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現實問題，而且在共和、民主兩黨之間已越來越形成分化。 共和黨中越來越傾向把中共確定為是美國的最大威脅；而民主黨中則完全相反一直認為俄羅斯才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即使到了拜登這屆政府也只是勉強把俄羅斯與中共並列為美國的最大威脅而已。 這個問題的決策至關重要，將關乎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 拜登政府在具體的政策執行上實際是採取雙標的，即他們對俄羅斯只強調是競爭對手關係而對中共則既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關係。拜登的這個政策剛好與川普是相反的，川普當政時的政策主線是與俄羅斯保持競爭合作而與中共則只強調競爭關係。奧巴馬當政時的中國政策主線為競爭（遏制）與合作並用，從對照比較來看拜登的中國政策主線競爭與合作不僅已退回到奧巴馬時代，還去掉了“遏制”。 拜登上任只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把普京這頭俄國北極熊逼上了戰場，對此到底是該為拜登雀躍還是該笑他愚蠢？當然這至少會讓拜粉和民主黨的擁躉們感到了一種欣喜而歡呼：我們的“喬”夠英明神武！這明明不是一筆糊塗賬，為啥一堆民主黨的聰明人會越算越糊塗。再糊塗好像也要明白這麼個理兒：俄羅斯這頭北極熊是被逼出來的而中共這條野心狼是被養出來的。 重複一遍：俄國熊，是逼出來的；中國狼，是養出來的。 一逼一養，待遇上天差地別。 左媒又在開始帶風向了：什麼這場俄烏戰爭俄羅斯和中國是一對輸家，而唯一的贏家只有美國。且慢！請左媒能說得清楚一些為好：拜登及民主黨是這場戰爭的贏家，不完全等同於美國也是贏家。別把不同的概念，混淆得太離譜了。 這樣的教訓美國是有的。小布什第二次海灣戰爭事先預期是先拿下伊拉克，然後按拉莫斯菲爾德的意思二十萬美軍不用撤回美國原地休整後直接去打伊朗。但後來拉莫斯菲爾德與鮑威爾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又加進了切尼的參合，致使後來的打擊伊朗將伊拉克和伊朗一併清除的計劃泡湯了。 第二次海灣戰爭，小布什算贏家共和黨也算，但美國就未必了。做到美國贏得將伊拉克和伊朗一併拿下才成立。而只拿下伊拉克卻留下了伊朗，這等於美國成了伊朗的清道夫幫伊朗清掉了死對頭伊拉克薩達姆。兩伊之間本來是兩頭惡狼相爭，美國卻意外地替伊朗清除了伊拉克，這也導致了伊朗在阿拉伯世界一家獨狼自大的後患。沒辦法美國只能祭出制裁手段對伊朗實施了更長期的制裁措施。 普京兇悍卻是把雙刃劍，對習近平他是一帶一路上的一顆釘子。美中俄三足鼎立構成恐怖平衡，拜登現在卻要替習近平來清除拔掉普京，這是否會重蹈小布什的覆轍幫習近平抹平普京？沒人願意來打這種賭！ 俄中之間的角色移位互換，會因為蹩腳的俄烏之戰而變得越發清晰可見。這樣以來反而會令拜登政府陷入一種尷尬：若還依然堅持俄羅斯才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那拜登驢黨（民主黨簡稱驢黨）就是別有用心在玩故意了。 俄中，本是兩條不同風景，哪一條會更迷人？ 提示：迷人的，不一定是彩虹，狐狸精也很迷人呢！ 時過境遷。俄國風景還原為俄國熊，中國風景還原為中國狼。熊在嘶吼，狼在嚎叫兩者來勢洶洶。美國只能端起獵槍，這是獵人的不二選擇。 熊來了，狼來了，問題也跟來了：該先瞄準誰？ 這個問題五十多年前（一九七一年）也存在過，當時的美國並不糾結：拉中抗蘇。當年的主要推手基辛格至今仍然健在。這種分化戰略源於他的均勢理論，此策一用就是五十年直到奧巴馬的任上都沒見轉過彎兒。 直到川普任上，轉彎才露出端倪。
相比之下，川普上任後採取了與以往前任完全不同的打法。川普選擇的策略與基辛格的均勢理論並不矛盾，五十年前出於均勢拉中國抗蘇聯，五十年後同樣出於均勢拉俄羅斯一起抗中國，川普只是把均勢理論靈活來用屬於與時俱進。川普任命蓬佩奧為國務卿後蓬佩奧再聘用余茂春為顧問，目標明確任務清楚釐清中共與中國人的關係劍指中共。川普擬定的對俄羅斯的政策也是積極務實的，川普希望通過與普京改善關係來拉近美國與俄國之間的距離以化解緩和普京因北約東擴而高度緊張的過敏神經。遺憾的是川普曾經極力想修補彌合的美俄關係並沒有能夠得以維繫並隨着拜登的上台而徹底夭折。 有人已粗略算過了，俄烏戰爭會讓俄羅斯倒退三十年。就算倒退二十年也等於把普京二十年來的虛假輝煌給一次清零了。不過即使俄羅斯就此倒退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拜登民主黨也不會放過俄羅斯。細究起來這裡面的深層原因及其複雜，粗略的可以被分為利益層面以及認知層面的相互作用使然。其中認知層面起着主導支配作用而利益層面只是一個呼應。
利益層面上，民主黨已被華爾街徹底綁架而變成了本黨金援的鐵保障。華爾街自己這頭的利益鏈一直在中共國這邊而不是在俄羅斯這邊，並且與中共之間已勾兌為利益共同體。從華爾街的私利出發當把俄羅斯定為最大威脅時不會傷害到自身利益，但如果把中共國定為最大威脅時華爾街的利益鏈就會遭受巨大的損失。 認知層面上的東西，更是根深蒂固起着決定性作用。 第一種是宗教情結，也就是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世仇問題。說來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本是同源它們都脫胎於猶太教，最早脫離出來的是基督教然後羅馬皇帝奉行政教合一成為天主教後從基督教中脫離出來。公元四世紀末羅馬帝國被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延續為天主教而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則成了東正教的正統（強調正宗）。後來莫斯科大公國的崛起東正教由君士坦丁堡來到莫斯科，這時的莫斯科大公國也被稱為第三羅馬。說到天主教與東正教的世仇與紛爭絕不會亞於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世仇與紛爭。這種宗教世仇所結下的硬核，一兩句話是根本無法來說清的（無解）。在美國這類的典型代表人物正是拜登，拜登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普京是虔誠的東正教徒，他們幾乎正好一對天敵。 第二種是種族情結，也就是美國猶太人對俄羅斯人的反感情緒是與生俱來的。這是因為歷史上俄羅斯人迫害猶太人的黑歷史要比德國人迫害猶太人的黑歷史更長。在美國雖然只有七百萬猶太人卻是精英的精英，他們完全可以左右和決定着美國的國家政策以及政策的基本走向。這類代表人物多了去了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賴特，這些教父級人物學識淵博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經歷豐富週遊世界了解各種人等。如果企圖並說服提醒他們事實上中共要比蘇共習近平要比普京對美國的威脅更大，那幾乎是比登天還要難的事情。 你幾乎沒有任何辦法。不是美國人為啥總會對中國人有特殊偏好和關照，只因美國人還沒有經歷過被中國人迫害或威脅過的黑歷史。這其中的梗和邏輯就是這麼如此簡單：只跟一個人的經歷有關而與學識閱歷無關，相反學識閱歷越高越豐富的人越會頑冥不化寧死不信。 只能期待了：當有一天，多數美國人醒來時，將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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