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在17年間從30%下降至17%。歐盟的衰落速度是清朝的三倍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院長路易·瓦西撰文，深刻剖析當今國際秩序的結構性崩解：從烏克蘭戰爭到美國盟友施壓，西方世界正被迫直面「權力」這一長期迴避的核心命題。文章呼籲歐洲知識界與政策界正視現實，重建理解時代的智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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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權力：我們這個時代的智識挑戰

——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中那些未被充分考量的面向。瓦西主義在巴黎政治學院的實踐。

作者：路易·瓦西（Louis Vassy） 2026年6月3日

將近兩年前，當我當選巴黎政治學院領導層時，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作為一個機構，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是否擁有足夠的集體智識資源，來理解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在我看來，這所培養了法國相當一部分公共及私營部門未來領袖乃至更廣泛領域領袖的學府，必須像過去一樣，根據未來數十年的挑戰重新界定自身的知識框架。我們首先啟動了氣候學院，該學院將於今年九月迎來首批學生，並已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同類學院合作，在2027學年開設雙學位項目——這標誌著初步的成功。目前，我們正在一個由勞倫斯·布恩與馬克·拉扎爾共同主持的委員會中，探討歐洲在我們課程及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有趣的是，根據弗洛倫斯·帕利、蒂埃里·巴爾扎克及其所主持的委員會提交給我的出色報告，最受熱議的問題，正是我們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對一名外交官而言，這一切都再清晰不過。我於2004年在奧赛碼頭開啟職業生涯，並於2024年離開，加入巴黎政治學院這個極為特殊的地方。在那裡，學生們卓越的素質，以及他們所接觸的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豐富知識，都遵循著創始人埃米爾·布特米最初的理念——這一理念在一百五十年間被歷任繼承者薪火相傳、發揚光大。這種融合在世界上獨一無二。「首先，沒有例外，」布魯諾·拉圖爾如是說。

2024年的法國外交官與2004年的已判若雲泥。多邊框架的削弱、衝突的蔓延以及法治的瓦解，呈現出一種強勁的趨勢，引領著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我們已從一個以理念、價值觀和優勢向外展示自我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向我們主動投射力量的世界。而這種逆轉，最終使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常被忽視的現實：歸根結底，我們共同生活的方式、社會模式、自由以及集體選擇道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自身之外的力量所決定的。

因此，當國際關係破裂時，一切都會隨之崩潰。2026年，我們每天都目睹這種崩潰的跡象：烏克蘭持續的戰火、近東與中東殘酷的格局重組、美國盟友日益公開的施壓，以及幾乎前所未有的國際法瓦解。作為法國人、烏克蘭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或中國公民，生活在2026年意味著親身體驗一種「情境化能動性」，而這種能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屬國家的強弱。

盲點

但我們集體思考世界的方式中，缺少了某些東西。並非缺乏對其他社會的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已投入大量精力，以自身的嚴謹性加以研究——而是缺乏對各社會之間利害關係的研究：國際關係，包括其衝突或合作的層面，涉及權力與安全問題，以及治理與合作問題。

這正是我們需要就相關術語達成共識的原因。研究國際關係，並非研究世界本身，而是著重分析外部框架——構成國際體系的不同實體之間的關係——而非僅僅是各實體的內部框架。這兩個框架之間的區別，至關重要。

除少數例外，內部領域以國家行為為特徵，即建立對合法暴力的壟斷（馬克斯·韋伯）。這種情況或多或少受到爭議，或多或少付諸實踐，或多或少依賴法律機制支撐，但它終究產生一種強加於社群成員的秩序。

在外部框架——即不同政治實體彼此之間的關係所構成的框架——中，上述一切均不適用。沒有任何更高的權威，沒有任何最高仲裁者介入，以維持不同國家之間根本性的無政府狀態。根據康德提出的類比，這些國家可被視為個體，它們「在自然狀態下（即在不受外部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僅僅因為共存就已互相傷害」。雷蒙·阿隆提醒我們，國際關係（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在「戰爭的陰影下」發生的，因為它們是「政治單位之間的關係，每個政治單位都聲稱有權自行伸張正義，並完全自主決定是否開戰」。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等級制度，但若一個實體完全喪失自主性，它便不再是國際博弈中的真正參與者，而淪為它所從屬的那個內部博弈中的棋子。

