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過去21年後，很多網友發表了對六四的追思，看法和評價，也引來眾多的評論和爭議。讀到這一些，實在是想把自己的一點看法說出來，因此就成了遲到的紀念。 六四事件最終以悲劇收場，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此進入低潮，當年的“民運人士“也似乎從英雄變成了一群不負責任的投機者，野心家。在這個過程中有太多的是是非非，真相和歪曲，正義和陰謀，追求和放棄。隨着時間的流逝，記憶的淡忘，人們生活環境的改變，思維方式的轉變，世人對這一事件的評價也越來越分歧，有的越來越偏離當時的環境。 我沒有能力作長篇的評說，只談幾點看法。 六四事件從學生紀念胡耀邦逝世到六四開槍鎮壓，這是一個整個的事件，自始至終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能只取其中的一段來說事。 事件從學生悼念，遊行，請願，靜坐，絕食，發展到全民參與，政府宣布戒嚴，軍民對抗，直到血腥鎮壓，形勢越來越升級，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社會影響越來越廣泛，形式越來越激烈，無政府化也越來越嚴重。走到最後的絕境，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為什麼會愈演愈烈，為什麼無法用法制和和平的方式來平息？ 關鍵的問題是政府的4.26社論。一開始就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並且一直堅持不作妥協。儘管有後來的一些對話，安撫的行動，但對這個最核心的問題，也是學生最主要的訴求不予理睬，以致造成了學生的情緒不斷高升，社會的同情越來越廣泛。這是六四事件演變到最後的關鍵。如果當時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占了上風，對這個定性作出修改或讓步，我相信事態的發展一定會不同，學生運動完全可以在失控之前平息下來。 六四後期的學生運動和全民支持，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沒有任何民間的團體（學生會，指揮部，XX聯盟等等）或個人能夠控制局面。造成這種結果的責任在誰？有些人總是不放過那些“學生領袖”們，似乎他們是造成最後結果的罪魁禍首。不要過於高看了那些學生領袖們，他們都是在無意中被時勢推出來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有多少政治頭腦，政治經驗？他們這些人有可能奪取政權，掌握政權嗎？他們無非是有一腔熱血加上有些個人的號召力而已，沒有廣大學生和各階層市民的共鳴和支持，他們能掀起幾滴浪？實際上，他們的很多幼稚，偏激，甚至愚蠢的行動客觀上給當時的民主進程造成了傷害，也不可避免地被他人利用。 而在另一面，是有多年“革命鬥爭”和“階級鬥爭”經驗的老謀深算的“革命家”們，他們對事件的發展早有預見，早有準備，他們始終主導着事件的發展，並且握有最後勝利的王牌 – 武力鎮壓。而這些學生領袖們早已是待宰的羔羊，一步一步走向布下的羅網。 六四事件的發生確如鄧小平所說是大環境和小環境造成的。它的背後是中國民眾對民主，自由的強烈追求，對專制體制，對利用黨天下中飽私囊，官倒，腐敗的不滿和憤怒。實際上就是受到多年專制體制壓迫的民眾和以黨國利益為最大利益的統治，利益集團的較量。那麼多的普通百姓，各階層的民眾都自發地參與了事件，聲援學生，圍堵軍車，與軍隊對抗，幫助，救治傷員，這些都遠遠超出了學生運動的範圍，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全民運動。而政府卻始終站在民眾和民意的對立面，逆民心而動。鄧小平是看到了六四背後蘊含的意義，就如當年毛澤東為了奪回他逐漸失去的權利而處心積慮地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樣，為了黨國的江山“千秋萬代”不動搖，鄧小平也不惜向曾經衷心擁戴過他的百姓們開了殺戒。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人的素質差，在中國沒有搞民主的基礎，如果民主起來會造成動亂。因此，只能給與老百姓有限的，政府可放可收的“民主”（有人形象的稱為“手淫式的民主”），不能搞所謂的“自由化”。 對這種說法我一直認為是謬論。中國人的素質是有待提高，但不等於中國人不知民主為何物，會濫用民主，是只配當奴才的愚民。如果在中國有健全的民主機制，有民眾自由表達意見的空間，中國人的民主素質一定會大幅提高，一定會很好地運用民主。這一點在六四期間已經有所體現，至少在軍民嚴重對抗之前學生和市民都表現得相當理智，有秩序，很少出現暴力現象。這也從香港，台灣，新加坡等華人為主的社會中充分表現出來。相反，如果沒有正常的民主機制和渠道給予人民發表意見和宣泄憤怒的機會和空間，那麼積累起來的矛盾和怨恨就可能在一定的時候突然爆發出來，那時候中國就有可能真正出現大的動亂和暴力。這正是許多有識之士擔心的地方。近幾年中國頻頻出現的暴力事件已經值得嚴重的警惕。 當然，民主的制度不是短時間可以建立起來的，需要一個過程，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十分贊成中國不能亂，一切改革，改變都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和平地進行，不能採取疾風暴雨和暴力革命的方式，要十分珍惜改革開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三十年了藉口保持穩定而堅持專制體制不變，以致以黨國為基礎的利益集團越來越龐大，越來越橫行無阻，造成社會的矛盾越來越複雜，尖銳，這是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和歷史交代的，其後果將會越來越嚴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