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一项应对中国胁迫性政策的战略。她认为，欧洲应通过加强合作、打造本土替代方案，来降低对这个经济巨擘的依赖，从而实现“去风险”。

三年后的今天，摆脱对掠夺性大国的依赖仍是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根本挑战，但他们的主要担忧对象已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国。在公开场合，欧洲各地的政策制定者竭力安抚一位充满报复心的美国总统；而在私下里，他们却在悄悄努力，通过加强自身国防、能源和科技产业，并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多元关系，着手减少对美国几十年来的依赖。上周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这种趋势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特朗普总统再次对丹麦和西班牙这两个美国盟友发出威胁。

疏远美国的不只欧洲。美国在亚洲和中东的伙伴国领导人也在悄悄采取同样的做法。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肆无忌惮的腐败行径、贸易争端、军事冒险主义，以及反复无常的人工智能监管政策，共同催生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时刻：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保持距离成为了几乎全球性的战略共识。

对于几十年来自诩“不可或缺之国”的美国而言，这是巨大的转变。长期以来，各国竞相寻求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庇护，以及进入美国市场、获取美国技术的机会。而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如今，在与中国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关键伙伴关系的削弱正在损害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及它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并制约美国应对中国工业竞争优势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倾向于认为，对外关系的削弱是一件好事，其逻辑是：各国更多依靠自己，就意味着美国能够把更多精力集中于自身利益。然而，在一个大国越来越善于把小国的依赖关系武器化、而自给自足本身就成为一种权力的世界里，这场全球性的“去风险”运动已经开始损害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

这种代价是显而易见的。据穆迪估算，对伊战争的失利——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盟友外交或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发动的一场战争——导致汽油和化肥价格飙升，给美国消费者造成了1320亿美元的损失。即便欧洲在2025年将军事开支增加了14%，达到8640亿美元，但从美国企业采购军备的金额却几乎减少了一半。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也在促使各国远离美国。2025年赴美游客较2024年减少了400万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80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去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人数较上一年下降了17%，美国正在不断流失未来的高技能人才，仅大学收入损失估计就至少达10亿美元，未来潜在经济损失更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

寒蝉效应正在蔓延。就在特朗普念念不忘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之际，加拿大已与中国启动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首次向5万辆中国电动汽车开放本国市场，并加入了一项规模逾1500亿美元的欧洲防务基金，旨在打破对美国国防工业的依赖。

在东亚，由于特朗普为了迁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暂停对台军售，台北及美国在该区域的其他盟友都在重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日本正全面检视国家防卫理念，以发展更强大的进攻性打击能力。韩国的承包商正在全球各地取代美国军火商的位置。

印度正在深化与欧洲、中东，乃至与中国（尽管不情愿）的商业联系。印度是越来越多因担心无法稳定获取美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重新考虑中国或本土替代方案的国家之一。“这里的人说，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中国，或者干脆自己开发，”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去年告诉我。

然而，在各方对美国推进“去风险”的进程中，代价最为沉重、时机也最为不利的，正是这个词汇的诞生地——欧洲。欧洲各国正在进行昔日难以想象的对话。欧洲官员告诉我，他们正在悄然制定应对美欧全面贸易战的计划，包括切断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欧洲广阔市场的渠道，或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输入品的供应。

事实上，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欧洲关于摆脱对美国依赖的讨论就已经开始。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政策令伙伴国大感不满，认为这些政策侵犯了它们的主权与利益，包括与美国地缘政治项目捆绑的制裁措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中为美国企业提供政府补贴的部分条款，以及限制先进半导体出口的各类举措。

某种程度上，去风险化对美国也并非全然有害。欧洲防务能力的提升从长远看或许能释放出美国的战略资源。伊朗最近取得的胜利也促使华盛顿和中东地区展开了一场有益的讨论：是否应该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越来越多民主党重量级人士，甚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必须学会在没有美国每年数十亿美元、几乎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军事援助情况下如何生存。

但特朗普造成的裂痕与以往不同。例如，2021年，澳大利亚同意向美国潜艇工业投资数十亿美元，条件是美国将在2030年代中期前后在珀斯附近部署新型潜艇。然而，如今已经越来越少国家愿意再对美国作出这样长期的战略押注；许多国家正在按四年一个周期来规划与美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这无疑增加了应对那些可能持续几十年的安全威胁的难度。

全球疏远美国带来的一些代价已经显现，另一些代价些则不会在短时间内暴露出来。美国的盟友拒绝加入特朗普那场毫无必要的伊朗战争是正确的，但我们日益加深的孤立也削弱了美国威慑未来冲突的能力。由于目前没有一个足以完全取代美国的伙伴，大多数国家选择渐进式对冲，而非立即与美国“脱钩”。正如冯德莱恩三年前谈及中国时所说：“我们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我们的应对也不能如此简单。”

随着美国的伙伴国家不断增强自身对美国的韧性，未来的美国政府必须开始制定方案，避免双方关系出现更为根本性的破裂。无论谁在特朗普之后入主白宫，都将成为第一位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的美国总统：世界各国不再追问“美国能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努力思考“我们如何尽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办成更多事情”。应对这一后果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又多么持久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