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退學生耿同學一人掀翻中國學術圈：那些頂刊論文，到底有多假？

一個沒有任何官方身份、讀了五年博士卻中途退學的普通人，在幾週之內讓同濟、南開、中山、上海大學相繼陷入調查風暴，讓至少一位「長江學者」被免職，讓全中國的杰青們惶惶不可終日——還附贈一條讓人頭皮發麻的結語：「截至目前，沒有任何一篇問題論文，是官方自己找出來的。」

這就是2026年春天，中國學術界正在發生的事。

我們先不急著說那些造假細節有多聳動，因為那是表象。我們要問的，是一個更讓人坐立不安的問題：這套系統，究竟是怎麼爛進去的？

一個「意外」，捅了多大的窟窿？

耿同學——本名不需要記，記住「吉林大學本碩、北航博士五年級退學、全職科普博主」這個標籤就夠了——在接受採訪時說，發現第一篇造假論文，「算得上是一場意外」。

朋友發來同濟大學王平團隊刊於《自然》的論文，說數據「像等差數列一樣」，很怪異。他看了一遍，覺得不對，又花時間深挖，結果愈挖愈觸目驚心：8列數據中，第4列加0.3完全等於第3列；兩列數據的末位數字清一色是5；部分數值突然從小數點後一位跳到兩位，末尾數字一模一樣。

任何做過基礎實驗的人都知道，這不是自然數據的樣子。真實的實驗數據，是混亂的，是有偏差的，是充滿意外的。如果你的數據漂亮得像一首歌，那八成是有人在唱假歌。

視頻發出來，火了。五月六日，同濟大學通報確認。王平被免職，降低專業技術等級兩級。

這還不算完。視頻火了之後，網友湧入，舉報接踵而至。耿同學說，他收到超過一百條打假投稿。他的工作從此變成：篩選、分析、驗證、再發布。一個月不到，五名頂尖學者相繼被公開點名，四所頂尖高校相繼啟動調查。

一個人，幾個視頻，幾十個小時的數據分析，就做到了整個體制沒能做到的事。

數據造假，其實沒有想像中難

不少看過耿同學視頻的人，第一反應是：「這種假，一眼就看出來啊？」

錯。那是因為耿同學已經用普通人能懂的語言，把問題拆解給你看了。在他解析之前，你面對的只是一張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那玩意兒藏在論文正文之外，需要單獨下載，大多數讀者根本不會去動它。

而且，生物醫學實驗的數據，本來就有高度的「可辯護性」。

耿同學說得很直白：「就算你做了一遍他的實驗，得不出他的數據，你也無法確認，這是因為對方的實驗數據有問題，還是因為溫度濕度、實驗室環境、小鼠健康情況影響了實驗結果。」

生物學本來就是一門充滿變數的學科。這個特性，客觀上為造假者提供了天然的逃生通道。圖片誤用？補一張就好，細胞照片都長一個樣，誰知道是不是當年拍的？數據有問題？也許是操作失誤？也許是環境因素？反正「莫須有」的理由，隨時可以找出來。

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耿同學說的「科研秦桧法」：你想要什麼結論，就保留支持這個結論的數據，把不符合的數據以各種理由排除掉。做二十次實驗，十九次陰性、一次陽性，你說這個藥有效，有人能當場反駁你嗎？

答案是：很難。

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病，但中國的病情最重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插入一個重要的背景。

學術造假不是中國的專利。美國、日本、歐洲都有過驚天大案，而且論戲劇性，毫不遜色。

日本有「舊石器之神」藤村新一，前一天晚上把石器偷偷埋進土裡，第二天奇蹟般地「發現」，把日本人類居住史硬生生往前推了幾十萬年——最後被記者躲在草叢裡用攝像機直播抓包，日本教科書集體改版。還有2014年的STAP細胞醜聞，理化學研究所美女科學家小保方晴子宣稱發現萬能細胞，被媒體譽為「諾貝爾獎級突破」，結果論文圖片大面積造假，實驗無法重複，她的導師、世界級學者笹井芳樹不堪重壓，在研究所內自縊身亡。

荷蘭社會心理學家迪德里克·斯塔佩爾，至少五十五篇論文的數據完全是躺在沙發上憑空編出來的。他甚至不需要做實驗，直接把「編好」的數據交給學生去寫論文。

美國貝爾實驗室的物理天才亨德里克·舍恩，一年之內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幾十篇論文，最後被發現很多數據都是用電腦函數直接生成的「完美曲線」。更近的例子，2022年被引爆的阿茲海默症研究「十六年騙局」——萊斯內2006年刊於《自然》的論文，奠定了澱粉樣蛋白Aβ∗56的核心地位，引導了全球數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最後被踢爆核心圖片涉嫌大面積手工拼接和修改。

所以，問題不是「這種事只有中國才有」。問題是：同樣的病，不同地方的治療體系，相差了多少？

美國怎麼治的？

美國的做法很粗暴，但很有效：把學術不端和法律責任、傾家蕩產的經濟代價直接捆綁在一起。

首先，聯邦政府有一個專門機構叫「研究誠信辦公室」（ORI）。只要你的研究拿了聯邦資金，一旦被舉報，ORI就有權介入，調取原始實驗記錄、電腦硬碟和數據庫。一旦認定造假，數年內禁止申請任何聯邦科研經費——對一個科學家來說，這基本等於宣告科研生涯終結。

