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可以无限增殖，但生产力有其自然界限——界限下的中国和出路

作者：钟庆(愚蠢小猪)foolishsmallpig@hotmail.com

按：此文借鉴了网友苏拉密，邋遢道人文章的一些内容。

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会减速，甚至面临危机，这大概是众望所归吧，目前看到的各路预测，大体都这结果。

随着改*开*的深入，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看中国经济的走势，不得不考察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运行趋势。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已经陷入次贷危机，还远没有看到摆脱危机的迹象。反而越演越烈，比如\"二房\"事件。受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依靠美国市场的日本经济出现了收缩，由于新车贩卖不振，丰田的业绩向下方修正，这是多年未有的情况。整个世界经济在减速，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之一的出口，也一样受到拖累。

一. IT革命趋缓

那么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 我的看法是长远的，美国经济会出现70,80年代的滞胀局面。所谓的经济增长，从长的时间跨度看，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推动的。所谓的制度变革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制度与7,80年代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从90年代初起却持续的经济扩张。而这次经济扩张，实际正好与90年代初兴起的IT革命相吻合。实际是IT技术革命是本次经济扩张的内在动力。

但是，现在IT革命快20年了，从技术角度看，IT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发展界限。论述这个界限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这里只是举身近的例子。几年前，购买一台顶级的个人电脑，不到半年就会过时，Intel公司很快会推出更新更高主频的CPU。即便是对电脑一窍不通的普通人，也知道用主频衡量电脑的性能。于是奸商投其所好，有意把电脑的CPU主频配得很高，而其它部分却配得很差，降低成本，蒙骗消费者，获取利润。但现在，这种CPU主频你追我赶的局面看不到了，开始炒做\"双核\"甚至多核的概念了。这实际体现了CPU技术已经到达了一个界限。

CPU向更高技术迈进遇到了界限，那么现在多核CPU设计，则是利用半导体精细加工技术暂时没有到达极限提高性能。利用半导体精细加工技术，在一个芯片上集成更多的CPU。加工越精细，可以在同样的芯片上集成更多的晶体管，越精细的晶体管功耗越低，速度也越快，于是性能也越高。但是，半导体精细加工技术也趋近了极限，随着加工线宽的缩小，漏电急剧增加，90nm反而比130nm功耗更大，需要高绝缘的High-K材料。对于普通普通消费者，一样搞不清High-K是什么涵义，但它会跟CPU的主频一样流行开来，以后的常用语可能是你的电脑\"high\"了没有。即便如此，根据Intel公司的预测，到2018年每18个月半导体集成度翻一番的摩尔定理会到其物理的极限。

IT技术本身的升级在减弱。更重要的是需求在减弱。以前一台新电脑半年过时，使用寿命不超过3年。不是因为电脑损坏，而是microsoft公司推出新的windows和新的软件，把电脑拖得不堪重负，如蜗牛爬行，或者干脆就不满足软件运行的最底配置要求。microsoft与Intel狼狈为奸，交替升级，谋杀用户钱包，逼迫用户疲于奔命升级升级再升级。不升级还不行，新软件的功能令人神往。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电脑已经用了6年，装的是当年最新的WindowsXP。现在还没有什么软件不能用，可以写字，上网，发邮件，打网络电话，看网络电视，我所要的功能它都有了。估计还会继续用下去直到它坏为止。即使是买新机器，很多还是安装XP，而不是新的VISTA。VISTA带来的新功能，并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也不再令人神往，用旧的足够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microsoft的股价下跌，Bill Gates从世界首富的位置上掉下来了。

美国引领IT革命，从90年代初开始持续繁荣。日本则是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但由于IT革命的带动，使日本传统的家电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新三种神器，数字平板电视，数字录像机，数字相机。数字技术使传统家电发生了质的飞跃。数字电视没有了雪花，占用空间小，还省电，不伤眼睛; 数字相机则不用担心浪费胶卷随意拍摄，马上看到拍摄效果; 数字录像机可以保证记录的图像质量不劣化，存储介质价格便宜可以长期保存。数字技术激发了猛烈的需求，使日本从失去的十年中逐步恢复，开始了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

