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将是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首批进入大学的学生毕业三十周年纪念。作为在当时能够捷足先登而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实在是难掩心中的激动，百感交集。

对现在的人来说读书和上大学是很正常和普通的事，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却往往只能是向往而无法实现的梦想。

回顾人生有许多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可是至今为止最使我感觉兴奋和骄傲的事仍然是有幸能够考上大学，感觉最愉快和最难忘的仍然是当年的大学生活。我怀念向我敞开大门的大学校园，怀念当年年龄，经历，知识水平都相差很远的大小同学们，怀念精心培养我们的老师们。想将人生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只是由于那些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情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希望与网友们，尤其是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们共同回忆和品味当年走过的路。

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从小在大学的家属宿舍里长大，天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教育，教师，学生，校园里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升学，成为一名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持续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一切都变了样，中国名义上是红色大地，实际上是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愚昧的年代。在那些乾坤颠倒，腥风血雨的乱世里长大的青少年们，早早就失去了读书，实现儿时理想的机会，被各自的命运抛向了农村，工厂，军队，社会。

几经坎坷，我偶然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工厂得到了一份小学代课教师的工作，是临时工。临时工是不能享受任何福利待遇的，我只盼望着早日“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工。

正是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74年，我们厂得到了一个去广州某大学读书的名额。当时叫工农兵学员，是由上面下达名额，由单位推荐保送。看见能有机会上大学，哪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大学，对我来说心里也感觉痒痒的。可是我心里非常明白，我是个临时工，是绝对没有资格被推荐出去的，还不用说政治审查之类的限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找到厂里宣传科的干事，表达了我想去上大学的愿望，算是了了一个愿吧。也许那位干事心里在想：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识相，你想都不应该想这种事情！奇怪的是，想上大学的上不了，可以上的却不想上。厂里有一批从知青招上来的青工，居然没有一个去报名。不知道他们是怕文化水平太差，不敢去，还是刚刚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捧上“铁饭碗”的工人老大哥，来不及再转换角色。最后，一位年龄相当大的老知青看见没人报名就顶了缺去了学校。

转眼到了第二年。我从临时工转正成了正式工，并且自己争取由小学教师成为了一名工人，只因为那时候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还不如工人。我的工种叫配料工，就是将炼胶用的胶料按配方重量放在一起。更具体一点就是两个人一人一边拉住一块大生胶片，其中一人手持一把几尺长的锋利大刀将大片的胶割成一定重量的小块。由于胶料要粘在一起，所以使用了大量的滑石粉，胶片在粉尘里摔来摔去，车间里灰尘弥漫，里外几乎不能见人。我们每天就在布满粉尘的车间里割胶，还有从车间另一边飘过来的化学微尘直往嘴里钻，苦得像吃了黄连。每个人必须将衣服和裤子口扎得严严实实，戴上帽子和大口罩，只露出眼睛。满身粉尘，散发出怪味。唯一的好处是到食堂打饭，没有人敢碰我们，碰到一下不只是一鼻子灰，而是一身灰了！人人见到我们都退避三舍。

那一年我厂得到了两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从必要条件来说我是够资格了，可是这“推荐”两个字就大有文章。首先是政治审查，那时政治是高于一切的，象我这样家庭出身的政审肯定过不了关。再就是与领导的关系，我一个刚刚转正的灰堆里的小工人，本来就与这个工厂毫无渊源，加之生来不会巴结逢迎，轮到我的机会几乎为零。可是我还是天真地巴望着去年的情况出现，如果没有人报名，我说不定可以步去年那位老知青的后尘。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一位来厂不久的女孩子报了名。她原来就读于本市的一所一流中学，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她会被推荐是毫无悬念的。除她之外，听说居然还是没有人出来报名！听到这种情况，我冰冷的心开始剧烈地加温，脑海里无法抑制地开始想入非非，出现各种各样美好的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幻想使那段时间的我常常兴奋莫名。我如此的激动和充满幻想，不仅仅是由于希望上大学的强烈愿望，还有来自于年轻人处于青春萌动时期对异性的爱慕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