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格局確立，美中競爭性共存已是不可逆現實

美中兩國正步入「相互否定」時代：在軍事上彼此阻斷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互相無法徹底排除——這不是新冷戰的重演，而是一種更脆弱、更受約束、卻更持久的競爭性共存格局正式確立，台灣問題是其中最嚴峻的考驗。

「G2現實」時代降臨

美中無法主導，也無法排除對方

特朗普五月訪華揭示全新大國秩序：競爭性共存已非選擇，而是結構性現實——兩強既不能制服彼此，亦無力迴避對方。

鄭旺（Zheng Wang）

西頓霍爾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教授 · 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來源：《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 作者：鄭旺（Zheng Wang）· 發表日期：2026年5月26日

原文網址：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2-reality

特朗普總統五月中旬訪華，充滿精心安排的攝影機會、外交排場與一系列重大商業協議的宣布。然而，這次峰會更深層的意義在於：華盛頓與北京開始承認，雙方都無法迫使對方屈服。歷經多年貿易戰、技術管控與軍事角力，兩國正逐漸認識到強制手段的局限。

這並不意味著兩個超級大國將走向和解，或重回以接觸為本的政策。它標誌著一個全新G2世界的開端——在這個世界中，美國與中國可以相互限制、懲罰和干擾，卻無法主導或排除對方。美國仍是全球軍事強權，但中國已能夠在西太平洋反制華盛頓的力量投射。雙方可以對彼此經濟造成重大損害，卻都無法阻止對方成為主要的經濟與技術力量。

「兩國可以相互限制、懲罰、干擾，但無法主導或排除對方——這是G2時代最核心的現實。」

北京峰會印證了這樣的判斷：特朗普去年在韓國隨口拋出的G2概念，正在成為現實。在這個新G2世界中，美中並非聯手治理地球，而是被競爭性共存的結構性關係所捆綁——雙方均無法以己方條件取得勝利，卻也承擔不起持續衝突的代價。在雙方「求勝」的努力相繼失敗後，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更穩定、更具建設性的競爭關係的條件已逐漸成熟。

超越相互毀滅：一種新的戰略邏輯

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相對穩定的局面建立在相互確保毀滅的基礎之上。每一方都有能力以核武器摧毀對方，雙方也都清楚，全面戰爭不會產生真正的贏家，只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相互確保毀滅並未終結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或地緣政治競爭，但它迫使雙方承認強制手段的極限，維繫了一種不安的冷戰和平。

當今的美中關係不是冷戰的重演。兩國並未像美蘇那樣分裂成相互對立的經濟和政治集團。儘管持續推動脫鉤與降低相互依賴，華盛頓與北京仍嵌入同一個全球經濟體系、技術生態圈、金融網絡和供應鏈之中。這些連結正在產生一種不同於美蘇競爭的競爭形態，但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促進穩定。

過去十年，許多華盛頓的決策者相信，美國可以在競爭中勝過中國，或至少能夠遏制中國的崛起。兩黨總統都致力於在技術和經濟上保持對中國的優勢，對中國徵收關稅、實施出口管制、設置投資限制，並尋求協調盟友，重塑關鍵供應鏈，使其遠離中國。

在北京，「東升西降」的信念日益盛行。部分中國戰略家相信，美國的政治極化、體制失靈和內部混亂，已表明美國衰落不再是預測，而是正在進行中的過程。

然而，近期發展證明兩種立場都不切實際。中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先進製造和軍事技術領域取得重大進展。DeepSeek大型語言模型的問世，以遠低於美國同類產品的成本和算力達到相近性能，有力地提醒世界：美國的限制措施並未阻止中國的快速技術發展。儘管如此，美國也並未衰退——它在金融、技術、高等教育、資本市場和企業實力方面仍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五月中旬，英偉達市值約達5.7萬億美元，超過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德國的預計GDP。

主導地位的相互否定：軍事領域

中國難以被封鎖，美國難以被取代。結果是一種新的「相互否定」，使共存成為必然。第一種是主導地位的相互否定。在西太平洋，美國仍擁有強大的海空力量、穩固的聯盟網絡和核威懾；但隨著中國增強導彈、海軍、空軍和監視能力，美國已無法再假設能夠在該地區暢行無阻。若中國封鎖台灣或嘗試兩棲登陸，問題將不再是美國是否選擇馳援，而是其能否以可接受的代價做到這一點。

