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持續了八十年的國際秩序的慢速解體。這個解體沒有明確的終點，沒有確定的替代方案，只有一連串「不幸的婚姻」——美歐之間的，美國與自己昔日理想之間的，以及我們所有人與那個短暫而不再回來的、「規則基礎的國際秩序」幻象之間的

不幸的婚姻：美歐同盟的裂痕與宿命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篇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原是寫給俄羅斯貴族的，但我每每讀到它，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今日的跨大西洋同盟——那個自1945年以來被反復讚頌為「自由世界基石」的美歐夥伴關係。

《金融時報》首席外交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近日撰文，以「不幸的婚姻」比喻當前的美歐關係，並坦言：「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覺得，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有可能走向終結。」這句話出自一位在倫敦和布魯塞爾的外交走廊浸淫數十年的資深觀察者，份量不可謂不重。

但請允許我換一個角度提問：這場婚姻，究竟從何時開始出現了根本性的裂縫？

一、帝國的邀請函，與撤回的誘惑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歐洲建立了超過四十個軍事基地，駐紮約八萬五千名士兵。萊肯希思、拉姆施泰因——這些冷戰地名曾是歐洲安全秩序的象徵，是布列頓森林體系與北約框架的物質化具現。政治學者加諾·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曾將戰後美國秩序稱為「自由霸權」，而這個霸權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受邀進入」的秩序——被統治者對霸主發出了邀請函。

然而邀請函是可以撤回的。

當特朗普在伊朗戰爭期間猛烈抨擊拒絕開放基地的歐洲盟友為「懦夫」，稱北約為「紙老虎」；當國務卿盧比奥質問「若不能使用這些基地，我們為何還要在歐洲存在」；當《政治報》的民調顯示，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認為美國是「威脅」而非「親密盟友」的人數更多——邀請函的撤回，已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命題，而是具體的政治現實。

二、暴君的邏輯，與同盟的弔詭

我想引用修昔底德的一句話——雖然這句話已被政治學者引用到幾乎磨損——「強者為所欲為，弱者承受所能承受的」。但今日的弔詭在於，弱者開始質疑：「強者」究竟是否仍然強大？

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盟友加征關稅、威脅入侵格陵蘭、在未與北約協商的情況下發動伊朗戰爭。拉赫曼以一種罕見的英式節制寫道，歐洲對美國領導力的信心跌至「歷史最低點」——而他補充的理由，才是真正的諷刺：「考慮到美國三軍統帥發布了類似耶稣的自畫像，並威脅要抹去整個文明……」

一個發布耶稣自畫像的最高統帥。一個威脅要消滅文明的核武器擁有者。在任何其他歷史時期，這樣的描述會出現在政治喜劇的劇本裏，而非英國最嚴肅財經媒體的外交專欄。

但我並不打算僅僅嘲笑特朗普。嘲笑他是太容易的事，容易到幾乎是一種智識的懶惰。更值得追問的，是歐洲自身的處境。

三、歐洲的困境：離不開，也愛不起

波蘭總理圖斯克警告，俄羅斯可能在「幾個月內」攻擊北約領土。北約秘書長吕特坦承，沒有美國，歐洲目前無力抵禦俄羅斯的威脅。這些軍事能力的缺口——防空系統、情報資源、重型運輸機——不是用「戰略自主」的口號就能在短期內填補的。

這就是歐洲的根本困境：它們在情感上愈來愈厭惡這段婚姻，但在結構上仍然依賴這個伴侣。西班牙總理桑切斯以譴責美國外交政策來振奮國內支持率，卻沒有人認真討論西班牙退出北約後的防務替代方案。法國馬克龍談「歐洲戰略自主」已談了多年，但法國的核武器是法國的，不是歐洲的。

有一個政治哲學概念叫「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一旦某個制度確立，後來的行為者即便不滿，也會因爲退出成本太高而繼續遵循既有路徑。歐洲的安全架構，正是典型的路徑依賴困境：北約的指揮結構圍繞美國建立，七十年的制度積澱不可能在一個選舉週期內重構。

四、不幸婚姻的真正危險

拉赫曼的文章以一句深具洞察力的警告作結：「在聯盟關係中，如同在婚姻關係中一樣，言行是難以輕易遺忘或收回的。這是一種危險的局面。」

我完全同意——但我想把危險說得更具體一些。

最危險的，不是美國撤軍，不是歐洲「戰略自主」失敗，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曖昧狀態：雙方都在，但誰也不確定對方是否可信。這種模糊性，恰恰是衝突最容易爆發的土壤。1914年的歐洲並非因為沒有同盟而陷入戰爭，而是因為同盟關係的模糊性讓每一個行為者都誤判了其他人的底線。

核時代的模糊性比1914年更加危險，因為誤判的代價已無法承受。

我知道，在這個節目的觀眾中，有許多人可能會期待我說：「美歐分裂，是中國的機遇。」

我拒絕說這句話——不是因為外交禮貌，而是因為這句話在智識上是懶惰的。一個因爲內部矛盾而動蕩的西方，並不自動意味着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非西方世界。正如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所言，美國國際秩序的崩潰所釋放出的，往往不是其他國家的機遇，而是各種形式的混亂。

更誠實的觀察或許是：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持續了八十年的國際秩序的慢速解體。這個解體沒有明確的終點，沒有確定的替代方案，只有一連串「不幸的婚姻」——美歐之間的，美國與自己昔日理想之間的，以及我們所有人與那個短暫而不再回來的、「規則基礎的國際秩序」幻象之間的。

離婚，從來都不是兩個人的事。在地緣政治的婚姻中，旁觀者也會被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