但是，虽然数字技术依然前行，超过100寸的屏幕，不到1cm的厚度，更高清晰度更高亮度更高响应速度的电视出现了，数字相机的相素突破了1000万，数字录像机里安装更大的硬盘和更新的蓝光。但这些都不是革命性的变化，也唤起不了更多的需求。本次北京奥运会，本来期望有奥运会特需，结果并没有出现。

二. IT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

再看看IT革命是怎么影响中国发展的。中国的改*开*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80年代，主要是依靠自力发展。另一个就是90年代出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以外国投资为主的发展。80年代的自力发展最后实际以失败告终。87-88年猛烈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89年的动乱，其后是数年的徘徊，中国向何处去? 仅有制度变革，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80年代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技术进步。打破大锅饭，要人民起早贪黑拼命工作，但人的冲天干劲和热情有其自然的界限。

邓小平敏锐觉察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向，果断的开辟了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道路，积极利用外资，你发财，我发展。中国开始了长达至今的持续经济增长。中国自身道路选择虽然功不可没，但如果没有IT革命提供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外国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的，也就不会有90年代开始的持续经济繁荣。

借助计算机网络，生产据点可以全球最优配置降低成本。跨国公司可以迅速准确向全球的生产据点下达生产计划，并及时得到反馈。市场信息，加工图样，设计数据等等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迅速准确传播。在这之前，虽然有电话传真之类的模拟通信手段，但费用高速度慢不便于管理容易出差错。

更重要的是，IT革命使传统产业的生产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使大规模跨国投资最终成为可能。传统产业哪怕是加工一颗螺丝钉，实际都是高科技。生产螺丝钉需要铸锻焊车磨铣刨热处理等等工序，这些工序都需要恰当掌握火侯分寸，非熟练技术工人不能完成。熟练技术工人的养成需要漫长的时间，还需要师徒之间的传帮带。

IT革命使这一切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依旧是这些工序，但电脑是人脑的延伸和复制。熟练技术工人的加工过程，工艺参数等等都可以记录在电脑里，再由电脑控制机器自动加工。现在好了，即便是傻瓜按电钮就可以完成以前需要熟练技术工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即便是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农村设立工厂，都不愁招收人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IT革命的90年代之前，跨国投资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因为需要熟练技术工人。IT革命，使所谓的高技术产业也变成了低技术产业，降低了工业的进入门坎，跨国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比如Apple的ipod是高科技产品，却是深圳富士康的打工妹生产的。

电脑取代熟练技术工人，还带来了管理上的革命。如何监督管理技术工人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能够达到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精度，完全凭技术工人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多干，心情不好时少干，作为管理者还没有办法监督。技术工人干满8小时走人，也没有办法要人多干，除非加钱。工人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各种调动积极性，监督的办法层出不穷。什么承包，计件，奖金刺激等等不一而足。80年代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工人强势地位下进行的，自然皆大欢喜。但导致的副产物是，技术私有化了，再不可能传帮带了，教会了徒弟会饿死了师傅，技术进步停止了。最终导致了80年代改革的失败。

现在好了，由于IT革命，使只按一下电钮就能生产。那么就按照机器的节拍来定额生产，监督管理一目了然，跟不上机器节拍的可以走人，另招一个人也不花什么代价，转移到其它国家也不是很困难的事。两条腿的哈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则多的是。IT革命又为严格管理提供了物质条件，监视器打卡机，工作状况生产效率，甚至连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能记录在案。现在甚至还出现了自动分析面部表情的监视系统，能够通过电脑自动分析员工面部表情，就可以知道员工是否打磕睡，工作是否专心，还能给出量化评价。IT革命导致监督加强的另一面，则是技术的传承只需要电脑的拷贝就行了，不需要传帮带的师徒组织。过去师傅有很高的威信，作为工厂的最基层的师徒组织团结有很强的战斗力，能够和管理层抗衡。IT革命导致师徒组织瓦解，工人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了力量。90年代中期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下岗潮，大量的熟练工人下岗，工人沦为弱势群体。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一天与机器赛跑10余小时的体力充沛的农民工。这实际是IT革命引起的社会革命。

同样的社会革命也发生在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产业被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状，而是中间层被消灭的M形的格差社会。前不久日本秋叶原电器街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则是这种M型社会的反映。事件的主角自技校毕业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而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派遣社员。事件发生前，有传闻所在会社要裁员，这次肯定又轮到自己，自己长这么大，女朋友都没有，人生失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谁敢跟啊。他驱车上百公里从静岗县到东京的秋叶原，一路之上不断用手机向BBS发信息，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要杀人，杀谁都可以!!!

