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國際勞動節,這個節日的設立起源於美國,源於地道的西方! 儘管並非所有國家都將5月1日設定為勞動節(比如美國和加拿大的勞動節就是每年9月的第一個周一),但它無疑是一個國際性的節日。 人們普遍認為,勞動節的起源,是138年前5月1日至4日在美國芝加哥發生的那場“乾草市場事件”(Haymarket affair)。 1865年4月9日,長達四年的美國內戰結束。在經歷了經濟長期蕭條之後,美國的工業生產迅速擴張,而芝加哥則是美國的工業中心。當時,美國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平均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還有數以萬計的德國和波西米亞移民,他們的工資大約是每天1.5美元。 於是,芝加哥便成為許多勞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嘗試中心。對此,雇主們採取了簡單粗暴的應對方式,如:解僱工會成員並將其列入黑名單、將工人拒之門外、招募破壞罷工者、分裂工人、僱傭私人保安部隊甚至暴徒等等。當時的主流報紙支持雇主維護商業利益,但廣大勞工和移民媒體則表示反對。雙方對立情緒日趨緊張。 1882—1886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開始放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組織十分活躍。這些組織中的激進力量甚至還有了自己的武裝。他們的所謂革命戰略,其核心訴求就是:奪取主要工業中心,發動革命,摧毀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1884年10月,美國的商業組織與工會聯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一致確定,在1886年5月1日舉行大罷工,罷工的具體訴求是:八小時工作制。 1886年5月1日是一個周六,數千名工人開始罷工,他們走向街頭,參加各地舉行的集會。當時全美各地的罷工人數估計為30萬到50萬。紐約市的示威者人數約1萬,底特律約1.1萬。而運動的中心芝加哥,罷工人數估計有3萬—4萬,而走上街頭參加各種示威和遊行的人數更多,大約是罷工人數的兩倍。儘管全美參加這些活動的總人數眾多,但遊行是否是由無政府主義者或國際工人協會組織,一直存在爭議。 至5月3日,總罷工基本上是非暴力的。但在當天下班鈴聲響起時,一群工人涌到芝加哥西區麥考密克(McCormick)收割機工廠門口與未參與罷工的人對峙,局面開始混亂,警察隨即向人群開槍,兩名麥考密克工廠的工人被殺(也有一些報紙報道稱有6人死亡)。 當地無政府主義者對警察的暴力行為感到憤怒,迅速印製了傳單並分發出去,呼籲第二天在乾草市場廣場舉行集會,那裡是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 當時散發的要求工人復仇的傳單 5月4日晚,集會在小雨中平靜開始。斯皮斯(August Spies)、帕森斯(Albert Parsons)和菲爾登牧師(Rev. Samuel Fielden)站在靠近集會場地的一輛敞篷馬車上,向大約600—3000 人發表了講話。大量執勤警察在附近觀看。整個集會持續了近3小時,場面基本平靜,以至於前來觀看的市長哈里森早早步行回家。而且由於天氣惡化,有些人早早散去。 但當天的《紐約時報》卻火上澆油,其一篇文章的標題聳人聽聞:“芝加哥街頭的騷亂和流血……12名警察死亡或垂死”,文章報道,菲爾登牧師的講話變得“更加狂野和激烈。他的行為充滿暴力”。《紐約時報》的另一篇文章則將罷工者稱為“暴徒”,並對“工人”一詞使用了引號。 看來138多年前的《紐約時報》比現在也好不了多少。 晚上10點30分左右,正當菲爾登結束演講時,成群結隊的警察趕到,他們列隊走向演講者的馬車,命令集會散去。菲爾登堅稱會議是和平的,但督察邦菲爾德的語氣不容置疑:“我以法律的名義命令你停止,並命令你對人群講話,讓他們散開。” 此刻,一枚自製炸彈扔到了警察隊伍的前面而且爆炸了,警察德根(Mathias J. Degan)當場被炸死,另有其他警察重傷。據目擊者說,爆炸後警察和示威者立即發生了槍戰。 是誰先開的槍? 史學家阿夫里奇認為,“幾乎所有消息來源都同意是警察先開的槍”,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達70人受傷。而包括《紐約時報》等媒體則報道說,是示威者先向警察開槍,警察隨後進行了還擊。 看來在當時爆炸後的混亂下,沒人能說清楚。反正不到五分鐘,廣場上除了傷亡人員,已空無一人。 整個事件總共有7名警察和至少4名工人被殺。事件發生兩年後,另一名警察因當天受傷的併發症而死亡。警察隊長沙克後來回憶,受傷工人的人數“大大超過了警察受傷的人數”。 因謀殺德根而被判處死刑的7名無政府主義者,事後看來,審判有失公正 “乾草市場事件”之後,大動亂平息,但一場嚴厲的反工會鎮壓隨之而來。雇主重新獲得了對工人的控制,傳統的工作日又恢復到了每天十個小時或更多。社區和企業為警察提供了大量支持,並捐贈了數千美元作為他們的醫療保健基金並協助他們的工作。整個勞工和移民社區,尤其是德國人和波西米亞人,都受到懷疑。警方突擊搜查了無政府主義者嫌疑人的住宅和辦公室,數十名嫌疑人被捕,其中許多人與“乾草市場事件”有關。 