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说法流传颇广，说的是：“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良心；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没有大脑。” 说这话的是谁？ 有人说这是20世纪初法国政治家克列蒙梭（Georges Clemenceau）说的，也有人说是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的。 罗素说过这样的话吗？他可是一度不遗余力地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唱赞歌的人，而且是在他30岁以后。 无论罗素是否说过这话，但那篇题为《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广为人知的讲演，的确是出于罗素，那是在1927年3月的伦敦，当时的罗素55岁。 罗素认为：“宗教是道德进步的主要障碍，并呼吁用科学取代它，以消除人们的恐惧，创造一个我们当今世界的道德目标，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因为在罗素看来：恐惧，是所有宗教存在的主要原因。 就像之前热情讴歌社会主义一样，罗素再次对人类的智慧充满自信：“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知识、仁慈和勇气；它不需要对过去的悔恨，也不需要用无知者很久以前所说的话语来束缚我们的自由智慧。美好的世界需要无畏的世界观和自由的智慧，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是一直回顾已经死去的过去，我们相信我们的智慧能够创造的未来，将远远超越过去。” 这是一个充满乐观、没有恐惧、但也失去敬畏的罗素！ 然而到了1957年他85岁时，罗素再次否定了自己。罗素对不存在上帝的人生和宇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如此看来，科学更使我们相信世界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从今往后，我们的理想必须寻到一个安身之处。我们还能寻得到吗？人，只是原因的产物，不晓得末后的结局。人的出生与成长，希望与惧怕，爱与信念，只不过是原子的随机排列组合。激情、英雄气概、深邃的思想与强烈的感受都无法留住生命，使之逃离死亡。世世代代的劳苦，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灵感，所有辉煌的才华，注定要在太阳系茫茫的死亡中消逝，人类成就的殿堂终归要埋在宇宙废墟的瓦砾中。所有这一切，即便存在非议，但却真实确凿，任何哲学都无法否认。” 这就是罗素，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的罗素。 罗素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这里想要介绍的，是由早年罗素那篇讲演所触发的另一篇文章，或可算作是一次信仰告白——《为什么我现在成为基督徒》。 
希尔西（Ayaan Hirsi Ali，1969—） 这篇文章发表于去年11月，文章的作者是当今活跃于美国政坛的荷兰裔作家兼活动家希尔西（Ayaan Hirsi Ali），她于1969年出生于索马里，曾经是一名穆斯林。 2002年，她因读了罗素的讲演而放弃了穆斯林，成为一名无神论者。20年之后的2023年，她又因哈马斯发动的加沙恐怖袭击而皈依了基督信仰。 穆斯林改信基督教，这在伊斯兰世界是地地道道的叛教，按律当被处死。 是什么样的勇气与决绝，让这位女性做出如此这般的选择呢？仅就这样的叙事，相信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与疑问。 以下便是希尔西自己的回答： 2002年，我发现了罗素1927年的一篇演讲，我当时并未想到，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会被迫写出一篇与他讲演题目完全相反的文章！ 2001年，我公开谴责制造“911恐袭事件”的19名劫机犯。而他们，是以我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名义这么做的。那时我是一名穆斯林，虽然算不上虔诚。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当我真的去谴责他们的行为时，我是站在怎样的角度呢？毕竟为这些恐袭行动辩护的基础是伊斯兰教，因为那是针对异教徒的圣战。 那么，对于像我这样的穆斯林来说，我们能否认为，这一恐袭行动——包括它所造成的可怕后果——都与我无关？ 当时，西方许多著名人士，包括政治家、学者、记者和专家，他们都坚信：恐怖分子的动机并非像本·拉登所明确阐述的那样。 所以，伊斯兰教有着不在场的证据！ 这种借口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无视，同时也给了许多西方人一个否认的口实，让他们转而去指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他们认为批评美国似乎要比面临宗教战争更可取？！ 加沙恐怖袭击过后的五星期里，我们又看到了类似的趋势：数百万人同情加沙人的困境，试图将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合理化——那是对以色列政府错误政策的合理回应。 当我读到罗素的演讲时，我发现这有利于缓解我认知盲点造成的困惑：对宗教教义采取怀疑态度、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并且宣称不存在这样的实体，这让我如释重负。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拒绝地狱的存在和遭受永远惩罚的危险。 