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的一天，北京某剧场的后台，昏暗的灯光下，人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当天晚上的演出。演员们有的在化妆，有的在穿戏服，有的在吊嗓。

当晚的主角，是京剧大师马连良。他妆容已成，衣冠待整，准备像往常一样，吊一吊嗓门。然而，就在他刚要开声时，后台的广播突然炸响，刺破了原本热闹的空气。那是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声音铿锵，字字如刀：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被定性为“大毒草”。

话音未落，马连良的手一颤，仿佛被雷电击中。他脑海里猛然想起当年离开香港前，算命先生的叮咛，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连喊了三声“完啦！完啦！完啦！”

大师为什么如此害怕？算命先生究竟对他说了什么？接下来，他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一代宗师的崛起

马连良，字温如，1901年出生，是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京剧“马派”的创始人，“四大须生”中的翘楚。

他八岁起登台学戏，17岁出科，再次学艺后，26岁便自立门户，组建戏班，一举成为头牌。

他的表演风格潇洒飘逸，举手投足皆有规矩，一丝不苟，唱腔则流畅雄浑，刚中带柔，稳重中见灵动。京剧舞台上的诸葛亮，几乎成了他的专属角色。《借东风》一折，由他演绎后流传百年，至今仍是老生戏中的明珠。

在北京，无论是胡同大杂院，还是大学讲堂，还是教授的小楼，都有人传唱马派唱段。他不仅是舞台上的巨星，更是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国剧象征”。

然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命运的风向却悄然转变。

回国的抉择

抗战结束后，因曾在伪满时期登台献艺，马连良一度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避居香港。彼时，他虽远离政治风波，却心系北京年迈的老母。

1951年，局势发生变化。台湾与大陆同时向他发出邀请。左右为难之际，他更倾向回到北京——毕竟，母亲年近九旬，游子心切，怎能置之不理？

但共产党会如何对待像他这样的艺人？他心中没底。于是托在北京工作的女儿，请求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的答复，温言款款。一、“历史旧账，一笔勾销”；二、“在港所欠的债，由国家代偿”；三、“回来以后，生活各方面都会照顾”。

周恩来还特别安慰他：“不要把伪满的演出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不是政治人物。”这些话，如同一剂定心丸，让马连良彻底放下心防。

临行前，他去请人算命。卦象说他将有十五年的大运。他没细问，只觉得这是一种吉兆。于是携妻带子，毅然踏上归途。

然而，他哪里能想到，这十五年的所谓“大运”，竟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戛然而止。

舞台规则已变

回京后，马连良重新组建“马连良剧团”，意气风发，重整旗鼓。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他还主动报名随“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演出半年。

然而，他却忘了，舞台规则已然变了。

在梨园旧制里，唱戏人靠演出谋生，就算给皇帝唱戏，皇帝也要赏钱。于是他也理所当然地提出演出费。起初，他的要价相当于今日的上千元，后来一再压低，甚至降到一场只收五十块。

可是在共产党眼中，这并非“规矩”，而是政治问题。“你给最可爱的人演出，还要钱？！”

一时间，他被口诛笔伐，先在剧团内部检讨，后又在《戏剧报》发表公开道歉。

随后，和全国无数的私营行业一样，梨园界也被“公私合营”。马连良的剧团并入北京市京剧二团，他成了团长，名义上风光，实际上已失去自由。

反右风暴与命运的转折

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在北京市长彭真的力保下，马连良侥幸逃过，但他收的第一个弟子李万春却被打成右派。

组织逼他表态，要在批判会上“立场鲜明”。马连良熬到最后才上台，只说了寥寥数句便下场。会后，他愧疚地对弟子低声说：“万春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这不是我想批判你，是他们要我说的。我还听说，这次原本定的右派是我，上头没批，才改成你。”

李万春被下放到内蒙，开始漫长的劳改岁月。

1959年，北京京剧团首演了《赵氏孤儿》，由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同台演出，获得广泛好评。但是，这出剧被江青点名是“毒草”，因为这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戏，“抚的是何人之孤？报的是何人之仇？”。