這並不意味著武裝衝突不可避免：與某些國家合作，可以使一方在對抗其他國家時擁有籌碼，而多邊外交的意義，正是為了克服零和博弈的陷阱。但歸根結底，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作為自由獨立之政治共同體的存亡，才是關鍵所在。一個國家要維持內部秩序，首先必須能在面對競爭對手時生存下去。在最悲慘的案例中——從阿茲特克與印加帝國的覆亡，到西班牙的征服，再到當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皆關乎這些國家的生死存亡。

人文社科領域並未無視這一現實。歷史學自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時代起便對國際關係抱有濃厚興趣，並延續至今。正是歷史學家讓-巴蒂斯特·杜羅塞爾，在巴黎政治學院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RI）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法學學者也對國際秩序中國家共存的條件進行了廣泛研究，並常常由此構建出如今已納入實證法的概念。或許明天我們便能看到「宜居性」這一概念在此背景下得到體現——由哲學家巴蒂斯特·莫里佐與巴黎政治學院法學教授洛朗·內雷共同構建的這一框架，正被納入國際規範體系。經濟學自然也迅速投身國際貿易、經濟發展條件與專業化等議題的研究。如今，地緣經濟學正在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的交叉領域蓬勃發展。

然而，正如我近幾週親眼所見，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辯論依然艱難，有時甚至令人痛苦，尤其是在法國。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似乎有三。

第一種原因源於一種深刻的、近乎人類學意義上的體驗。歷史學家斯特凡·奧杜安-鲁佐近日談到了歐洲對戰爭的「否認」。這種否認的歷史可追溯至1920年代直至今日，根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並因1945年之後漫長的和平而愈加牢固。

意大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庫拉蒂恰如其分地捕捉了這一現象。他提出了一個問題：「歐洲的那些戰士，後來都去了哪裡？」1945年後八十年的和平歲月，深刻改變了歐洲人。這一時期在健康、教育、性別平等以及消除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方面取得的顯著社會進步，構成了一次名副其實的「文明躍升」。然而，這種自發的和平主義也引出了一些問題。斯庫拉蒂在反思意大利歷史教訓後總結道：「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提醒我們當初為何拒絕戰爭，但也教會我們，如有必要，為何要做好戰鬥的準備。」確實，戰爭是否會降臨我們的生活，並非我們能夠單獨決定。朱利安·弗羅因德的名言至今擲地有聲：「是敵人決定了你。」弗朗索瓦·密特朗於1983年1月20日在聯邦德國議院的演講中，在歐洲導彈危機最嚴峻的時刻，以更為簡潔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和平主義者在西方，導彈在東方。」讓-伊夫·勒德里安在《查理週刊》與巴塔克蘭劇院遭到武裝攻擊後也指出，我們只能承認自己已成為攻擊目標，卻無法追究我們對這種處境的責任。

第二個原因是代際與制度層面的。目前擔任知識分子與學術職位的人，大多在1990年至2005年間接受教育。彼時，美國與歐洲的GDP總和佔全球財富的一半以上，「歷史終結論」似乎已成定論，「跨大西洋文化融合」也被視為不言而喻。這一代人所共享的知識體系，塑造了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已不再適用於我們的學生在本世紀的生存需要。對此，他們心知肚明：在2024-2025學年，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項目的申請者中，有60%專注於國際關係方向。巴黎政治學院公共事務學院發展最快的專業是安全與國防，而國際事務學院正準備設立兩個新的「方向」——國防與情報——以回應學生的迫切需求。這正是我們在巴黎政治學院所培育的年輕一代所面臨的問題與求知欲所在：他們既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與世界的殘酷，又保持著渴望為社會做出貢獻的熱忱。

第三個原因更為微妙，它涉及社會科學與「國家」概念之間的關係。從內部研究一個社會時，國家往往（有時也確實如此）被視為不平等、統治與暴力的根源或幫兇，有待分析與批判。而研究國際體系時，同一個國家則被視為不可或缺的行為體，尤其被視為政治共同體之集體安全、獨立與自主選擇能力的前提條件。這兩種視角並不矛盾，因為它們揭示的是同一對象的兩個面向，但要將其融貫理解，卻頗具挑戰性。若外部因素對內部因素施加壓力，那麼內部因素反過來又決定了一個共同體將如何對外行動。顯而易見，通過暴力與恫嚇上台的領導人，其對外行為與那些習慣於克制野心的領導人截然不同。這是二戰前納粹德國駐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龐塞的觀察之一。社會與國家的性質會影響其對外行為——即便是最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也承認這一點，儘管承認得還不夠充分。