罗素关于宗教主要是基于恐惧的断言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毕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实在太久了。尽管在理性上我已经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但那种非理性的、对地狱之火的恐惧仍然挥之不去。 罗素的结论让人松了口气：“当我死后，我就会腐烂。” 要理解我为什么在20年前成为无神论者，你首先需要知道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穆斯林。 1985年，当穆斯林兄弟会渗透到肯尼亚内罗毕社区我所在的学校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其实并不完全了解那些宗教习俗。我忍受着沐浴、祈祷和禁食的仪式，这些仪式既乏味也毫无意义。 穆斯林兄弟会的传教士改变了这一点。他们为我们明确了一个方向：走笔直的路，努力死后进入安拉的天堂。 具体的方法是，熟读先知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圣训》，那是《古兰经》的详细补充。《圣训》阐明了如何将正确与错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进行分别，以及如何付诸实践。 兄弟会传教士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他们告诉我们，你只能有一个选择：在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成就就是为了安拉而作为烈士而死。 至于想要选择沉迷于世间的享乐，那必将招致安拉的愤怒，会被判在地狱之火中煎熬。 然而，他们所谴责的那些“世俗乐趣”，包括读小说、听音乐、跳舞和看电影等等，所有这些我都羞于承认：我确实喜欢。 穆斯林兄弟会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将我和我的青少年同伴从被动的信徒，变成了狂热分子。 我们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祷告，而是立即开始行动。作为女孩，我们穿上罩袍，发誓放弃西方的时尚和化妆。而男孩们则尽可能修剪胡须，穿上阿拉伯人的白色连衣裙，或者把裤子缩短到脚踝以上。我们分组行动，志愿向贫老残弱服务。我们敦促穆斯林同胞们祈祷，并要求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 研读期间，我们向负责伊斯兰课程的传教士说出了我们的担忧，例如：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拒绝接受我们信仰的邀请，我们该怎么办？ 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我们不能在忠于真主与穆罕默德的同时，又对不信者保持友谊和忠诚。如果他们明确拒绝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就要憎恨并诅咒他们！ 在我们憎恨并诅咒的非信徒群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犹太人。我们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咒骂他们，对他们据称犯下的一连串罪行表示出恐惧、厌恶和愤怒。因为犹太人背叛了我们的先知，占领了耶路撒冷神圣的清真寺，而且继续传播心灵、思想和灵魂的腐败。 要知道，对一个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人来说，无神论似乎总有它的特殊魅力。罗素提供了一种简捷的零成本方法，让我们得以摆脱自我否定和骚扰他人的难以忍受的生活。在罗素看来，宗教植根于恐惧，而恐惧是一切的基础——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等。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以为我会失去这些恐惧。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朋友圈，他们与穆斯林兄弟会截然不同。与他们相处的时间越多，你就越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那些无神论者既聪明又有趣。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现在竟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呢？ 部分答案是因为这个世界。 当前，西方文明正在受到三种来自不同方向、但却彼此相关的力量的威胁： 1）以中共治下的中国和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国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死灰复燃； 2）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这是一股能动员大量民众反对西方的力量； 3）西方自身所谓的“觉醒”意识形态，其病毒式的传播正在侵蚀下一代的道德品质。 我们努力想要用现代的、世俗的工具来抵御这些威胁，包括来自军事、经济、外交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威胁。我们试图通过打击、渗透、说服、安抚或监视等方式进行应对。 但是，伴随着每一轮冲突，我们发现自己节节败退。我们要么耗尽资金，背负着数十万亿美元的国债，要么在与中国的技术竞赛中失利。