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消息】近十几年来，由唐朝两位著名的天相家李淳风和袁天罡编写的中华预言第一奇书《推背图》的相关图谶内容，在坊间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由于其对唐以及之后的王朝预言都十分准确，因此一些人试图对似与当下中国国运有关的部分解读，意在从中找出中国未来走向。

比如对《推背图》六十幅图像中的第42象，坊间就有著不同的解读。其谶曰：“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配图是一位古代装束的东方女子，抱著琵琶，端庄站在画中间，其左边是一个放在地上的弯弓，右边卧著一只玉兔。

关于这个图谶各方是如何解读的，笔者并不想赘述，大家可自行在网上搜索。笔者想要说的是在文革期间因为这一图谶所引发的一桩冤案，而冤案的主角是2018年故去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先生。

1942年出生于北京的王学泰，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学泰经历了多次运动，不仅被打成“反动学生”而去农场劳动，还在“文革”后期因言获罪被判了13年。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待的三年多的经历，让他给世人留下了一部记录那个荒诞时代的《监狱琐记》，书中一个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一个个或善良或丑恶或八面玲珑或命运多舛的普通人，都让人唏嘘。

正如王先生所言，他的前半生都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彼岸”，而这个外部力量正是中国。不仅仅是王学泰，当年，哪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沉浮不与此有关呢？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大的改变呢？

那么，王学泰因言获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监狱琐记》讲述了这桩荒诞的案子。

1969年王学泰因爱说“风凉话”被打成“反动学生”劳动考察结束后回到学校，1971年被分配到房山县中学。当时文革虽未结束，但政治环境较以往稍显宽松，尤其林彪事件发生后，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变化，人们压抑的心理达到了极限，又因为没有正常渠道宣泄，各种流言、小道消息、不满开始在民众间传播。这再次引起了中国当权者的注意，不断增加打击力度，而有著独立思考、管不住嘴的王学泰再次犯了中国的忌讳。

1975年传统新年，王学泰在家里过寒假，突然大学同学章鸿远来到他家，对他说：“学泰，《推背图》出事了。我把它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他把它复印了。顾某因为骂江青被‘板团’（指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他把我牵扯了出来。公安紧著找我，追查《推背图》的来源，我实在顶不住，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对不起你，如果无事便罢，真出事，连累了你，以后补报。”

而王学泰的这本《推背图》也不是他的，是他从结识的一位书友汪先生那里借来的，借书的目的是为帮一位朋友将《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等注释一下，因为《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的命运册子格式与《推背图》完全相同，所有想借来参考一下。

在看到第42象时，王学泰突发奇想：这不是江青吗？“西方女子”写其来自延安，“琵琶仙”写其演艺出身；“皎皎衣裳”写其重视服饰，推广江氏“布拉吉”（指裙子）；“浑迹居朝市”写她先卖艺，后发达；“闹乱君臣百万般”指其祸乱朝堂。后来，在朋友章某来访闲聊时，他谈到了《推背图》，也谈到了自己对42象中的“西来美人”的见解。章鸿远也对这本奇书很感兴趣，于是就将《推背图》借走了。之后便出事了。

朝阳文化馆顾某因为骂江青被告密，引起了中国高层的注意，便抄了他的家，还把《推背图》的复印件找了出来，于是高层要将这个案子当作大案来办。不久后，王学泰又听一个搞创作的老同学说，北京文联在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大会”上，提到“北京有几个反革命分子攻击和咒骂江青同志”。王学泰隐隐感到风雨欲来了。

过了正月十五，王学泰怀著隐忧和恐惧，回到了单位。果然第二天上午他就被公安带到文教局隔离审查。审问他的一个是文教局的，姓曹，一个是公安局的，姓任。两人都是四十多岁，刚开始还兜圈子，让他主动交代近两三年做过什么错事，在王学泰否认后，两人直接切入正题，让他谈谈《推背图》的问题。

王学泰遂从一般读书的角度谈了自己读《推背图》的体会和用途，并表示自己并不相信它对时局的预言与推演。任某说不辩论《推背图》的问题，而是交代自己据此说过什么反动言论。王学泰深知承认的后果，因此坚持只承认“用过”此书，而且是正当的工作需要，没有其它问题。在曹、任审了七八天无果后，王学泰被送到了房山县公安局，属于“传讯”。

“传讯”比拘留低一个档次，王学泰被关在拘留所和看守所外的脏乱不堪的候讯室里。在这里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后另篇介绍。

关在这里，王学泰无所事事，没有书看，也没有人可以聊。奇怪的是，他只被提审了一次，简单地问了问案由。十多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他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处和看守所。

进了半步桥看守所，第一件事就是搜检，王学泰身上的钱、手表、书包等都被一搜而空，放在储物间中，然后他被带到了K字楼5筒。关押犯人的主建筑被犯人俗称“K字楼”，是个钢筋水泥建筑，呈K字形，中间是大厅，四只腿是筒道，大楼有三层，共有12个筒道。当时各筒的安排是：1筒关押的是重要政治犯，2和4筒关押外国人或特殊犯人，这三筒大多是单人房。3 筒关押的是重病犯人，5至12筒关押的是男犯人。文革中，K字楼关押了许多文人墨客、专家学者、高官显贵，如王光美的母亲、叶剑英的亲戚、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歌唱家刘秉义、诗人聂绀弩、演员孙维世，等等。聂绀弩还有一首诗调侃K字楼的“盛况”，其中有两句是“你也来来我也来，一番风雨几翻歪”。

