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低端人口” —— 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特朗普总统来早了几天。不然，北京市政部门强行驱赶外来人口的举措，其速度和力度会让他感叹不已。
严查和驱逐外国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国的国策，这么有法可依、理直气壮的事，怎么执行起来比北京清理外地人口还理屈词穷、束手束脚？警察不能随便要人出示身份证，不可以随便上门检查，哪怕非法移民身份被确认了，媒体甚至司法系统也偏袒他们，还会有移民律师去帮他们，把他们从看守所里捞出来。更有甚者，还有好些城市宣布自己是非法移民庇护城市，那里的警察竟可以不理联邦政府的命令？！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真是有制度原因的。 要是特朗普总统了解为啥中国能这么雷厉风行，美国为什么拖泥带水，他一定会在 Twitter 上对媒体说：对不起，你们说我歧视这个侮辱那个，我刚从中国学会了一个词来回敬你们：“Low-end population（低端人口）, You fake-news guys gotta know what they call their own people。”（你们这些制造假新闻的家伙真该好好听听他们是怎么称呼自己同胞的。） “低端人口”无疑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指称，查考下来，在北京市一级的官方文件中没有见到这样的说法，有的只是“优化”、“控制”和“疏解”这些含糊而中性的名词。但在区一级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或报告中，“低端人口”的说法则频频出现。而在实际做法上，现在所发生的就是将外地在京弱势群体、尤其是集中居住在一些在安全和卫生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群体在严寒中强制赶出，等于坐实了传言中的清理“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公然歧视性的社会性敏感词，官方本来就应该以对待政治性敏感词的那种速度和力度及时去澄清，制止其传播，划清政策界限，而不应该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从而在实际上放任基层政府在贯彻政策上的蛮横。在世界其他国家听来，“低端人口”是近现代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白的用法，对此特别敏感的人甚至会忍不住产生一些可怕的联想。 “低端人口”一词迅速而广泛的流行，触动了这么多人的神经，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当今中国繁殖的不祥之兆，而对在京外地底层劳动者在严冬的粗暴驱赶又证实了这一点。在外人看来，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中国似乎可以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对底层弱势群体为所欲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所以，对于“低端人口”一说的流行，应该超越特定的城市管理的政策范围，也不能满足于官方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它的澄清（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恐怕真的不会有任何政府会使用这样的字眼），而应该通过分析它背后更为久远和广泛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在当今中国会被构建出来并在正反两个意义上受到迅速传播。 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早几年就近代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大国言说之间的联系做过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批评，也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是一致的。当时恐怕很有些人会认为那是做思想史的人想得太多，但现在看来很不幸，他的话不过是预言了而不是防止了这个令人心寒的发展。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
“低端人口”一词成为话题，一定意义上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甚至丛林法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内在驱动力。这个西方传来的主义在中国为成王败寇的帝王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注脚，所以和传统一拍即合。红色话语中所谓“历史选择了我们”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命题：适者生存。我们赢了，这个最终结果就说明我们该赢。只要我们今天仍然掌握着权力，我们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说明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你为了成功使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你的成功人民付出了什么代价。 今天有很多人质疑八十年代最终悲剧性地失败了的那个理想主义，包括很多当年的理想主义者和海外的“人血馒头”消费者。他们会说：今天中国的崛起就说明当时幸亏没有追求那个理想主义的政治。更有甚者，他们不屑和你争辩，而是嘲笑所有怀念和坚持那个理想主义的人是 loser：你们的出走、消声、边缘化和被遗忘就说明你们被“无情的历史”自然淘汰了。 
2017年11月25日，中国北京西红门镇新建村，街上满布被逼搬迁的外来工的遗弃物品。摄：Imagine China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它甚至跳过论证，直接告诉你现状就是论证，所以它本质上是为现实的权力关系辩护的逻辑。你在现实中是失败的和处于底层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你是 loser。它排除这样的疑问：有没有某种社会不公正使得你成为 loser，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户籍所在甚至生理性别使得你先天就处于难以和别人平等竞争的地位。每年“两会”上那些维护特权、压制弱势的奇葩提案多少与此有关。“低端人口”不过是听上去更科学和统计学一点，但却更让人脊背发冷。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专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为它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会有对专制权力的崇拜和对强权的心服口服，对强人政治的津津乐道。很多人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牢骚满腹，但一说起权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肃然起敬。他们很多人并非出于惧怕，而是从心底里对权力敬服、顺服。从反面来说这也就导致对自己地位的认命,因为自己也不过是个 loser。不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和道德犬儒主义也是连体儿，因为它用成功本身解释一切：凡是有助于成功的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而道德会让你有所顾忌，这就束缚了你的手脚。 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为生存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取得各种意义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竞争的意义上是不成功的，那就不但是失败的，而且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甚至自己怜惜的。所以，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有很多自轻自贱的人，别人的命不在他们眼里，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命当回事，这就是互害社会的心理基础。 至于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处于两个世界，完全不平行。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不但陌生、而且还怀疑和嘲弄的社会。它认定这些观念不是假的就是虚伪的，那些既鼓励个人成功又提倡自由平等观念的社会，一定是用它们作为口号骗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为真就犯傻了，所以自己的社会更诚实、更求实、更务实。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和相关措施很可能让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长期以来有实无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这个政治定期通过“自然选择”——即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人群，挑选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为牺牲，同时让那些没有被牺牲掉的不但感受幸运，甚至觉得优越，不但对同类成为 loser 漠然置之，还可能帮着落井下石。它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他们无非都是为“成功”垫底。为了这个成功，还有更多的低端“分子”要被牺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们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 通过制度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已经腐蚀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中国人当今的等级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优劣之分不只涉及权力和金钱，还有户籍、工作、住房、汽车、外貌和年龄，已经到了非常自然习焉不察的地步。 例如，很多即使对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愤愤不平的人，也会对“颜值”这个说法毫无反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颜”可以有算得出的“值”的话，那么美就变成了把人划分成高低贵贱的等级，具有了可以交换的价值，包含着可以借此索求的利益，颜值高的人就有了在生存竞争中受到承认的比别人优越的资本。所以，“颜值”在社会意义上的使用，和沿用了几千年的个人意义上的“漂亮”、“美丽”等等字眼所表达的单纯的审美感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学观。如果一个社会在公共话语中不但普遍容忍而且为“颜值”津津乐道，那就说明它公然藐视对每个人的人格之尊重；它不但赋予少数人以容貌傲人的社会特权，也意味着多数人甘愿自轻自贱。 在这样的社会，出现“低端人口”的概念毫不奇怪，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和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也必然面临社会心理上的强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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