芝加哥警察小隊無視搜查令等法律要求,對芝加哥的勞工活動人士進行了為期八周的勒索,洗劫了他們的會議廳和營業場所。事發當天,一小群無政府主義者被發現正在製造炸彈,其中包括像乾草市場廣場使用的那種圓形炸彈。 報紙稱,無政府主義煽動者應對“騷亂”負責,驚慌未定的公眾接受了這一觀點。隨着時間的推移,有關該事件的報道更加詳盡,先是全國性的,之後是國際性的。在業主、媒體和其他社會階層中,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鎮壓無政府主義的煽動是必要的。 工會組織很快就脫離了無政府主義運動。 史學家法恩(Nathan Fine)指出:事實上,工會活動繼續顯示出活力與增長的跡象,隨着1886年芝加哥工黨的成立,活動達到頂峰。據他觀察:儘管警察實施了鎮壓,報紙也煽動詆毀,但芝加哥的勞工階層更加團結,加強了抗爭。保守派、激進派、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單一稅者、改革者、本土人以及外國出生的德國人、波西米亞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等等,他們在“乾草市場事件”之後的夏天第一次在政治上聚攏,其勞工騎士團的成員大增,於1886年秋天達到了4萬人。 在1888年的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大會上,工會決定:計劃在1890年5月1日繼續舉行罷工示威,以爭取八小時工作日。 1889年,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岡珀斯(Samuel Gompers)致信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向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通報了他們的計劃,提議開展國際鬥爭,爭取普遍的八小時工作日。“第二國際”立即形成決議進行響應,他們呼籲在同一日期舉行一場偉大的國際示威,以便讓世界各地的工人都可以爭得八小時工作制。“第二國際”通過該決議的第二個目的是紀念乾草市場的烈士,以及其他在罷工中喪生的工人。 馬克思曾說“工人無祖國”,他本人就不是一個愛國的人。這種美國工人與歐洲“第二國際”的合流,看起來像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了。 結果,第一個國際勞動節取得了巨大成功。1890年5月2日,《紐約世界報》的頭版專門報道了這一事件,當時的兩個標題分別為:“文明世界所有貿易中心歡騰的工人遊行”和“到處都有工人加入要求正常的一天”。倫敦《泰晤士報》列出了發生過示威活動的二十幾個歐洲城市,並指出古巴、秘魯和智利也發生過集會。 第二年,五一節紀念活動成為一年一度的活動。
文革宣傳畫 如果說,138年前的那場罷工示威有着十分明確的訴求——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那麼今天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勞動者所得到好處,應當感謝那次事件。 只不過在今天的中國,雖然大家都過節,但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卻是個十分令人困惑的概念。你能告訴我:誰是勞動人民?誰是無產階級嗎? 比較起來,如今正在成為國際輿論焦點的美國大學校園抗議事件又是怎麼回事?它的目的訴求又是什麼? 此次的抗議示威,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哈以衝突和國際局勢的影響。而4月17日發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反戰示威活動,則成為示威潮的導火索。當天早上,數十名哥大“學生”在圖書館前草坪上搭起帳篷,稱此次示威活動為“加沙團結營”(“抗議營”),以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同時呼籲學校撤資以色列,包括停止對與戰爭有關的公司進行投資。 與此同時,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則前往國會山接受議員質詢。次日,沙菲克向紐約市警察局報警,認為“抗議營”的學生屬於擅自侵入並拒絕離開,他們的行為給大多數同學製造了一個“騷擾和恐嚇的環境”。 不久,來自美國最大警察局的警官們身着防暴裝備,揮舞着塑料手銬,逮捕了超過100名學生。這是自56年前的越戰抗議活動以來,哥大校園內首次發生的大規模逮捕事件。 學生們的憤怒立即爆發,在另一塊草坪上,又一個“抗議營”搭建起來。接着,全美各大學親巴勒斯坦的抗議的野火被迅速點燃,包括紐約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布朗大學、耶魯大學、南加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密歇根大學、佛羅里達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西北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等數十所校園先後爆發示威活動。 接着,這股示威浪潮開始從美國蔓延到全球各地:4月21日—25日是澳大利亞的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4月24日是法國的巴黎政治學院,4月26日是英國的華威大學、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等,4月28日是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校園……