結構性權力

還有一種更為巧妙的方式，可以與國際衝突保持距離：質疑衝突本身是否還具有意義。這種論點在法國得到了嚴肅而有力的論證，認為全球化、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近期衝突的不對稱性以及跨國「社會能量」的湧現，已使傳統的權力概念喪失了分析的鋒芒。這種分析中確實包含若干精闢見解，不容忽視：純粹的權力的確不足以贏得所有戰爭、解決重大共同挑戰，或解釋所有國際動態。

但「權力並非萬能」這一觀察，並不能讓我們得出權力已不再具有結構性作用的結論。薛西斯征服希臘城邦失敗了，羅馬經歷了條頓堡森林戰役，美國在伊拉克「打了敗仗」，然而波斯、羅馬與美國這三大強權，卻決定了他們所處時代的世界秩序。我們之所以記住這些例外，是因為它們具有英雄色彩，而這恰恰遮蔽了它們所否定的更為普遍的規律。誰還記得庫諾塞法萊戰役、馬格尼西亞戰役或皮德納戰役？這些「輕鬆」的勝利，不過反映了羅馬共和國與其對手之間的力量對比——那些既未能明確威脅、也未能及時聯合的對手，無論是塞琉古王朝、馬其頓帝國、本都帝國，還是迦太基帝國。

2026年每天都在提醒我們這一點。當一個國家被剝奪使用支付系統、關鍵部件、能源、塑造公民輿論的數字平台以及國防能力的權利時，能夠提供答案的，並非「社會能量」，而是戰略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的缺失，在當前形勢下尤為觸目驚心。放棄對權力的思考，並非擺脫權力，而是預先接受他人將權力凌駕於我們之上，並替我們決定是否放棄我們花費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建立起來的自由、權利與社會模式。另一方面，伊朗社會令人欽佩的能量，在當前波斯灣戰爭中卻無能為力。戰爭的爆發並非由伊朗決定，而伊朗的應對方式，完全無視了一個飽受壓迫之社會的意願。我們必須審視伊朗政權的本質，才能理解其應對方式的組織邏輯，以及其通過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向世界經濟施加代價、從而掌控局勢升級的決心。

皮埃爾·布迪厄認為，社會學是人類遭受的第四次重大「自戀創傷」。哥白尼告訴我們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達爾文告訴我們人類不過是眾多動物中的一種，弗洛伊德告訴我們精神生活的本質在意識之外的層面展開；而社會學則告訴我們，「社會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制約的產物」。在國際關係問題上，人們可以看到性質相同的第五次創傷：因為人類總是隸屬於必須與其他群體共存的這些群體，所以人類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這些群體之間關係狀態的產物，而這些群體主要以民族和國家的形式呈現。

擁抱效率至上的理念

將社會討論擴展到國際競爭層面，便引出了一個特定的迫切需求：效率。研究創新（及其發展的法律、文化與社會條件）的經濟學家，尤其是菲利普·阿吉翁與達龍·阿塞莫格魯，其著作廣為流傳、備受推崇，絕非偶然。從萊塔報告到德拉吉報告，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都在探討同一個問題：我們的國家乃至社會，能否保持競爭力，還是最終將完全依賴他人，從而無法維系自身的價值體系？這種日益增長的警示，最近由Mistral公司首席執行官阿爾圖爾·門施在法國國民議會聽證會上表達得最為直白：「在人工智能領域，法國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避免淪為藩屬。」阿爾圖爾·門施捍衛了一種以工業實力、能源與基礎設施為主要基礎的歐洲數字主權願景。

引入效率問題意味著要正視一些令人不快的選擇：如果創新能夠讓我們集體減少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依賴，我們是否應當接受更大的商業自由與更高的創新者回報？我們能否維持日益嚴格的經濟活動監管框架，卻冒著對他處產品的依賴不斷加深、最終反而威脅到我們運用自身標準的能力的風險？這些問題可從無數角度加以探討。答案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因為這並不意味著要為了追求效率而放棄自身獨特的優勢（這些優勢往往是積極的）。正因如此，為了應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做出極其複雜的民主抉擇，而這些抉擇需要我們以最清晰、最坦誠的態度加以審視。

