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到日本时每天打工的新宿。那栋办公大楼依旧矗立，地下一层的餐厅也基本没变，还是那几家，能做的菜仍旧是那几样，连价格也没涨多少。忽然意识到，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无论世间繁华还是失落，它们竟然都撑了下来。四十年前，经过那些料理店时，偶尔能选一份最便宜的定食犒劳自己；现在就算点最贵的套餐，也比北京、上海普通餐馆的饭菜贵不了多少。
电影《美国往事》里，主人公“面条”离开纽约中央车站前照了一次镜子，后来再站到那面镜子前时，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镜子还是那面镜子，只是车站的广告画、买票的人全都变了。
四十年前的新宿和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出入办公大楼的公司员工，主流永远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上班的西服依旧以藏青色为主，看不出什么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高唱的“国际化”，如今已改称“全球化”。与国际化时期全盘接受、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同，日本主张的全球化，一方面参与世界事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弥漫着强烈的排外（尤其是歧视中国）氛围。以排外为重要竞选口号的政党（如参政党等），堂而皇之地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外国人在日本的刑事案件发案率与四十年前几乎没有区别，但外国人犯罪的消息一定会出现在电视新闻里，登上主要报纸的版面。
在看不见的地方，日本也发生了变化，就像纽约中央车站的那面镜子：“面条”已经老去，过去坚信的原则早已被背叛，除了不断地回忆、追忆，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女首相改变了日本政治
四十年前我刚到日本时，曾与学者、国会议员讨论过女性政治家的作用。那时日本的女性企业家、女性议员数量极少，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
如今回望过去四十年的日本历史：
1993年，社会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当选众议院议长，她在就职演讲时，台下在野党（自民党）嘲讽、起哄的喧哗声一浪高过一浪。从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幕，我感觉女性当选议长还是早了些，至少议会的气氛能说明问题。
到了2016年小池百合子竞选东京都知事时，日本社会对女性政治家的看法已经大为改观，小池顺利当选。唯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如果她不竞选都知事，完全有实力竞选自民党总裁乃至首相。时代氛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击败了人气低迷的石破茂，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相当程度地改变了日本政治。
每次选举，候选人一定要在选区的车站、重要集市等场所演讲，直接向选民提出诉求，及时回应民众需求。高市也去演讲，但同时也大量使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尤其偏爱自媒体。
每场演讲只有十分钟左右，听众几百人，偶尔也有数千人的时候。演讲中的“金句”被剪辑成短视频，通过自媒体病毒式传播。一般政治演讲的视频能有几百、上千次播放就不错了，而高市的相关视频合计播放量可达数亿次。这种影响力不仅提升了高市的人气，还塑造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日本人在权威（权势）面前绝对毕恭毕敬，高市对政治的垄断由此具有了某种不可置疑的态势。
高市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击穿了中日关系的底线，成为阻碍两国正常交往的最大绊脚石——这在日本人所共知。按理说，撤回错误发言，中日关系就有回归正常轨道的可能，但高市固执己见，不撤回、不反省。日本主流舆论和主要政治势力对她的错误言论不做评述，更不用说批评了。
访日期间，我参加了一个由亚太论坛组织的会议。外务省前次官、前驻美大使杉山晋辅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杉山做过条约局课长，熟悉日本与各国的各项条约。他说：“日美安保条约并不涉及台湾。”这大概是在日本能听到的对高市发言的一种回应了。高市所谓的“台湾有（战）事，美国介入，继而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日本也介入”的逻辑，在条约专家那里显然不成立。但在日本，直接质疑、批评高市的主张依然相当困难。
我去拜访了一位曾任大臣的退休政治家。他年近八十，年轻时关照过作为政治后辈的高市，也常年关照过高市的丈夫山本拓。我问他：“以您和高市、山本的关系，不能就中日现状提出一些建言吗？”老政治家揣摩了一会儿说：“高市为人硬气，不会接受我的建议。山本身体已经很差，远离了政治，也不会就中国问题向高市提意见。”连远离政治的人都是如此，那些现役国会议员就更不敢触碰高市的逆鳞了。
那么日本学者又如何分析当前的中日关系呢？一位在东京大学做过教授的老学者，把现在仍在东大一线教学的学者数了个遍，然后说：“已经没有哪位东大的学者能够对高市首相有所影响了。”
报纸的发行量这些年大幅下滑，但在日本街头和不少便利店依然能买到。借访日之机，我把能买到的报纸都买回来看了一遍。那些过去爱读的、比较强调中立公正的报纸，依然有魅力，但一看到与中国相关的报道，政治立场暂且不论，至少在新闻采访、现状认识等方面，忽然与我们有了很大距离。我翻回报纸首页，想再看看是不是自己曾经深受影响的那家报社，确认之后，一种难以言说的失望涌上心头。媒体的中立与公正，在高市执政的今天已经很难坚持。
我去见了一位一个月前刚从中国回到日本的企业职员。聊起周末上万人（最多时全日本可达5万人）在首相官邸附近游行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的事，这位职员说：“我是通过看中国的电视新闻，才知道首相官邸附近有这样的游行。我准备周末去看看热闹。日本纸媒不报，电视也不报道这种游行，普通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反对修宪。”