事件发生后，日本又发生多起类似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主角都是一般的命运。受日本秋叶原事件的启发，中国上海发生了袭警案。区别在于，中国的袭警案还可以算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杀人，在网络言论中有称呼其为\"大侠\"就不奇怪了。日本则完全是无差别杀人，自己认真努力工作，但生活苦难怪谁呢? 怪政府?! 日本政府为下岗再就业花了不少力气，既有失业救济，又有免费职业培训，还积极介绍工作，政府工作人员还和颜悦色。怪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 现在是想被剥削而不可得。那只有报复社会了。就是这么个毫无人性的事件主角，一样在日本的网络中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认为他帮大家向这黑暗的社会出了口鸟气。

对于网络中毫无人性的言论，中日两国的精英阶层表现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精英是谴责网络暴民，要教育这些暴民，使这些暴民能有普世的人性。日本精英则要修改相应的派遣法规，禁止短期派遣，并讨论反思引起这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如何避免今后发生。主观想改善底层的生活状况，并不能实际改变IT革命后社会变革，禁止短期派遣反而招致更多的失业和收入下降。你日本这里管严了，我到别处去，这是场没有底线的竞争。于是现在又有声音呼吁改回来。这事件早些时候，日本NHK放送了一个专题节目\"working poor\"，揭露了日本社会的现实，很多人拼命工作，却收入微薄，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读书，下一代还是working poor。在这个连续几级的专题节目中，还介绍了美国韩国类似的故事。节目的主旨很明确，原因直指全球化和市场原理过头。中国精英和媒体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开放和市场化不够，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市场化。

中国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是世界其它国家不能比拟的。以前中国封闭不搞市场经济，对外交往时都矮三分。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银行想在美国开分店被拒绝，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指责美国不按照市场经济办事，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前不久一英国投资公司想收购日本一家企业，被日本政府拒绝。这英国投资公司的亚洲代表好象是个中国人，他在日本电视上能够理直气壮批评日本政府不搞市场经济，不按照市场原则办事会受惩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人腰杆子硬了，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可以指责IT革命引起社会不公正，但不可否认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极大降低了工业化的门坎，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积极吸收外国投资，承接西方产业转移，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这世界工厂一样遇到了发展界限。如果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遭遇的是技术界限，那么中国的发展遭遇的是自然界限。其实，IT革命使生产力的大爆发，使全球的经济发展都遭遇了自然界限。最近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会议的主题是地球温暖化，削减CO2的排放。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地球不堪重负。

三. 自然界限

我们可以不去管全球的界限，只要使中国在有限的自然界限里占有更多的份额就行了。但是中国却遭遇了比全球界限深刻得多的自然界限。

要回答这个界限，需要回顾中国改*开*的历程。为什么IT革命后，中国能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而不是其它国家。当然，可以说是由于中国改*开*，但其它国家一直是改*开*的啊。中国在哪里与众不同，具备竞争优势，得到西方产业资本的青睐。

作为对比，可以比较一下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前不久日本NHK放送了一个关于印度的专题节目。也是讲全球化下，印度的迅速发展，也一样导致印度贫富差距扩大。其中一节讲到印度农村，以种棉花的农民为例。由于棉花的贸易自由化，使棉花的价格下落，农民收入减少生活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有组织想要农民改种新品种的棉花来克服危机。还给农民印发了如何种新棉花的小册子，推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农民是文盲，看不懂培训材料。即便能看懂，新品种棉花需要大量的水，还没有办法灌溉。农村正在搞轰轰烈烈的选举，候选人甚至可以向农民派彩电，但是无论谁上台，教育和水利问题无法解决。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IT革命虽然极大降低了对劳动者的要求，复杂的数学物理化学公式可以封装在电脑里自动运行。但是，基本的操作说明书应该能看懂，先按哪个按钮再按哪一个。中国农民基本扫除了文盲，这是中国农民一个极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农民有文化素质，并不能表明他能够脱离农田去工厂做工，需要有剩余劳动力才行。我们可以说由于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使农民自由了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是，其它国家并没有人民公社，从来就没有束缚，即便是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农村也没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印度人思想不够解放，想不到外出打工。

