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与缠足

——中国古代的另二大“发明”

朱东海

众所周知，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但还有两大“发明”驰名世界：那便是“阉割”与“缠足”。

“阉割”指完全切除睾丸和阴茎，以消除性能力及雄性特征；“缠足”让女人不仅没有奔跑权，更没有受教育权，甚至是生命权。

这两项“发明”渊源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和行为，到秦朝便有了阉人做太监，而到东汉时期就已经完全用阉人做宦官了。至于缠足则众说纷纭，大致开始于北宋而兴起于南宋，并逐渐向让脚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虽说两者的起源时间不一样，但是兴盛时间却大致相同，都是明清时期。

总的来说，这两项“发明”在六百多年前的明初被发扬光大。直到五百年后的辛亥革命后，这两项“发明”才被废除。

若将历史的镜头拉远，这绝非两项孤立的残酷习俗，而是权力与礼教对自然人体的系统性规训——皇权至上的专制结构、男权中心的社会秩序、纲常伦理的精神枷锁，最终都凝练成了刻在肉体上的物理印记。阉割以利刃剥夺男性的生理完整与人格独立，将人异化为“皇家工具” ：他们失去了家族延续的资格，泯灭了独立思考的可能，沦为皇权掌控下绝对依附的“安全奴仆”，是对人性最极致的物化与剥夺！缠足以布帛扭曲女性的骨骼与生命力，将人塑造成“男权盆景”：以“三寸金莲”的畸形审美为幌子，剥夺女性的行动自由、公共参与权与受教育权，让女性从鲜活的生命沦为仅供观赏的“室内陈设”，是礼教对女性生命力的系统性扼杀！

这两项“发明”与四大发明构成了中华文明进程中最尖锐的文明悖论。造纸术与印刷术打破知识垄断，指南针拓展探索边界，火药重构力量格局——四大发明是外向的、解放性的文明之光，以技术突破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而阉割与缠足是内向的、禁锢性的黑暗桎梏，以肉体摧残维系内部权力秩序的绝对稳定与性别等级的固化，用个体的血泪浇筑封闭系统的“超稳定结构”。一个能孕育出推动世界进步的四大发明的文明，为何会同时精于这般戕害自身的“技术”？答案藏在封建专制的本质里：当权力的核心诉求是“维稳”而非“发展”，当社会的价值导向是“顺从”而非“解放”，文明的创造力便会在向内禁锢中产生扭曲的异化。

辛亥革命对这两项陋习的废除，绝非简单的习俗革新，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场深刻的“身体革命”。它以法律与制度的力量，将被皇权与礼教掠夺的身体主权还给个体，标志着中国人对尊严、自由与基本人权的艰难觉醒。这场革命从未止步：从缠足的废除到女性在航天、科研、政商等领域的全面崛起，从阉人制度的消亡到现代公务员体系的专业化、法治化，从封建礼教的瓦解到法治社会对个体权利的全面保障，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发展，正是这场“身体解放”向“精神解放”深化的壮阔历程。昔日被禁锢的肉体，如今绽放出蓬勃的创造力；昔日被压抑的人性，如今成为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

回望这两项“黑暗发明”，并非要沉溺于历史的阴影，而是要以其为镜，丈量文明进步的尺度。它们曾是桎梏的徽章，而今已是反衬解放的坐标；它们曾是人性的悲剧，而今已成警示未来的碑铭。中华文明的伟大韧性，从来不在于从未犯错，而在于拥有从自身文化肌体中刮骨疗毒、凤凰涅槃的自我革新能力。摒弃阉割与缠足的糟粕，正是这种能力的明证；弘扬四大发明蕴含的创新精神与解放力量，正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

真正的文明进步，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批判中择善而从，在革新中砥砺前行。今天，我们批判阉割与缠足的反人性本质，正是为了坚守“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现代价值观；我们弘扬四大发明的创新精神，正是为了践行“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文明使命。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任何以压制个体生命力与尊严为代价的秩序，终将被时代洪流所淘汰；唯有以自由与解放为内核的文明，方能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作者：朱东海、世界华人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