然而，對於歐洲人而言，這一任務比其他人更加艱巨，因為他們還面臨另一種束縛：他們被強加於自身，並自覺地要求，在世界影響力日漸衰落之際，為過去的強權地位贖罪。此外，歐洲是唯一一個真正被送上歷史審判台的大陸，而與此同時，它也是唯一一個真正背棄歷史的大陸。這並非意味著人文社科對其他形式的帝國主義視而不見（有學者研究奧斯曼帝國，另有學者研究俄羅斯帝國），但顯而易見的是，歐洲是唯一一個既處於衰弱狀態、又長期處於審判之下的大陸。

就此而言，歐洲有一種義務，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中放棄效率原則。它首先遭受的是所謂的「雙重標準的雙重標準」，也就是說，它是唯一一個因區別對待朋友與敵人——那些希望它受到傷害的人，與那些並無惡意的人——而受到批評的力量。因此，沒有人會想到去批評俄羅斯在原則上前後矛盾：它為了其盟友（如馬杜羅領導的委內瑞拉、巴沙爾·阿薩德領導的敘利亞或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朗）的利益，鼓吹國家主權與不干涉內政，同時卻公開組織針對其他國家的虛假信息宣傳活動；它聲稱邊界不可侵犯，卻以保護平民為幌子入侵鄰國，而它自己卻強烈否認這一義務。與此同時，歐洲人哪怕最輕微的瑕疵、最輕微的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妥協，都會招致猛烈的抨擊。他們不僅自身行為必須完美無瑕，而且只能與完美無瑕的人交往——這完全違背了有效外交的最基本原則。

集體責任

如今，法國人口僅佔世界總人口的1%，產值卻佔全球的2.5%。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在2008年至2025年間（17年間）從30%下降至17%。中國在1820年至1870年間也經歷了同樣的衰落。而相對而言，我們的衰落速度是清朝的三倍。這些數據表明，我們必須在新的形勢下思考與行動：對國界之外正在發生的事情缺乏了解，既是認知上的缺陷，也是生存的危機。

幾年前，巴黎政治學院採用了「理解時代，才能影響世界」的校訓。這一理念預設了行動者主動走向世界，幸運的是，它至今仍然適用，但它主要表達的是一個或許已不再完全屬於我們的時代的精神。如今，這種關係已經逆轉。現在是世界在影響我們，而且其速度已超出我們的掌控：氣候危機已然爆發，衝突肆虐，技術變革大多源於我們之外。作為一所大學，我們的職責不再僅僅是培養學生理解時代，從而影響世界；更重要的是，賦予他們理解世界的知識工具，從而在當下，在即將屬於他們的時代，影響世界。

這需要我們所有人共同承擔責任，而不僅僅局限於巴黎政治學院。法國在國際關係與安全研究領域擁有頂尖的院校、研究中心與研究人員。然而，鑒於挑戰的規模，這一體系仍然資源匱乏、支離破碎，且與決策機構的聯繫不足。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坦克、衛星和工業能力，還有能夠為民主辯論提供支撐的概念、分析框架、公開討論的理論，以及來自公民社會的研究人員。

我們的學生很快就要承擔責任、做出決策。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身處這樣的環境：經濟與戰略、技術與地緣政治、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將密不可分。我們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一種教育，使他們不再需要將理解這些聯繫的任務推卸給他人。我們也有責任對我們的國家和歐洲如此這般，因為歐洲的社會模式建立在自由、平等、法治以及男女平等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致力於維護這一模式，就必須認真思考，在當今世界這些價值觀日漸式微的背景下，這一模式是否還能繼續存在下去。

《明鏡譯報》評論員：背景介紹與分析評論

歐洲知識精英的集體警醒——巴黎政治學院院長瓦西宣言的深層意涵

這篇發表於2026年6月的文章，出自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現任院長路易·瓦西（Louis Vassy）之手。瓦西是一名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學者型官僚，2004年進入法國外交部，服務整整二十年，2024年轉任巴黎政治學院，接掌這所對法國精英再生產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機構。他的文章以私下備忘錄轉化為公開宣言的形式出現，發表於巴黎政治學院所屬的智庫刊物《大陸》（Le Grand Continent），旋即在法國知識界引發廣泛迴響。理解這篇文章，需要放置在幾個相互交織的背景脈絡中加以審視。

一、法國精英話語的結構性轉型

法國長期以來是西方世界「後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從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批判，到福柯的權力/知識分析框架，法國學術傳統對「國家」與「權力」概念始終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警惕乃至懷疑。這種傳統在戰後的「長和平」（1945-2022）中得到了充分發展，但也帶來了一個根本性的認知盲點：學術界對現實權力政治的系統性低估。