之后，传统剧目遭禁演，革命样板戏登台。马连良这些老艺人，对江青的样板戏反感至极，但敢怒不敢言。

《海瑞罢官》的大祸

1959年，毛泽东曾盛赞明朝清官海瑞“敢讲真话”，吴晗遂写下《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恰逢马连良寻觅剧本，便与吴晗合作，七易其稿，排演《海瑞罢官》。

1960年底，《海瑞罢官》首次公演，北京民族文化宫座无虚席。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演出轰动一时，好评如潮。甚至毛泽东本人还在中南海设宴，夸奖马连良。

谁知，这部戏，日后竟成了压在他头顶的巨石。

1966年6月4日，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当广播里传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时，马连良的心，彻底坠入深渊。

他意识到，南有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北有自己的《海瑞罢官》。南周北马，两相呼应，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只在顷刻之间。

于是，他在后台失魂落魄地喊出了那三个字：“完啦！完啦！完啦！”

尊严的崩塌

果不其然，第二天，在北京京剧团，他就被大字报围攻，罪名一箩筐：“汉奸”“戏霸”“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

他被关押在剧院一间用布景隔开的暗屋，随时被拉出来批斗，挨打受辱，甚至被逼下跪。

不久，“破四旧”风暴袭来，红卫兵抄家。

马连良原本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多年来收藏了很多古董、字画，家里还有许多他精心挑选来的摆设和小玩意，这些都被抄走或者杂碎在地。他本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一个当年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回忆说，抄家到最后，他们发现马连良手里攥着个东西，命令他交出来。他颤抖着手，把那个东西拿出来。那是一个翡翠鼻烟壶，通体碧绿、晶莹润透，上面栩栩如生的绘画都是从里面雕刻成的。

马连良十分珍爱这个鼻烟壶，他央求红卫兵：“别毁了它，这是稀世珍宝，留着它吧，捐献给国家。”

话音未落，红卫兵一声怒骂，将鼻烟壶摔得粉身碎骨。马连良也瘫倒在地，不省人事。

苏醒后的马连良，借用戏文仰天长叹：“我好比丧家之犬，好不悲凉！”

有家不敢回

1966年的“十一”，马连良被获准回家一天。说是家，他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的家，已被红卫兵占领，成了西城纠察队的总部。

这天半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已经年过花甲的马连良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

巨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让马连良一时间苍老了十年。以前那个精气神十足的马三爷不见了，他变得步履蹒跚，腰弯背驼，拄了枴杖。面色灰黄，下身浮肿，阵阵盗冷汗。

那是严重心脏病的表现。可是在那个被四人帮一伙控制的动荡的岁月里，对于马连良这样所谓问题严重的专政对象，谁敢给他看病医治？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这一年的12月，一天中午，剧团里吃午饭，马连良买了一碗面条，还没来得及吃，就突然摔倒在地，拐棍和饭碗都扔了出去。

他被送到医院抢救。院方一看是马连良，不敢给他看病，马上打电话向上级请示，上级上面还有上级，也不知道请示到了哪一级才获“恩准”，医院总算收留了他。

但是不幸的是，三天后，他就去世了。

他的弟子说：“马连良的身体真是很好，没有这场灾难，他不可能故去。”

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由于他是文革中被批斗的对象，他的尸骨也不能按照回民的习俗安葬。他的挚友梅兰芳的夫人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位于香山脚下的梅家的墓地，而且墓碑上也不敢使用马连良的名字，而是使用了他的字，马温如。

1979年，马连良去世后12年，中共在八宝山召开了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并且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但是，骨灰安放时，骨灰盒根本没有骨灰。

2001年，他在香山的墓碑才改为马连良之墓。

最后的疑问

马连良的秘书说，马连良临终的时候，多次非常伤心地说：“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

想必，从他被批斗的那一天起，他就后悔当年的选择，后悔相信了共产党的话。

这就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