回到酒店，我赶紧打开电视看新闻。正好是特朗普访华期间，但电视新闻的头条却是中学生外出乘坐的大巴发生交通事故，一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半小时的新闻节目，这起交通事故不仅占了头条，而且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
“人命比地球更贵重。”我想起一位日本前首相的发言。在特朗普访问中国、中美关系乃至中日关系变得更为重要的时刻，一起交通事故的新闻价值，竟远大于大国外交中出现的变化。日本（国家）电视台特意在这个时候贬低高市首相最为崇敬的特朗普总统访华一事，是对高市的支持，还是没有了新闻价值判断能力？笔者已经无从回答。
高市执政下的日本，已经与笔者记忆中四十年前的日本截然不同。不仅是女性能够担任首相，而且这位女性首相维持着绝对的权威。在这份权威面前，政治家、学者、舆论无一敢动其逆鳞。全国上下，一种声音，一条路，要一直固执地走下去。
高市的人气靠自媒体剪辑的“金句”来维持。一旦这些金句不再是心灵鸡汤，不再能鼓舞人心，她就会像撤了火的钢精锅，瞬间失去热度。“所以日本需要有一个敌对国家。只要这个敌对国家存在，高市的人气就能维持。一时半会儿，日中关系发生转机的可能性不大。”那位做过大臣的退休政治家对笔者谈道。
立场高于利益
我直接参与了这四十余年间的中日交往，一直相信中日关系中存在“经济”这块压舱石，相信通过寻求两国的共同利益，为了东亚、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能够超越障碍，让中日关系这艘巨轮驶向新的航路。
然而，最近几年日本连续几届内阁都重视“经济安保”。用日本媒体的话说，经济安保几乎只针对一个国家——中国。日本在半导体等重要高科技领域阻断与中国的往来，主张建立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产业链供应链，摆出与中国对决的态势。在高度重视经济安保之后，经济不再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日本企业在中国维持着高额利润。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日企海外利润率数据，中国远高于美国、东南亚，更高于日本本土。一些日本企业确实在中日竞争中逐渐在技术、设备等方面出现停滞乃至落后趋势，不得不关张或转移他国；但另一方面，日企在精细化工等部分领域仍保持着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日本的零售业、餐饮等也有不错的盈利能力。中国GDP有5%上下的增长空间，从宏观条件看也比美国、日本、欧洲等增势更快，本来就具备获取较高利润率的基础。
但是，在日中企能否获得高于日本本地企业的利润率，就很难说了。首先，日本企业在本国的利润率大部分在5%上下，算不上高。中国企业初来乍到，就算设备比日企新，开拓市场却并不容易。要争取一个日本客户，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与中企熟悉的中国市场相比，时间成本天差地别。
一位朋友在出国潮中去日本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他有中国的IT和AI基础，本应能发挥技术及研发优势，强过日企。但他说：“到了年底，我如实申报了公司收益，结果40%以上的所得税一上来，再加上员工保险等，在日本的效益实在不高。今年业务少了，税务所反而加紧了对我们的税务审查，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这么高的税率，加上极为严格的征税系统，让中企很难在日本获得比中国更好的经营效益。
这些年有不少人将投资转向日本，购置房地产，希望让自己和子女过上稳定的生活。那位不久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企业员工，拥有不少中国人脉，看到这些人纷纷投资日本，不无感慨：“日本的遗产税税率差不多是50%。老一代人过去后，下一代想继承遗产、过上平稳的生活，几乎不可能。”也许只要二、三十年，这波投资潮注入日本的资产，在遗产转让时就会损失一半。
日元汇率的不断下调，也让日元财产持续贬值。“遗产及汇率方面的贬值，也许会挑起新的日中争端。不过那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和我们几乎已经没关系了。”那位员工略带嘲讽的言语，揭示了未来中日关系的巨大不确定性。
现实的经济安保，未来中国在日投资的绝对贬值，再加上日本技术在中长期内若不能在AI、新经营模式等方面做出变革，中日关系中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就很难维持。要知道，过去三、四十年来，一开始是日本在制造技术、微电子方面进步很快，而中国近二十年在制造规模、IT及AI等新技术方面不断壮大、革新，这些共同维持了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如果没有了技术革新，压舱石的作用自然也会减弱。
“不改变高市首相对中国的态度，就不可能转变日中关系。高市首相心里只有修宪、扩军，需要与中国的对抗。”那位退休的老政治家说。
“我们在中国的效益和增幅都超过日本及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我们会更加重视中国市场，但高市首相的个人政治意愿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日本财界也没有向高市建言的意思。”一位上市企业总裁对我说。
日本媒体称过去的三十年为“失落的三十年”，持续的失落让日本街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笔者从新宿办公大楼看到的那些餐馆，大部分都能存活下来——尽管菜品没有什么变化，价格甚至还停留在三十多年前，但能活下来已属不易。日本不能只求维持，需要一些变革。高市早苗回应了社会上的这些呼声，但同时夹带了修宪、扩军的个人意愿。旧的政治模式没有改变日本，只是维持了失落；高市则要通过她的改革让日本出现变化。她发自内心对中国的敌意，也在让中日关系进一步倒退。
此时此刻，日本国内无人能够左右高市早苗。中日这艘巨轮缺少了压舱石，两国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