我们好像无法击退这股强大的力量，除非我们能够回答：是什么才能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如果我们只是回应说“上帝死了”，或者想要在“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去寻找安慰，这远远不够。我确信，唯一令人信服的答案就是：我们维护基督教传统遗产的愿望。 这一遗产包括一套精心设计的思想与架构，即：旨在保护人类生命、自由和尊严，并能够从民族国家、法治和科学中健康学习的架构。 因为，所有表面上世俗的自由，无论是市场的、良心的还是新闻真相，都能在基督教中找到根源。 所以我开始意识到，罗素和我的无神论朋友们，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要知道，树木，就是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之上的文明，那是西方的故事，没有瑕疵！ 尽管罗素对基督教教义中某些矛盾的批评是严肃的，但他的视野太狭窄。 想想看，他可以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国家里、在一群基督徒面前去发表他不信基督教的演讲，这在许多非西方的文明中是如此地罕见和无法想象！ 倘若一位身处伊斯兰国家中的公民兼学者，在穆斯林听众面前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不是穆斯林”的演讲，他会面临着什么？他是否还能平安地活着？ 对我而言，强调个人良心与言论自由，或许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可取之处，但这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它是基督教若干世纪以来争论甚至抗争的结果。正是这些努力，促进了科学和理性的发展，减少了残忍，压制了迷信，并建立了秩序和尊重与保护生命的架构，同时也保证了每个人尽可能多的自由。 与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的发展超越了教条。耶稣基督的教导不仅意味着政教分离，还包括着对罪人的怜悯和对信徒的谦卑。 但如果将我对基督教的接受，仅仅归结于是因为无神论太软弱、不足以抵御来势汹汹的敌人，这也是不诚实的。 我转向基督信仰还因为：我最终发现，没有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是多么地难以忍受，实际上那几乎意味着自我毁灭！无神论无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罗素和无神论者相信，随着对上帝的拒绝，人类将进入一个理性和智慧人文主义的时代。可结果呢？上帝留下的“空白”（God hole）最终却被一堆非理性的准宗教教条所填补。进而导致现代社会上的种种歪理邪说。那些散布歪理邪说的人，将流离失所的大众视为“韭菜”，并为他们自身不合法的存在和行为提供虚假的、冠敏堂皇的理由。他们举着道德的大旗，号称代表了所有底层大众的利益，让大众做出牺牲，去消灭他们眼中的一切敌人。 就像英国作家、神学家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说的：“当人们选择不相信上帝时，他们从此便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之后，他们也就能相信任何东西！” 在虚无主义的真空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对文明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我们就无法抵御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如果我们不能捍卫他们决意摧毁的文明，我们就无法与觉醒的意识形态作斗争。我们不能用纯粹的世俗工具来对抗伊斯兰主义。为了赢得西方穆斯林的民心，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比TikTok上的视频更多的东西。 我从穆斯林兄弟会那里学到的教训是：嵌入伊斯兰教基础文本中的故事，具备吸引、参与和动员穆斯林群众的力量。 除非我们能提供更有意义的东西，否则我担心我们的文明将会继续受到侵蚀。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寻找，因为基督信仰拥有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的叛教者，而只是一个“堕落的”无神论者。 当然，关于基督教，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每个主日我都会在教堂里发现更多的东西。在穿越恐惧与自我怀疑的漫长旷野中我认识到：有比伊斯兰教或无信仰更好的方法来应对生存的挑战。 
2023年，希尔西在伦敦与彼得森等人在专题讨论会上
可以想象，希尔西的公开立场，尤其是她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和公开宣示皈依基督，必然会引发形形色色的谴责甚至追杀。 而希尔西从穆斯林到无神论者、再到基督徒的心路历程，无疑是个“神迹”！ 倘若你对希尔西的人生履历有个大致了解，就会更清楚她选择的理由。 他的父亲，集知识分子、虔诚的穆斯林与持不同政见者于一身，曾在国外留学，是索马里革命的领导人物，因反对共产主义政府而被监禁。 希尔西五岁时，就按照索马里当地的传统，接受了祖母安排的女性生殖器切割手术。她的父亲虽然反对这一手术，但却因被监禁而无法阻止。据希尔西回忆：祖母是让一名男子为她进行了手术，因为她的祖母当时找不到女性来做手术。这让希尔西感到庆幸，因为由男性手术所实施的残害，要比找女性“温和得多”。 父亲越狱后，希尔西和家人在1977年离开索马里前往沙特，接着又到了埃塞俄比亚，最终于1980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定居。 由于父亲的缘故，这家人有着舒适的上流社会生活，希尔西就读于英语穆斯林女子中学，在那里她遇到了穆斯林兄弟会。