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改革开放一代——从高善文之死看红朝新洋务运动的终结与中国现代化的再出发

有些人的离去，只属于亲友；有些人的离去，则属于一个时代。

高善文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的生命终点，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命运。

随后，一篇署名“草庵居士”的追忆文章在海外广泛流传。文章追忆了作者与高善文等改革开放一代经济学人的交往，也写下了一句令人感慨的话：“高善文走了，其实这是一个时代走了。”

我无从核实文中关于个人交往的细节，但这句话，却准确击中了今天许多人的共同感受。高善文并不是最后一位改革派经济学家，却足以成为这一代人的象征。他们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熟于九十年代，见证了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增长。他们相信市场，相信专业，相信开放，相信国际合作，也相信中国终将完成从革命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

今天，他们有人退休，有人沉默，有人离世。与他们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那个曾让无数中国人相信的时代。

一、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

关于改革开放，中国长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官方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由派则常把它视为中国走向自由市场与现代文明的起点。然而，今天的现实表明，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概括改革开放的真实历史。我更愿意把改革开放理解为一次列宁党国主导的现代化工程，或者说，一场持续四十余年的红朝新洋务运动。

如果说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改革开放则可以概括为：党国为体，全球化为用；列宁主义为体，市场经济为用。市场、资本、科技、全球产业链，并非为了培育一个独立社会，而是为了增强党国的财政能力、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统治能力。

它首先是一场国家现代化，而不是社会现代化。它天然包含着一组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借助现代经济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拒绝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约束；一方面参与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始终保留超越规则的党国权力。这种矛盾，在高速增长时期尚可被掩盖；当增长放缓、国际环境变化后，便集中爆发。

二、中国近代，其实经历了三次“洋务运动”

如果把视野拉长到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三次不同意义上的现代化尝试。

第一次，是晚清洋务运动。学习的是西方的枪炮、铁路、工厂，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没有触动皇权专制。

第二次，是民国的共和探索。学习的是宪政、法治、公民、地方自治，希望建立现代共和国，却因内忧外患和长期战争而未能完成。

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学习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希望借助全球化实现国家富强。

三次现代化尝试，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国家始终凌驾于社会之上。

晚清如此，党国亦如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自治、公民共同体、独立司法、地方自治以及自由结社，始终没有成长为现代国家的根基。国家不断扩张，社会不断萎缩；权力不断集中，共同体不断瓦解。因此，改革开放虽然完成了工业化，却没有完成现代国家建设。

三、WTO：经济契机，也是制度试金石

加入WTO，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历史节点。它让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但今天回望，我们更应看到另一面。

WTO不仅是一套贸易规则，更是一种制度契约。它要求成员遵守市场规则、公平竞争、透明治理和国际承诺。中国成功利用了全球市场，却没有同步完成制度意义上的开放；市场开放更多停留在商品、资本和技术层面，而制度开放始终受到党国权力的严格限制。

于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逐渐显现：中国接受了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却始终没有真正接受全球化所要求的制度逻辑。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视为“中国奇迹”。但当国家资本主义不断强化，产业补贴、科技竞争、安全治理和意识形态重新成为核心议题时，国际社会的信任开始迅速流失。

今天，无论是供应链重组、科技限制、投资转移，还是贸易摩擦，本质上都不仅仅是竞争，更是长期制度信任透支后的结果。因此，我一直认为，红朝新洋务运动真正走向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周期，而是因为它赖以成功的国际信任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动摇。

四、为什么改革开放一代终究沉默？

高善文这一代经济学人，并不是没有看到问题。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比普通人更早意识到风险。他们希望通过专业讨论推动制度优化，希望在发展中逐步扩大改革空间。但他们最终面对的是另一套运行逻辑。

列宁主义党国从来不是一个单纯依靠专业能力运转的体系，而是一个以政治忠诚为最高原则的组织体系。当专业判断与政治安全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让位于后者。

所以我们看到一种令人唏嘘的历史景象：专业主义不断退场，政治忠诚不断上升；经济规律不断退场，安全逻辑不断上升；改革语言不断退场，斗争语言重新回归。

不少人感叹，一些当年思想开放、视野国际化的人，在进入权力体系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比个人变化更值得研究的是制度。

极权制度最深刻的力量，不只是压制反对者，更在于不断重塑支持者。它能够把开放的人塑造成保守的人，把改革者塑造成维稳者，把知识分子塑造成组织干部。最终，人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制度。这正是现代极权最深层的统治方式。

五、改革开放完成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我一直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不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而是完成了列宁党国的现代化。

它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和全球产业链布局，也建设了高速铁路、现代港口、互联网平台和庞大的制造体系。它让国家能力空前增强，但与此同时，它没有完成另一项更重要的现代化：没有完成法治国家建设；没有完成公民社会建设；没有完成权力制衡；没有完成地方自治；没有完成有机共同体的重建。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象：国家越来越现代，社会越来越萎缩；科技越来越先进，公民越来越无力；财富不断增长，共同体不断破碎；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社会信任却不断流失。这正是红朝新洋务运动最大的历史悖论，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却没有塑造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六、告别改革开放，也告别一种历史幻想

在许多人心中，高善文代表着改革开放时代最后的经济理性。他让我想起晚清的容闳、郭嵩焘，也让我想到民国时期那些相信教育、法治和现代制度能够改变中国的人。他们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历史过渡时期的人；他们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使命，却无法决定历史最终的方向。

今天，真正结束的，不只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代经济学人；结束的，也是几种曾长期支撑中国社会的历史幻想：相信经济增长能够自然带来政治现代化；相信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孕育公民社会；相信全球化能够替代制度改革；相信国家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明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命题都不能自动成立。没有社会的成长，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国家；没有公民共同体，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权力受到约束，就没有可持续的现代化。

七、新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向何处去？

因此，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继续改革开放，也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完成那场始终没有完成的社会现代化。

我一直提出，中国真正需要结束的，不只是某一种经济政策，而是国家长期吞没社会的历史；真正需要开启的，也不是新一轮洋务运动，而是新的共和建设；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不应再是“国家生成社会”，而应是“社会生成国家”。让社会重新成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让公民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让家庭、教会、乡村、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大学、媒体等有机共同体重新生长，让权力回到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屈从于权力。

从革命党国家走向宪政共和国；从党国走向法治；从国家中心主义走向公民社会；从权力中心走向社会中心。这不仅是一种制度转型，更是一场文明重建。

高善文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那个时代的回归，而是中国终于能够走出一百七十余年来不断“洋务”、不断陷入制度困境的历史循环，完成从国家现代化走向文明现代化、从党国现代化走向共和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那一天，改革开放一代未竟的梦想，或许才能以另一种方式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