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所谓京城四大无耻或四大不要脸之说，将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等人置于强烈的道德批评语境之中。这一说法更多出自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情绪性评价，而非严格的学术史结论。

四大不要脸较早见诸文字，是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给香港鲍耀明的信中：现在大学生中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郭沫若），第二个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当时的香港报刊列出了内地四大不要脸：郭沫若名列榜首，其次是冯友兰，老舍，臧克家。

无论这一说法在传播过程中是否经过增饰，它至少反映出当时部分知识界与舆论圈对于某些文化名人的观感。关于臧克家，我们以前说过，就是一个小郭老。姚雪垠晚年，对臧克家也有过批判。而作为这一说法中最常被提及的人物，郭沫若尤其值得讨论。在季羡林第二十九次口述中，有下面的回忆。虽然季羡林对郭沫若的学识与待人接物也曾有过相当正面的评价，但在谈到其学术与政治立场的变化时，则留下了另一类值得注意的观察。

蔡德贵：这说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您都很欣赏吧？季羡林：他两个，两派。李白和杜甫不是一派。因为毛泽东啊，欣赏李白，而不欣赏杜甫。蔡德贵：李白有点道家的味，杜甫有点儒家的味。各有偏重，是吧？季羡林：咱们那个郭老，不是《茅舍为秋风所破歌》么，他考证，杜甫是大地主，因为他屋顶盖的草，是三层，一般的穷人是盖一层草。因为毛泽东欣赏李白，而不欣赏杜甫。所以郭老就附和毛泽东，《李白与杜甫》是不是他写的啊？蔡德贵：我不记得了。是不是针对萧涤非的《杜甫研究》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集成的一本书？因为萧涤非特别赞美杜甫，引起郭沫若的一系列批判。季羡林：郭沫若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李，他就吹捧李，扬李抑杜。蔡德贵：这方面郭老是弱点，跟风。季羡林：不是有个名词吗？“四大无耻”？这个别给他宣传了。蔡德贵：他自己也说过么，“文革”开始的时候，他看了《欧阳海之歌》，自己的著作都要全部销毁。季羡林：因为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他的《十批判书》，毛泽东不是说“十批不是好文章”吗，他就（把《十批判书》）赶快否定了。

从季羡林的相关口述来看，当时知识界的处境远比简单的褒贬判断更为复杂。在高度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往往不得不在外在规范与个人立场之间不断调整表达方式，以维持基本的学术与生存空间。这种调整有时表现为话语的趋同，有时表现为解释体系的重构，也有时表现为对既有观点的重新表述。关于这一点，冯友兰的表现或许更为典型。

蔡德贵：郭老这方面和冯友兰先生有点类似。有点唯上，跟风。季羡林：冯友兰是这样子。他是要当蒋介石的帝王师，《贞元六书》就是这方面的书。蔡德贵：实际上，冯友兰也是江青的师爷啊！季羡林：后来，当然啊。他一看……1976年，那年不是几个巨头相继去世么，下大雨，江青到北大燕南园去了，就是周培源什么的，这些人都站起来，站出来欢迎，江青根本不理，一直往前走，去找冯友兰，要去看冯友兰。难怪人家说是，圣之时者也。蔡德贵：实际上是孟子说孔子的话。这些人物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这些后人看他们，也是求生存的手段了。对吧？季羡林：对。蔡德贵：因为高压之下，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生命可能都有危险的。季羡林：对。是这样。蔡德贵：特别是冯友兰先生，开始在中国哲学史界，口碑比较差。我就跟他们争论，说冯友兰他这样做，正是反映了我们解放后那一段历史。季羡林：嗯。

从这个意义上看，跟风或唯上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并不构成单纯的道德判断，而更接近一种知识分子在高度政治化环境中的适应机制。个体的表达方式、理论体系乃至学术立场，往往会在外在压力结构中发生调整。例如，在文革后期，冯友兰参与梁效写作，并留下了一些高度政治化的颂扬文字。在这些作品中，毛泽东被比作旭日，江青则被类比为武则天、吕后等历史上的女性政治人物。这些文字后来成为研究其晚年思想转变与政治处境时经常被讨论的材料。

冯友兰（1895-1990）：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更有献谀江青：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

季羡林所说高压之下，如果不改变立场，生命可能都有危险，或许正是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与选择的一把钥匙。后人当然可以对他们的言行作出评价，但若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生存压力，仅以道德标准进行裁断，往往也难以真正理解他们何以如此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