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日本高市政权通过“反间谍法”全面监视公民和战争准备（三）”（详见附后“相关链接”）

日本高市政权通过“反间谍法”全面监视公民和战争准备（四）

■日本公安警察打压市民运动的意图

岐阜县警方大垣警察署警备科（即公安部门）暗中打探两名反对岐阜县大垣市大型风力发电设施建设计划的当地居民，以及两名与风电项目无关、参与反核电运动与和平运动的大垣市民的行踪，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并提供给推进该项目的企业，双方还开展信息与意见交流。这就是引发争议的“大垣警方监视市民事件”。

◆◆煽动对居民运动抱有偏见的日本公安警察

这一事件提前暴露出，一旦《间谍防止法》及其配套相关法律——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等正式出台，公权力开展的市民监视、信息搜集行为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隐私与人权侵害风险。

正如本系列报道第（三）篇所述，公安警察与推进风力发电设施建设项目的中部电力子公司CTEC，曾分别于2013年8月7日、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6日、2014年6月30日，在大垣警察署内开展过共计四次信息与意见交流。相关“会议纪要”由CTEC公司制作并留存，纪要内容后续经由《朝日新闻》独家报道等渠道公之于众。

在第三次交流的“会议纪要”中，CTEC公司一方提及有新闻报道称，靠近风力发电设施规划建设用地的上锻冶屋地区，已向大垣市长递交要求叫停风电项目的请愿书；纪要还直白写明了企业与公安警察开展信息、意见沟通的初衷：“上锻冶屋地区素来存在爆发激进维权活动的隐患，我方担忧此次出现同类抗议行为，因此主动安排与大垣警察署警备课开展会商。”

当时，上锻冶屋地区自治会会长是反对风力发电设施的三轮唯夫先生，他被公安警察列为监视、情报搜集对象，单方面被视作问题人物。不难看出，希泰克公司方面依据公安警察单方面透露的信息，给上锻冶屋地区的反对居民贴上标签，认定他们“原本就有可能发起过激活动”，将其视作危险分子。只是向市长提交《叫停风力发电项目请愿书》，究竟哪里算得上是“过激活动”？

希泰克公司还向公安警察汇报，收到了来自上锻冶屋地区、要求“希泰克株式会社总公司与中部电力株式会社总公司终止南伊吹风力发电项目”的《意见书》。对此公安警察仅凭主观揣测，向希泰克公司传递带有偏见、刻意夸大的观点，称“此次居民行动，似是为明年统一地方选举造势，恐怕是想借此抬高共产党的支持率”，进一步加深了企业方对反对居民的偏见。

当时，上锻冶屋地区的自治会长是反对风力发电设施的三轮唯夫，他被公安警察列为监视、情报搜集对象，单方面被视作问题人员。从公安警察单方面灌输的信息可以看出，希泰克公司方面给上锻冶屋地区的反对居民贴上标签，认定他们“本身就有发起过激活动的潜在可能”，将其视作危险分子。只是向市长提交《停止风力发电请愿书》，这究竟哪里算得上“过激活动”？

希泰克公司还向上报公安警察，称收到了来自上锻冶屋地区、要求希泰克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与中部电力株式会社总公司终止南伊吹风力发电项目的《意见书》。而公安警察仅凭无端揣测，向该公司传递带有偏见、刻意夸大的说辞，加深企业方对反对居民的负面看法，声称：“此次居民的举动，看上去是在为明年统一地方选举造势，恐怕是想借此抬高共产党的支持率。”

◆◆日本毫无分寸的监视、信息搜集行为

另一方面，公安警方强调三轮女士与曾任“岐阜协作西浓法律事务所”（多名长期处理当地各类社会问题、人权相关案件的律师在此执业）事务局长的船田伸子女士“关系密切”，并向希泰克公司方面放出诸多揣测性言论煽风点火，例如“担心相关活动会从当地扩散至全国”“今后可能会有激进分子前往岐阜支援相关活动。若感到人身危险，请立刻拨打110报警”，通过夸大其词的说辞引导企业将市民运动视作危险、敌对的存在。船田女士本人也一直遭到公安警方的监视与情报搜集。

公安警方打压居民运动、市民运动的这类意图，在第四份《会议记录》的记载中也有所体现。警方将近藤百合子列为监视、情报搜集对象，并向希泰克公司透露相关信息：近藤百合子是“岐阜协作”（即岐阜协作西浓法律事务所）负责人，每年5月3日宪法纪念日举办的“西浓宪法集会”暂告一段落，她接下来很可能全力投入反对风力发电项目的相关活动；西浓宪法集会一贯主张反核、反战。

但令人疑惑的是，就连“近藤女士或将全力投身反对风力发电项目活动”这类仅属于个人动向的细节，公安警方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打探得知的？

与此同时，公安警方一方还指责近藤先生是“发起叫停德山水坝建设诉讼的主谋”，并夸大其词称“担心他会从全国各地召集反核电、反对破坏自然运动的参与者”，再度煽动希泰克公司方面对市民运动的敌视情绪。

如此一来，公安警方采用各类见不得光的手段监视市民、搜集情报，还对获取的信息加以主观歪曲，夹杂大量仅凭猜测得出的内容，一并提供给希泰克公司。

这一行为可以说是一种信息操控、舆论操纵。其真实意图昭然若揭：煽动企业对市民、居民运动的偏见与敌意，加深企业的戒备心理，将企业打造成公安情报搜集的协助方，借此打压各类市民与居民运动。