政治學家尼古拉斯·安德森和達里爾·普雷斯的近期研究指出，若台灣衝突爆發，美國將極為脆弱，因為中國可以打擊美國飛機必須依賴的基地，限制華盛頓維持空中作戰的能力。但中國也無法主導西太平洋——它沒有能力將美國海空軍驅逐出該地區，也無法消弭美國聯盟的作用。這一地區並非從美國主導轉向中國主導，而是雙方都足夠強大，只能否定對方的控制能力。

排斥幻覺：經濟與技術領域的相互否定

類似的邏輯也適用於經濟和技術領域，形成「排斥的相互否定」。美國可以限制中國企業的市場准入、審查中國對美投資，並與盟友協調行動。拜登政府「小院高牆」的做法，反映出美國在某些先進領域的優勢。但中國的技術成功也揭示了這些政策的局限：美國可以減緩中國獲取某些前沿技術的速度，但無法將中國完全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

中國同樣掌握強大的反制工具。它可以限制稀土和關鍵礦物的出口——美國需要這些材料來生產半導體、航空系統、先進武器和其他高科技產品。但北京也無法在不對自身造成重大代價的情況下，將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秩序和中國市場之外。

芯片和稀土兩個案例清楚地展示了雙方經濟武器的威力與局限。部分分析人士將這種狀況稱為「相互確保干擾」（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但它的內涵更深：這是雙方共同無力將對方完全排除在全球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外的一種狀態——每一方都能傷害對方，但都無法使對方陷入戰略無關緊要的境地。

台灣：最嚴峻的考驗

台灣是這一新興共存格局中最艱難的考驗。北京視統一為主權、歷史敘事、國家認同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華盛頓視台灣為檢驗美國作為地區安全保障人可信度的試金石，以及地區力量平衡的關鍵因素。對台灣許多人而言，核心問題是保存通過數十年政治發展而強化的民主身份。

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節點，深嵌於美中雙方都試圖塑造的技術秩序之中。圍繞台灣的危機將威脅全球市場、先進技術生產、供應鏈和國際經濟信心。

台灣高度極化且激烈競爭的政治增添了另一層不確定性。台灣總統賴清德在2025年3月將中國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國民黨主席鄭麗文2026年4月訪問北京，稱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一家人」。要控制這一火藥桶，美中必須提供戰略保證。對華盛頓而言，這可能包括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對北京而言，則意味著減少對台軍事壓力。目標不是製造信任，而是避免戰爭。

走向競爭性共存

特朗普並未創造當前的G2現實，但他的北京之行賦予了它政治與外交的表達形式。在峰會上，特朗普將習近平視為對等大國的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謹慎，並以討價還價和穩定而非意識形態對抗來框定雙邊關係。他展示了成功推行競爭性共存方案的三個要素：尊重、克制與互惠。

這並不意味著特朗普是穩定力量——他的不可預測性也可能製造新的危機。但這使他在一個雙方都在就共存條款討價還價的時刻格外適合。特朗普在北京所做的——如同意建立貿易和投資委員會——可以理解為在相互否定的新結構內討價還價的嘗試。

新G2不會令人舒適，也不會建立在友誼、共同價值觀或深厚信任之上。它將充斥著競爭、猜疑、討價還價和周期性危機。北京峰會沒有解決美中競爭，但清楚地表明這段關係已進入新階段。雙方官方聲明甚至為此創造了一個新詞：「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剝去外交術語，這就是共存。

美中不應將競爭與主導或排斥相混淆。相信中國可以被遏制，或相信美國可以被等待衰敗，都將引導雙方走向代價高昂的誤判。政策制定者需要做的，是讓這種新興的共存更有紀律、更加穩定、更不容易受危機衝擊。這需要克制、危機管理和戰略保證，尤其是圍繞台灣問題。對華盛頓和北京而言，邁向更穩定關係的第一步，是認真對待G2世界——不是因為它令人嚮往，而是因為它已然存在。

明鏡譯報 · 評論員評析

「相互否定」的時代：G2格局的歷史意涵、戰略邏輯與台海風險

《明鏡譯報》評論員 · 2026年5月26日

鄭旺此文發表於特朗普訪華峰會結束後數日，時機極為敏銳。文章的核心命題，是對過去十年美中關係主流敘事的一次深刻糾偏：既打破了「美國可以遏制中國崛起」的華盛頓幻想，也拆解了「東升西降、美國衰落已成定局」的北京自信，代之以一個更冷靜、更具分析力的框架——「競爭性共存」與「相互否定」。

