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季庸先生又名罗桂钧，满族，1902年前后生，籍贯北京昌平。他是出身满清皇族世家的旗人，但他属正黄旗，还是正红旗，已无从可考。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北平市法院担任法官。因学生时代参加五四运动而钟情青岛，五十年代举家来青岛定居。在青岛四方区夜大执教中文。1962年退休后出任青岛市北区政协委员。
1963年，20岁的我因家贫辍学无业在家。听说有一位老学者在家开办私塾式学堂教授古典文学，我便心向往之。1963年4月22日晚，经同学介绍，我来到青岛市北区周村路31号二楼爱新觉罗老师的家。这是一座日式建筑的楼房，环境非常雅静。罗老师高高的个子，方正的脸，穿一身黑色布衣布鞋，留光头，讲话京腔十足，声音洪亮，一副老学者的派头。
他开设这个私人学塾并非为了收取学费，他完全是为了打发自己的退休时光，用他的话讲，为能教学相长，温故知新。每周二、四、六晚七点到九点是授课时间，对每个学生每月收取学费二元五角。共有六名学生，年龄在20岁到25岁之间，数我年龄小。其余五人都是在职的工人或小学教师，只有我一个是待业青年。
学塾共开有《中国文学史》、唐诗、古代散文三门课程。即使只有六个学生，罗老师还是坚持他站着讲课的教学习惯，我记得第一节课讲的是殷墟和甲骨卜辞，用的是刘大杰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第一节唐诗讲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我们人手一本《唐诗三百首》，罗老师不拿书本背诵如流，逐句解析给我们听。第一节古代散文讲的是唐朝韩愈的《师说》，我们人手一本《古文观止》，罗老师又是不拿讲义，一边背诵，一边讲解。老师的才学真让我们几个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学塾每个月进行一次月考。六名学生中连续考第一名的一直是我。也许是因为罗老师对考试成绩不好的同学进行了严厉批评的原因，有的学生以上班加班为由经常缺课，半年之后学生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学生。考虑到我还没有就业，罗老师就免了我的学费并把上课时间改为每天下午二点到四点，一对一地对我授课，一讲就是两年。
两年里，罗老师对我讲解了近百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100多首唐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选讲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典名著，为我的古汉语水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对当年学习的东西仍然能够背诵如流，这完全是受恩师治学精神的影响，传承了恩师善于背书的好习惯。
1964年，我21岁参加了工作。我在就业履历表中对1962—1963年期间的单位归属就填为“跟随政协委员罗桂钧老师学习文史”。在后来的入团提干时这段文字曾引起一些人的冷笑。
1966年，文革开始后老师的高血压病越来越重，我的学习被迫中断了。
1968年1月6日，罗老师病逝。
老师的书房里有一个书柜，里面装满了文史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一些是铜版和木版的线装书。透过这个书柜，我记住了华岗、范文澜、艾思奇、余冠英、游国恩、陆侃如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的名字。老师病重时曾留遗嘱：“把我的藏书都赠送给丁存义。”
文革当中，我曾遭遇抄家之灾。抄家的目的就是奔着我的藏书而来。后来我庆幸，幸亏老师的藏书没能转赠给我，否则也将在劫难逃。
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每当想起先生对我的教诲之恩，心中总是充满无限的遗憾和内疚，有如鲠在喉之感。
饮水思源如果没有当年爱新觉罗·季庸老师对我的爱心和无私的传道、授业、解惑，我不可能具备今天的文化素养！老师对我的恩情堪比父爱。可我这个受恩之人对恩师的回报却是滴水没有。
想起来真后悔。我没有留下恩师的一张照片，更没有和恩师的合影。在恩师病重的时候，我没有拿出一天时间来为他陪床。在那个风风火火的文革年代，师道不传也久矣。我怎么竟是那样的无知和麻木！回顾当年的自己，真感悟到了当年的我就是一个令人可恨的不懂人情的书呆子！
我想起恩师为我背诵《长恨歌》时的最后两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心存遗憾，欲哭无泪，我写道：恩师父爱未能报，此憾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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