更致命的是《虛假申報法》。在美國，拿著造假數據申請聯邦撥款，在法律上被定義為「詐騙聯邦政府財產」。2019年，杜克大學一名生物學家偽造數據拿聯邦資助，最後杜克大學向政府支付高達1.125億美元的和解金。

但最精妙的設計，是吹哨人條款。任何了解內情的人——通常是博士後、技術員或助理——都可以代表政府提起訴訟，如果成功，可以分到政府追回款項的15%到30%。杜克大學案中，那名挺身而出的前實驗室雇員，最後拿到超過3300萬美元的政府獎勵。

這一招直接改變了利益格局：揭發造假的經濟回報，遠遠超過幫導師隱瞞造假的收益。於是造假者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監督者。

這套機制的邏輯很簡單：不靠道德說教，靠讓人傾家蕩產。

中國呢？

中國現在有什麼？

有一個退學博士生，一個人扛著。

這是一個高度概括，但並不誇張。耿同學本人也說：「這段時間做打假以來，沒有任何一篇問題論文，是官方自己找出來的。這是迄今為止讓我感到最失望的一點。」

中國並非沒有規定。高校設有學術委員會，科研機構有誠信規範，論文期刊有同行評審。但這些機制在現實中形同虛設的原因，不難理解。

第一，利益共同體太緊密。一個課題組就是一個小王國，導師出了問題，整個組都受牽連；學生舉報導師，等於斷了自己的前途。在這樣的生態裡，沉默是理性選擇。

第二，沒有經濟代價。在中國，造假最多是被撤稿、被免職、被降級，頂多丟了「杰青」頭銜。沒有鉅額罰款，沒有法律追責，沒有任何機制讓造假的成本高到足以讓人望而卻步。王平被免職、降兩級，但他在造假期間拿到的科研經費和社會資源，並不需要退還。

第三，舉報文化的缺失。耿同學說，有人打電話問他「有沒有談的空間，看您這邊有什麼需求」——這句話翻譯成人話：能不能花錢擺平？他拒絕了。但在沒有制度性保護的情況下，又有多少潛在的舉報者，在接到類似電話之後選擇了沉默？

問題的真正根源

耿同學說了一句話，值得反復咀嚼：「你可以看出這個流程裡的問題。因為只有一個人參與，沒有人負責監督他，他說什麼就是什麼，造假的空間就無限大。」

他說的是實驗重複性的問題，但這句話可以擴展到整個制度。在一個體制內，如果每一個關鍵環節都只有一個人、一個利益主體在把守，那這個體制就是一個等待被利用的漏洞。

更深層的問題，是「發表否則滅亡」的文化壓力。在中國高校的考核體系裡，論文數量、期刊等級、影響因子，是評職稱、拿頭銜、獲得科研經費的核心指標。這套系統設計出來的激勵，是讓人發論文，而不是讓人做好科研。當系統的激勵指向發論文，就不要驚訝有人為了發論文不擇手段。

耿同學退學，部分原因也在於此。做了幾個月的實驗，二十次失敗，終於有一次陽性結果——你知道這個結果很可能不代表真相，但你也知道把另外十九次「優化」掉很容易，很多人都是這麼做的。「但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件事，過不了自己心里那關。」

那一刻，他選擇了退學。這個選擇讓他成了中國科研誠信問題最意外的揭露者。

我們的專業看法

《中國爭議》節目組認為，這件事最值得關注的，不是那幾篇翻車的論文，而是以下幾個更根本的問題：

第一，個人英雄主義不可持續。 耿同學本人已表示，這一輪打假之後不會繼續。一個退學博士生，靠著個人時間和朋友公司的軟件，去完成一個本該由國家監管機構完成的工作——這不是良性生態，這是體制失敗的代償。

第二，沒有法律後果，就沒有真正的威懾。 中國目前的處罰邏輯，仍停留在「道德懲戒」層面。免職、降級、撤稿，這些代價對於已經通過造假獲益多年的人來說，輕如鴻毛。只要造假的經濟收益遠大於被抓的代價，就永遠會有人鋌而走險。

第三，吹哨人需要制度保護，不能靠個人勇氣。 耿同學說家人擔心他遭到報復，讓他不要再發。這種擔憂不是多餘的。在一個沒有吹哨人保護法的環境裡，每一個選擇站出來的人都在冒個人風險，而沉默永遠是最安全的選擇。

第四，問題的規模遠比我們看到的大。 耿同學能發現的，是那些必須上傳原始數據、在頂刊發表、被足夠多人研讀的論文。那些數據造假得更「聰明」一點、或者發在二三區期刊、或者根本不要求上傳原始數據的論文——那是冰山在水下的部分，沒有人知道有多深。

最後，我們不得不說一句讓人沮喪的話：這場風暴能掀起多大的波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接下來的官方反應。如果調查結果只是幾個人被處分、然後一切歸於平靜，那麼幾年之後，下一個耿同學還需要再來一遍。

而那個時候，可能就沒有人願意當那個耿同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