一、「相互否定」概念的理論創新

鄭旺提出的「相互否定」（Mutual Denial）概念，既繼承了冷戰時代「相互確保毀滅」的邏輯骨架，又針對美中競爭的特殊性質作出了根本性修正。冷戰的穩定依賴核武器的毀滅性恐懼；而美中之間的穩定性，則來自於一種更複雜的力量結構：雙方都能夠讓對方付出巨大代價，但都無力將對方從全球秩序中抹除。這種「相互確保干擾」（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雖不具核威懾的直接性，卻通過貿易、技術、金融等無數連結點形成了龐大的隱形威懾網絡。

文章將這一抽象概念分解為兩個具體維度：其一是軍事上的「主導地位相互否定」——美國的西太平洋存在使中國無法完全主導，而中國的反介入能力使美國無法再假設干預的低成本；其二是經濟技術上的「排斥能力相互否定」——美國可以延緩但無法阻斷中國的技術崛起，中國可以施壓但無法將美國逐出亞洲秩序。兩個維度互相交織，共同構成了一個自我維持的結構性穩定，儘管這種穩定極為脆弱。

二、特朗普訪華的歷史定位：「交易主義」的偶然貢獻

鄭旺對特朗普訪華的解讀頗具洞見。他指出，正是特朗普的不按牌理出牌——對意識形態框架的漠視、對聯盟政治慣例的蔑視——為這種務實調整提供了空間。傳統的自由主義政治家，礙於兩黨的意識形態包袱，往往難以在國內政治層面為「接受中國作為同等競爭者」提供政治辯護。特朗普則以其商人式的「交易主義」成功繞過了這道坎，使峰會得以聚焦於結構性穩定而非價值觀對抗。

然而，鄭旺也審慎地提醒，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是把雙刃劍。他或許是這一歷史時刻最合適的「協議達成者」，卻並非最可靠的「秩序維護者」。其後續政策的搖擺，同樣可能成為新危機的引爆點。這一判斷，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的多次政策逆轉中得到了充分驗證。

三、台灣問題：既是試金石，也是引爆線

文章最值得關注的部分，是對台灣問題的深度剖析。台灣在此框架中具有三重特殊性：它同時是軍事對抗的潛在燃點、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樞紐，以及北京政治合法性敘事的核心組成部分。三重特殊性疊加，使台灣成為「競爭性共存」框架中最不穩定的節點。

值得補充的是，台灣本身的民主政治動態往往被外部觀察者所低估。台灣選民的選擇與島內政治精英的博弈，直接影響兩岸關係的溫度，並進而左右中美戰略競爭的節奏。賴清德定性中國為「境外敵對勢力」，與鄭麗文北京之行稱「兩岸一家人」，在同一時期先後出現，恰恰說明台灣政治本身的多元性和不確定性。這意味著G2穩定的邊際條件，不僅取決於華盛頓和北京的戰略克制，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台北的政治走向。

四、DeepSeek效應：技術戰線的重新評估

鄭旺以DeepSeek為例，點明了美國技術遏制戰略的根本局限。2024年底至2025年初，DeepSeek以相對低廉的算力和成本達到與美國頂尖大型語言模型可比的性能，在矽谷和華盛頓政策圈引發震撼。這一事件的象徵意義，在於它清楚地揭示：出口管制可以增加中國的成本和時間，卻無法從根本上阻斷其技術路徑。中國企業正在通過「繞道」和「另闢蹊徑」的方式，在被限制的領域尋找替代解決方案。半導體的「小院高牆」策略，或許在短期內延緩了中國的高端芯片發展，但同時也強化了北京加速國產替代的政治意志和資源投入。

五、評估與展望：脆弱平衡中的機遇與風險

鄭旺的分析整體上是清醒且具前瞻性的。「競爭性共存」框架為美中關係提供了一個比「新冷戰」更精確的描述，也比「大國衝突不可避免論」更具政策操作性。但其局限在於：文章的樂觀底色仍依賴雙方決策者保持理性，而在民粹主義政治、信息戰和偶發性事件的干擾下，理性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問題。台海、南海或朝鮮半島的任何意外，都可能將「競爭性共存」迅速推入危機漩渦。G2格局的確立，是歷史的現實，也是極為脆弱的平衡——這是鄭旺文章的核心洞見，也是未來十年美中關係觀察者必須銘記的警語。

核心概念速覽

G2現實

美中作為全球兩個主要大國形成結構性共存關係，既不聯合治理也不走向全面對抗

相互否定（Mutual Denial）

雙方均有能力否定對方的主導地位，但都無法將對方從全球秩序中排除

相互確保干擾（MAD 2.0）

取代核威懾的新型相互制衡——通過貿易、技術、金融多重脆弱性形成的隱形威懾

競爭性共存

在持續競爭、猜疑與周期性危機中維持的結構性共存，基於「無法主導也無法排除」的現實

《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 · 本譯文僅供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