她曾经支持伊斯兰世界针对印度裔英美国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杀令，起因是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 1992年，希尔西因逃避强迫婚姻抵达荷兰，请求政治庇护并获得了居留许可，她会说六种语言：英语、索马里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和荷兰语。 随着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受虐待妇女发声，希尔西逐渐成为了一名伊斯兰教的批评者。她倡导穆斯林妇女的权利和自决，反对强迫婚姻、名誉杀人、童婚和女性生殖器切割。 2003年，当时已身为荷兰众议院议员的她，与作家兼导演梵高（Theo van Gogh）合作，为《屈服》（2004）编写剧本并提供画外音，这是一部批评伊斯兰社会妇女待遇的短片，电影上映后，引发了许多穆斯林的愤怒，死亡威胁随之而来。 2004年11月2日，梵高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被刺杀。行凶者是26岁的摩洛哥裔的穆斯林恐怖组织霍夫斯塔德集团成员布耶里，当时他向梵高连开8枪，当布耶里最终用一把大刀割断梵高的喉咙将他斩首时，他其实已经死了。接着，布耶里用一把小刀将一封信钉在梵高的身上；这是对希尔西的死亡威胁，希尔西被迫开始躲藏。荷兰特勤局立即提高了为希尔西提供的安全级别。被捕后的布耶里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在2007年初的一次采访中希尔西提到，荷兰政府在她的保护上已经花费了大约350万欧元。但她认为坚持说出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尽管她对梵高的死感到遗憾，但她为能与他一道工作感到骄傲。 希尔西曾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她对伊斯兰教直言不讳的批评使她成为荷兰政坛颇具争议的人物，这迫使她离开了议会，而且最终离开了荷兰，移居美国。 希尔西后被美国《读者文摘》杂志评为“年度欧洲人物”，进而确立了自己的作家、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民主未来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自2021年起，她担任英国网络杂志UnHerd的专栏作家；自 2022年起，她还主持Ayaan Hirsi Ali播客。 有学者认为，希尔西“可能是非洲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2013年，希尔西成为美国公民。 对于这样一位出身穆斯林的黑人女性，特别是她的“叛教”行为，引发了不少对她的非议。尤其是希尔西曾在演讲中说过，伊斯兰教的改革至关重要。虽然大多数穆斯林是和平的，但目前的伊斯兰教不能被视为是和平的宗教，因为伊斯兰经文中仍然明确规定了针对叛教者和所谓犯有亵渎罪的人使用暴力行为合理。希尔西甚至直接批评先知穆罕默德的道德和人格，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穆罕默德是一个地道的暴君、变态狂或“恋童癖”，他在53岁时与6岁的阿依莎结婚…… 穆斯林学者谴责她为“美国乃至全球最糟糕的伊斯兰仇恨者之一”，她根本就是在缺乏学术资格与背景的前提下“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发表权威性言论”。 有批评者声称：希尔西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不真实的族裔之声。她始终坚持将伊斯兰描绘成敌人，将穆斯林的部落文化描绘成落后，但她却从不指出其他宗教存在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希尔西的批评主要针对某些特定的伊斯兰教派别，比如她所熟悉的“瓦哈比教”，而不是整个伊斯兰教。她的“爆发”源于她童年时期身体上遭受的创伤。 …… 更有意思的是，希尔西宣示自己皈依基督的文章，还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希尔西的归入基督教，有着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她除了认为基督教在文化上有用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对基督教是“真信”。因为对她来说，无神论也好，基督教也罢，都只是支撑她作为文化战士的职业生涯，她无非是选择了一个新的平台而已。 或许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对众多的基督徒而言，上述批评其实对他们自己也同样成立。又有谁敢笃定别人是“假信”、唯有自己才是“真信”呢？ 好在，更多的人表达出对她的赞扬：有人评价她是“非洲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人称她是“女权主义的自由斗士”，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女性免受激进伊斯兰教的侵害；也有人为她打抱不平：“世界上很少有女性像希尔西那样引发如此多的敌意和如此多的虚伪指控。她所收到的追杀令比任何人（包括拉什迪）都多，她遭遇暴力结局的可能性比任何人都更大。” 的确，希尔西是勇敢的。尽管人们出于种种目的对她的评判常常两极化，或对？或错？见仁见智，然而，单单就她的见识、勇气和率直，就远非一般人能比。 仅凭这一点，希尔西就值得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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