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本周将互联网上的“躺平”情绪归因为境外势力渗透，称有境外组织系统性地开展“躺平洗脑”，试图侵蚀青年思想。但这番旨在“唤醒青年”的论述，不仅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共鸣，反而在舆论场引发强烈反弹。
中国国安部星期二（4月28日）在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的文章，指青年近年来已成为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目标，境外组织借助网络平台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消极观念，试图通过制造负面情绪，将个体困境上升为群体对立。
中国国安部发文称，煽动青年躺平是境外反华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呼吁青年擦亮双眼、保持清醒。国安部还发布一段视频，由AI生成的虚拟官员形象出镜，传达相关信息。（中国国安部视频号）
文章举例称，有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被剥削”“阶层固化=努力无用”等叙事；还有境外组织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反剥削”的短视频，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
文章还批评“有关国家”在煽动中国人“躺平”时，他们自己正忙得脚不沾地，推出经济法案、振兴工程、人才计划等措施，甚至高薪挖角全球人才。“他们从来不认同‘躺平’，只希望我们的青年‘躺平’，将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
随后，四川媒体《川观新闻》也发表评论文章呼应这一论调，称境外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中国青年彻底“躺平”，这样可以“从根上废掉精气神，潜移默化消解一代人、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
文章还警告，社交平台上的每一次“不想干了”，都可能被截取、放大、扭曲，最终变成“射向社会信心的一颗子弹”。“年轻人以为自己在发泄情绪，其实是在帮别有用心的人递刀子。”
舆论翻车
尽管中国官方与媒体的论述看似振振有词，舆论场却给出截然不同的反馈。
中国国安部文章发布后，“境外势力大力资助网红煽动躺平”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阅读量破亿、讨论数达数万。但网民的态度，更多是质疑与反讽。
不少网民直言，经济环境承压、就业困难才是年轻人选择“躺平”的根本原因。“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也没有双休，压力这么大，躺平也不行？”“躺平背后明明有很多现实原因，却归咎境外势力，这不好笑吗？”
2026年2月，员工们在安徽省合肥市大众汽车中国电子架构实验室一个办公室内工作。（路透社）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工时过长和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呼吁政府真正落实劳动法，通过完善制度改善现实。有网民戏称：“落实双休、八小时工作制、五险一金，全面贯彻劳动法，让境外势力无话可说。”
还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对个体选择的尊重，“躺平还有意见，都上街搞运动又不开心了”。也有人调侃：“我躺平五年了，哪个境外机构给我结一下账？”“躺平还有美金赚？那不得领钱领到老外破产。”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星期三（4月29日）发文力挺官方立场，称“看到报道，境外有一些坏人想煽动我们年轻人的涣散，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存在的，但他们也一定会失败的”。
胡锡进还说，这个社会应当有一个坚定信念：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绝不可能集体“躺平”。他认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将承担起把中华民族推向更高位置的使命，注定会更加努力，也将经历与驾驭更深远的历史变局。
“躺平”从何而来
“躺平”一词于2021年前后在中国社交媒体走红，最早出现在百度贴吧上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一名用户在文中写道，自己两年多没有工作，“都在玩，也没觉得哪里不对”，并直言“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这篇帖子随后被删除，但“躺平”一词却迅速发酵，成为一代年轻人情绪的集中表达。
彼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部贸易摩擦持续，加上冠病疫情带来的冲击，劳动市场承压明显。面对愈发激烈的竞争、高企的生活成本以及不断加重的职场焦虑，不少年轻人开始放弃传统意义上的“奋斗路径”，转而选择一种低欲望、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减少加班。
这种趋势很快引起官方关注。2021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除了在政策层面强调反对“躺平”，中国官方近年也持续加强对相关网络内容的管理。自去年以来，多个宣扬“躺平”理念的账号被封禁。2025年12月，中央网信办制定13项网络负面清单，将宣扬“躺平摆烂”“颓废厌世”“炫富拜金”等不良思想的行为列入负面清单。
不过，尽管官方持续打击，“躺平”情绪并未消退，反而随着经济压力加剧而更加普遍。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青年就业压力持续攀升。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6月达创纪录的21.3%。
2026年4月，大学生们参加一场在安徽省阜阳市举办的招聘会。（法新社）
官方调整失业率统计口径、将学生群体排除在外后，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今年3月仍回升至16.9%，结束连续六个月下降趋势。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让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岗位竞争愈发激烈；去年的“国考”吸引约280万名考生报名，争夺仅3万8100个职位。
“躺平”背后的现实压力
在中国，买房成家、结婚生子等传统价值观依然根深蒂固，许多人仍将这视为人生“标准答案”。但现实中，面对高度内卷的就业环境、不合理的“996”工作制（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以及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不少年轻人即便想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也感到力不从心。
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放过自己”。他们减少无意义的加班，不再执着于向上攀升，也不再将成功简单等同于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提升。
在中国语境中，“躺平”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工作、不再赚钱，更像是一种主动调整生活预期的选择——秉持“够用就好”的心态，不再执着于改变阶层，不再盲目追逐社会主流定义的成功。
不过，在官方视角中，“躺平”的风险显然不止于个体选择。《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官方担忧的不仅是年轻人不再拼命工作，而是这种情绪可能演变为更广泛的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并削弱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的能力。
换言之，当“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现实选择时，官方看到的并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对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乃至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潜在冲击。
从这个角度看，官方试图压制社会舆论中关于“躺平”的讨论，防止这种情绪进一步扩散，有它的道理。只是，“躺平”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它在全球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本质上是社会与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后的结果。
正如一名网民在社媒平台知乎上所说，“躺平”是在房价高企、物价上涨、职场压榨、阶层流动收窄、高强度无效内卷、收入与生活成本失衡，以及养老育儿双重负担之下，“个体对现实生存环境的自发调适”。
这些结构性问题，本就不是一句口号、一篇文章，甚至一场舆论批判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制度层面的调整，也需要社会层面的长期修复。相比之下，将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简单上升为“境外敌对势力洗脑”的国安问题，不仅无法回应年轻人的焦虑，也很难引发公众共鸣。这或许正是中国国安部这篇文章迅速翻车、成为舆论炮轰焦点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