在王学泰来到K字楼时，上述名人除了被迫害致死外，大多被释放，因此他大有冀北空群之感。他所在的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门在中间，对著门是通道，宽约八十公分，通道两边是不到三十公分的矮炕，据说不安高炕，是为了防止自杀。

安顿下来后，王学泰又被带去照相，以验明正身。他很快被提审。预审室很简陋，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犯人坐的凳子的腿儿是铁的，而且是牢牢地铸在水泥地上，不能撼动半分，大约是防备犯人以此袭击审讯人员。

与之前的审讯不同，这里的审讯人员单刀直入，明确告诉王学泰，他们俩无怨无仇，他在这里审讯只是因为自己挣56块钱工资。因此他直接点出要害问题“攻击江青”。在1976年文革结束前，江青等依然掌握权力，依旧是一个不能随便批评的人物。因此，王学泰深知，无论说江青好还是不好，都可能成为罪状，所以他本能地回避，推说自己记不清了。

预审员遂拿出《推背图》中的第42象的图片，指著追问王学泰是否记得这张图，他只能承认记得。预审员又提醒他，“你与章说，那个女子像谁？”事已至此，王学泰只能承认了私下的不当言论，但并不认为特别严重，毕竟是私下言论。

可是预审员对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你轻松地说：‘我们不应该私下议论江青。’这是私下议论？这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王学泰于是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还有没有区别呢？”预审员的回答是“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看到这样的对话是否难以置信？然而，这是真实的历史。

随后，预审员又就章某与其的一些私下谈话内容进行了核实，比如关于“上海派”代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政治立场、手抄小说《第二次握手》等。

有意思的是，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王学泰还居然想以《宪法》中的保护言论自由条款为自己辩护，但预审员的回答是：“《宪法》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你是阶级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当王学泰说自己也是人民后，预审员又说出了同样滑稽的言辞：“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话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看看中共将人洗脑到何种地步，说话不仅毫无逻辑性，而且完全从中国的角度来断是非。

在两次提审后，王学泰“签字画押”，静等宣判。彼时邓小平复出主政，王学泰多少还存在一点幻想，但很快在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在中国将其镇压、邓重新被打倒后，政治氛围又变得紧张起来。

1976年5月10日，王学泰被要求在逮捕证上签字。7月26日，他被带到北京市中级法院，一个女审判员向他宣读了刑事判决书，上边说该院“查明其在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意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罪行严重，性质恶劣’，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一张没有罪行内容，也没有任何证据的纸，就这样决定了王学泰的命运。

判刑后，34岁的王学泰被转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其书中亦有不少对坐监中所见所闻和各类人物的描写，一些笔者是闻所未闻，以后再另篇讲述。在王学泰出事后，朋友远离，妻子选择与他离婚，儿女也与他划清界限。他的朋友章鸿远也被判刑关进了第一监狱。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华国锋、叶剑英等拿下，文革结束。虽然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但随著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于1977年7月重新掌权后，否定文革呼声越来越高，这也影响了狱警等人的态度，他们也不再为难那些因“反革命罪”入狱的人，这些人愿意看书就看书，愿意写上诉资料就写上诉资料，愿意随意聊天就聊天，王学泰也是如此，过上了一段比较轻松的日子。

1977年夏天，王学泰在单独会见家人时，向他们详细讲述了案件的整个过程，并将自己写的申诉材料交给他们，由他们转给了章家，章家送到了邓小平家。章鸿远的父亲是一代名医章次公，曾做过卫生部高级顾问，常常为中共高官诊病，因此认识许多高官。当时邓小平还未复出，其夫人卓琳就将材料转到北京市高法。

在胡耀邦当上中共组织部长后，中共于1978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虽然阻力很大，但慢慢地，从高官到普通民众，很多人被释放回家。加上邓家的关系，王学泰案件很快发生了转折。

1978年10月20日，王学泰被带到一间会议室，北京中原的刑事审判庭刘厅长向他宣读了新的“判决书”，在重复之前的罪名外，说“……具体内容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其中虽有有损毛XX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意识问题”，因此决定撤销判决，“予以释放”。

对此，王学泰表达了不满，并拒绝签字，在他看来，判决书中的用语前后矛盾，“前面你们说我说的，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后面又说影响毛XX光辉形象。”他认为，损害毛的形象的是“四人帮”，说自己针对“四人帮”，就是维护了毛的形象，说自己损害了毛的形象，就不能说是针对“四人帮”的。

法院的人也没想到王学泰如此较真，刘厅长有些生气，拍著桌子说“你不要以为放了你，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你的审判记录还在案”。这下王学泰也生气了，也与他杠上了：“是啊，我又没让你们放我，既然你们还有案底，认为我还有罪，还可以送我回去啊！我的监服还没换。”此语一出，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最后在监狱工作人员以其家属已经来接他为由，劝说他不要置气。王学泰想到为自己操碎了心的老母亲，最终选择签下“收到判决书一份，但不同意”，法院审判员也接受了。

在监狱待了三年半后，王学泰终于自由了，家人们都非常高兴。之后他选择去北京市高院申诉，1979年初，他收到一份新的判决书，去掉了关于毛的说辞。在他1980年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后，市中法给他寄来了最终的判决书，这次将“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改成“都是针对‘四人帮’的”，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错误的”。

仅仅因为闲聊《推背图》就入狱三年半，王学泰的遭遇不过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缩影。正如王学泰回首往事所感慨的，他们生在这样的时代，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简直如一粒尘沙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的一生任由命运拨弄，而让他们这代人乃至中国人陷入深渊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