一旦《间谍防止法》及其配套法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等正式出台，公安警察等各类情报、谍报机构开展的这类市民监视、情报搜集、信息操控、舆论操纵行为，恐怕会被用来打压反战、反核电、反对修宪等各类市民及居民运动。

■大垣警察公民监视违宪诉讼

在“大垣警察市民监视事件”中，四名大垣市民作为遭公安警察监视、收集信息并遭受人权侵害的当事人，于2014年7月31日向岐阜县警方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同时也向岐阜县公安委员会提交了申诉。但警方并未回应四人的抗议与道歉诉求；同年11月19日，警方虽首次承认曾与西泰克公司举行会面，却毫无愧疚之意，以书面文件作出答复称：“大垣警察署警员的相关行为，是履行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职责过程中常规警务工作的一部分。”

◆◆将市民监视、情报收集行为合理化的日本警方

岐阜县警方这番近乎破罐破摔的回应，无异于宣告会将监视市民、收集情报作为“常规警务工作的一环”持续开展，通篇看不到丝毫反省之意。

四名当事人随即发布联合声明，再次提出抗议：大垣警署警员向西泰克公司泄露信息的行为，违反《地方公务员法》第34条“职员不得泄露因职务获知的秘密”；而监视市民、搜集情报的举动，同样触犯《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警方履行职责时必须秉持不偏不倚、公正中立的原则，严禁滥用职权，做出侵犯《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与自由等行为。

当事人还表达了愤慨与担忧：警方此次所谓“答复”将“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界定权完全交由警方自行裁量，若放任此种做法，警方肆意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滥用职权的失序行为或将彻底失去约束。

岐阜县公安委员会也于同年12月5日给出了相同答复，称大垣警署警员的相关行为“属于常规警务工作的一环”。

四名当事人于同年7月末，依据《岐阜县个人信息保护条例》，向警方提出本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调取警方收集并保管的各自个人信息。但岐阜县方面以“可能妨碍警方情报搜集工作”为由，作出“拒绝答复信息是否存在”（即不告知是否存有相关文书）的零回应，尽显不负责任的态度。

此外，在2015年6月4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统管全国公安警察的警察厅警备局时任局长高桥清孝作出答辩，大意内容为：“通常情况下，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针对辖区内各类经营活动可能引发纠纷的相关风险，警方会视需要与相关从业者交换意见，该行为属于常规警务工作范畴。”

他还补充说明：“警方普遍会从维护治安的角度，关注辖区内各类经营项目的发展动向，根据需求与相关从业者沟通交流、收集必要信息，同时也会向从业者提供相关情报。”

上述说辞均是在为监视市民、搜集情报、向企业提供信息并开展沟通交流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辩解。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类行为都明显偏袒企业、立场偏颇，只能认定其违背了《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中“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规定。

◆◆遭监视、信息收集的当事人提起的违宪诉讼

“‘大垣警方监视市民事件’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警备局局长在国会答辩中称，在各自管辖区域内开展必要情报搜集、向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信息并交换意见，都属于‘警方常规业务范畴’。由此可见，各地公安警察都在对普通市民实施监视、搜集相关情报。市民只要公开发声表达诉求，就会被警方列为监视对象，这种情况绝不应当被容许。”

说出这番控诉的是日本77岁的近藤百合子，她也是遭公安警察监视、情报搜集，自身人权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之一。近藤女士如此批判公安警察的所作所为：

“公安警察在与希泰克公司初次开展信息、意见交流时，特意向对方透露我的相关情况——当时我对风力发电设施规划一无所知，警方却跟对方说‘大垣市内有一位名叫近藤百合子的人士，但凡可能破坏自然的项目，她都会强烈反对，不知你们是否了解此人’，还主观下定论称‘若和这类人产生往来，后续恐怕会滋生诸多麻烦’，反复强调我是‘发起叫停德山水坝建设诉讼的核心人物’，刻意引导希泰克公司将我视作危险分子。”

“日本公安警察想必长久以来一直盯着我个人收集信息、建立数据库，还戴着视市民运动为危险活动的有色眼镜评判我的‘思想信念’。警方基于这些信息，加以带有偏见、刻意夸大的加工后提供给希泰克公司，借此操纵舆论打压市民运动。他们将搜集到的各类信息拼凑起来，塑造出符合公安警察需求的虚假人物形象。这难道不是公权力践踏个人尊严、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吗？”

近藤等四名遭公安警察监视、信息搜集的当事人，于2016年12月21日以岐阜县为被告，向岐阜地方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四人主张，大垣警察实施违法违宪的信息搜集行为，无故侵犯自身隐私、个人信息不受随意搜集的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言论行为相关人格权，使其遭受精神损害。2018年1月29日，四人又追加起诉岐阜县与国家（警察厅），要求删除警方所搜集的个人信息。

该案被称作“大垣警察市民监视违宪诉讼”。

由本次违宪诉讼原告及支持者组建的市民团体——“守护言论自由会”（岐阜县大垣市），在诉讼推进过程中作出如下陈述。

“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自己的各类信息会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被如何利用。倘若警方无需任何法律依据，仅凭主观随意的判断就能处置相关信息，我们普通民众便无法安心地自由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