过不去； 3）投机性地试探，即使申请也不一定会批准； 4）企业经营困难，希望趁机卸包袱，通过“公私合营”渡过难关，等等。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就是“自愿”的典型。1953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很快就陷入困境，货架上常常是无货可卖。到1955年初，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11月底即获批准。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南京路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就此卸下，换上了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1955年11月23日，上海市私营永安股份有限公司经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
员工们正在清点商品，永安百货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营百货商店
然而，让资本家真正失去经营热情的原因还是：经过不断的“运动”，资本家开始“躺平”，再加上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弄得他们苦不堪言，人人自危，于是纷纷“坦白”交待，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比如“五反”运动中，仅上海在四个月中自杀的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 问题的关键是：在“原罪”的前提下，作为被消灭对象的资本家，他们对“公私合营”无论持什么态度，其动机都会被认为是坏的： 你积极拥护，那是想要捞取政治资本； 你消极对待，自然是唯利是图； 你抵触反对，那就是落后反动，死路一条！ 结果就是无所适从，引颈待宰。 根据统计，当时“公私合营”实际核定的私股资产只有24亿元，分属114万个私股股东。毛泽东后来形容：出这么一点钱，买了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800万人。 然而，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公私合营”致使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其原因无非是国有化后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或难以为继，或被合并，使得能够存活至今的品牌寥寥无几，又因为已归各级政府拥有，从此失去了家族传承，所谓“百年老店”实际上徒有虚名。还有一些企业因早年搬出大陆，迁至海外安家，反倒得以传承至今，只是品牌商标常常与大陆的并行出现，让人困惑，例如像潘高寿药厂、太和洞药厂、位元堂等。前些年“王老吉”的品牌之争，就是当时的“后遗症”。 更重要的是，历史会牢牢地记上这一笔：在经济上剥夺他人，在道德上背叛盟友，在政治上出尔反尔，失信于民。从此埋下了不具合法性的种子。而曾经的同路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数十年间蒙受了无尽的屈辱与迫害。 历史，为我们记录了以下的资本家及其家属的众生像： 
1956年1月，上海工商界家属代表在会上聆听社会主义改造意义和政策的宣讲，照片上的与会者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
广州王老吉率先垂范，1955年就已经“公私合营”
1955年12月28日，上海宝大祥绸布店董事长丁方镇挂上新店牌
1956年1月，上海沪光钟表店资方俞征伟全家正在整理手表，把价值12000元的98只名贵手表拿出来向公私合营的企业投资。这是一幅显见的摆拍照，一家人其乐融融
信大祥绸布商店“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的北京六必居酱园
中国纺织工业和面粉制造业资本家、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右四）与上海的一些著名资本家谈全市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问题
资本家的家属代表给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写保证书
天津“公私合营”盛锡福帽厂挂上新招牌时，职工们和经理集聚在门前互相祝贺
北京崇文区手工业者，在登记站递交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入社申请
资本家的家属们正在政治学习和集体创作活报剧，摆拍中笑脸盈盈
上海商业联合会1956年1月20日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联欢会
1956年2月号《人民画报》，庆祝“公私合营”的天津资本家家属，她们的笑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上海工商业资本家的家属在扎彩花，庆祝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广州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工商业者的家属庆祝自家产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左一为荣毅仁
1956年1月20日上海举行“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扮成“天官赐福”的报喜者来到了会场 如今，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惊人轮回。当年那场“公私合营”运动对今日之影响不可低估。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反思与改正，即使是“改开”期间，对“公”与“私”的问题也是顾左右而言他，美其名曰“不争论”。结果就是：那只攥紧亿万人命运的手只不过是松了一点，好让你喘口气，接着，便是再次攥紧，或许比之前的更甚。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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