2022年俄烏戰爭的全面爆發是一個範式性的衝擊。此後幾年，法國知識精英在戰爭、安全、嚇阻等古典國際關係議題上出現了顯著的「認知補課」現象。瓦西的文章，可視為這一補課過程在制度層面的集中呈現：他不僅以個人身份發言，更代表巴黎政治學院這一制度性力量，宣布一種知識重建的方向。這對法國精英話語的塑造意義，不容低估。

二、「瓦西主義」的核心命題：結構性權力不可迴避

瓦西文章的核心論點，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放棄對權力的思考，並非擺脫權力，而是預先接受他人將權力凌駕於我們之上。」這是一個帶有古典現實主義底色的命題，但瓦西的表達方式並非簡單的「霍布斯式回歸」，而是試圖在批判性社會科學傳統與現實主義的安全邏輯之間尋找一個新的綜合點。

他援引雷蒙·阿隆「戰爭陰影下的國際關係」、康德「自然狀態下的國家」以及布迪厄的「自戀創傷」論，試圖證明：承認結構性權力的存在，並非意識形態的倒退，而是理性的清醒。這在法國語境中具有特殊的說服力，因為上述三位思想家在法國都有極強的學術合法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第五次自戀創傷」的提出：布迪厄提出社會學是第四次創傷（告訴我們人是社會制約的產物），瓦西補充說，國際關係研究是第五次創傷——告訴我們，人同時也是其所屬群體與外部群體關係的產物。這個概念框架，為他的整個論述提供了哲學依據。

三、歐洲的「三重困境」與「衰落的數字衝擊」

文章中最具衝擊力的段落，是關於歐洲相對衰落的量化呈現。歐盟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從2008年的30%，跌至2025年的17%，僅17年間失去了13個百分點。瓦西將這一速度與清朝在1820年至1870年間的衰落做比較，指出歐洲的衰落速度是清朝的三倍。這個類比刻意選擇了一個對西方讀者而言帶有強烈「失敗」聯想的歷史先例，其修辭效果是明顯的：它打破了歐洲人對自身「緩慢但穩定」衰落的自我安慰，強迫讀者直面加速崩落的現實。

文章同時指出了一個知識社會學層面的代際問題：目前佔據法國知識和學術要職的這一代人，其世界觀成型於1990至2005年間——彼時冷戰剛剛結束，美歐GDP合計佔全球一半以上，「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這一代人的認知框架，與當下現實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錯位。而他們的學生——巴黎政治學院博士項目60%的申請者專注於國際關係，安全與國防成為增速最快的專業——卻已對現實有著清醒得多的認知。這種「師生認知倒置」的現象，是理解當前法國知識界焦慮情緒的重要線索。

四、伊朗戰爭的出現：2026年的新變量

文章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格外關注：瓦西多次提及「波斯灣戰爭」和「伊朗的應對措施」，暗示在2026年6月，一場涉及伊朗的武裝衝突已經爆發。文章指出，伊朗正在考慮通過封鎖霍爾木兹海峽來掌控局勢升級。這一背景，使得全文關於「結構性權力」的論述，從抽象轉為具體，從學術辯論轉為現實緊迫。這也解釋了文章為何在此時發表，其背後有著明確的政策動員意圖。

五、對中文讀者的啟示

瓦西的文章對中文世界的讀者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首先，他所描述的歐洲困境——在「內部批判」傳統與「外部生存現實」之間的撕裂——在若干程度上也是所有現代民主社會必須面對的共同議題。其次，他對「結構性權力」的強調，與近年來中文語境中盛行的地緣政治論述形成有益的對話：兩者都強調權力的客觀存在，但瓦西同時保留了對多邊合作與民主價值的承諾，避免滑向純粹的機械現實主義。最後，他對「效率」與「主體性」的強調——「放棄思考不等於獲得自由，而是提前認輸」——對於任何試圖在大國博弈中保持自主性的中等強國而言，都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這篇文章的意義，遠超一份大學院長的政策聲明。它標誌著法國——也許是整個西歐——知識精英的一次集體轉向：從後現代的「去權力化」話語，回歸到對「結構性權力」的正視與思考。這種轉向，將深刻影響未來十年歐洲的戰略文化。《明鏡譯報》認為，無論讀者的政治立場如何，這篇文章所提出的問題，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最無法迴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