抗議活動也引起了中東地區的反應: 哈馬斯在半島電視台發表的聲明中表示:“美國政府正在侵犯反對加沙種族滅絕的大學生和教職工的個人權利和言論權利。”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在X網站上發文稱:“有關美國警方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而大規模鎮壓和逮捕美國大學生的新聞報道稱,這是對投票權、言論自由權和人權的暴力侵犯,引起了全球輿論的擔憂。”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在聲明中表示“譴責美國大學管理部門的壓迫做法”,並表示對抗議者的支持。 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則在視頻講話中譴責抗議活動,稱“反猶暴徒”堪比上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大學中的“排猶暴徒”。 我們不知道這場席捲全球的校園抗議示威會如何收場,也不知道學生對以色列打擊恐怖組織哈馬斯的方式感到憤怒的道理何在? 如果說是尊重生命,那麼為什麼不先譴責那些殺害以色列平民並抓走人質的哈馬斯恐怖分子?特別是,學生們所引用的加沙地區的死傷數字並不真實,它們不僅來自哈馬斯管理的衛生部(稱加沙已有逾3.4萬人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中喪生,其中大部分是婦孺),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已被事實證明為地地道道的謊言。 如此,這場抗議示威豈不滑稽且漏洞百出! 事件中,一些猶太裔學生和教師表示,他們擔心自己的安全,正是這些擔憂促使包括沙菲克在內的大學官員選擇了報警。 據報道,此次抗議示威活動的參與者不僅僅是學生,還有許多校外的非學生也加入進來。 對於那些大學的管理層,他們在圍繞中東局勢展開的激烈校園辯論中進退維谷,比如: 如何在保護抗議和言論自由與保護其他學生免受傷害攻擊之間進行平衡? 應該何時要求警察來執行大學的規定?
不過讓他們為難,一點兒也不為過。因為正是他們,還有那些不負責任的“白左”教授“導師”們,多年來打着所謂“政治正確”的旗號,向學生們長期灌輸“種族主義”、“歷史虛無主義”、“黑命貴”、“LGBTQ”等許許多多似是而非的概念。 結果,最終釀成惡果,自身受到反噬! 當然,更多的是頭腦清醒的人,哥大政治學教授福特納(Page Fortna)說得好:“學生有權抗議。但他們無權以一種讓其他學生感到受歧視或騷擾的方式抗議。” 在媒體採訪中,不少學校的猶太裔學生都談到了這次讓他們感到不舒服的事件,包括支持在美國被列為非法恐怖組織的哈馬斯的口號和標語、肢體衝突和感知到的威脅,等等。南加州大學22歲的猶太學生基亞(Eli Kia)說,抗議活動讓他一直感到不安和恐懼。他開始把項鍊上的大衛之星藏起來。“每天上學都很難有安全感。當你走進校園時,你會遲疑地想‘我會遇到什麼’、‘我會面對什麼’、‘誰有可能來找我’。” 當校園任其“消滅猶太人”、“支持哈馬斯”口號大行其道而不禁止時,警察進入校園就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
1968年,反對越南戰爭的學生抗議活動衝擊了哥倫比亞大學。該事件導致數百名學生被捕
此次抗議示威活動讓不少人回想起1960年代“反越戰”的示威活動。
1968年,同樣是哥大,當年也是“反戰示威”的中心之一。同樣是在芝加哥,當時正在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被“反戰”示威活動蒙上了陰影。 當年參加過抗議活動的哥大教授赫希(Marianne Hirsch)說:與越戰一樣,加沙的局勢讓“恢復常態不再可能”。 而今年夏天,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再次在芝加哥召開。此次校園事件究竟會怎樣影響到美國大選?又會對美國未來的走向產生多大的影響? 人們拭目以待。 如果說,138年前芝加哥的那場示威成就了“國際勞動節”,56年前哥大的那場示威成就了“越戰的終結”,那么正在進行的這場校園抗議示威,得逞也罷,不得逞也罷,它將成就了什麼?
巴勒斯坦?哈馬斯?或者延伸至俄羅斯,以及伊朗……還有最重要的——美國向何處去? 後果無法預料。 但唯一顯而易見的,就是整個社會與校園,那種令人失望的快速墜落和倒退!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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