这里讨论自然界限，抛开政策层面，只讨论农民能够成为剩余劳动力的自然原因。人首先要吃饭，要吃饭就得种地，种地就需要水，需要灌溉。妇孺皆知的“锄禾日当午”可以描述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 通俗的回答是“除草”。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保墒\"通俗的解释就是保水。《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 ；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下去。这是为什么呢？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中国传统的个体农业，缺少兴修水利工程的能力，只有通过勤锄地，来保养水份，实现变相灌溉。中国农业的特征是\"中耕\"农业，在播种和收获之间需要\"耕\"，苗与苗之间的空地也要\"耕\"。这种\"中耕\"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汉字里的\"男\"意思是\"田\"里的劳\"力\"。

但是，中国发生了革命，中国农民被组织起来了，或者说被束缚了，于是具备了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能力，使中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巨大的工程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受水源短缺的限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由于灌溉系统的支持，中国农民再也不需要“锄禾日当午”了。此外，中国的自主工业能够生产大量的化肥和除草剂，不用积肥和除草了，中国现代农业变成了只管种和收的\"懒汉农业\"。由于农业革命，使\"男\"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老少妇孺都可以胜任农田劳动，于是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其它国家，没有水利工程和化肥农药，虽然一直有很好的改*开*政策，就是产生不了如此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也就不可能承接西方大规模产业转移。

但是，\"懒汉农业\"遭遇了它的自然界限。由于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使土地板结，地力下降，需要投入更多的化肥农药才能维持产量，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包产到户虽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不可能有持久增产效果。85年后，中国农业处于长期徘徊，其间化肥农药的使用却急剧上升。化肥农药是靠不可再生的石油生产的，于是现代农业又叫石油农业。但现在，已经开始讨论\"石油峰值\"了，因为地球石油有限，再怎么大的需求，再怎么大的投入，都不可能增加石油产量，石油产量会逐步下降，即现在已经到了，甚至过了石油产量的最高峰。近年石油价格暴涨，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虽然最近有所回落，但上涨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受石油高涨的影响，石油农业种出的粮食价格也暴涨，在很多国家引发了抢米骚乱。在有限的自然界限下，有人多了必有人少了。\"石油峰值\"对农业的影响，可以参照朝鲜的饥荒。当然，对于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制度学派，会认为朝鲜是由于制度不好导致的。

虽然石油有峰值，但如果中国多打工，多挣外汇，可以换回更多的石油，占更多的石油份额。这样不顾其它国家死活也行。但是，中国的水资源枯竭了。黄河干涸了，年间入海水量自80年代以来急速减少。同时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从70年代末的大约3米，下降到17米，我们把子孙的水也给喝了。其间，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并没有显著减少。为了保证北京奥运会顺利召开，很多地方被强令节水，禁止种植耗水作物。最近有研究(《苏拉密：“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表明，是中国的这种依赖灌溉和化肥的\"懒汉农业\"导致的水资源枯竭，而不是城市化引起的。由于不再锄地保墒，再加上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使土地板结，导致农田的水蒸腾急剧增加，即抽干了地表径流，也抽干了地下水。本来是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水利工程，现在却变成了断子绝孙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不知道是远见还是巧合，中国启动改*开*进程的时候，同时启动了计划生育。因为改革后的中国农业不再可能承载那么多人口。计划生育成果显著，少生了3亿人。使中国农业即便长期徘徊，还能免除饥荒，丰富了餐桌，不再为每月只有几斤肉的定量而骂娘了。但是岁月不饶人，在错批一个人误增3亿人时代出生的丰富廉价的剩余劳动力不可避免地会老去，再也不可能与自动机器赛跑了。前不久日本NHK放送的有关越南的专题节目中，越南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首选地，而几年前是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人口的一半低于30岁。

依靠外商投资生产出口换汇，这实际也是\"懒汉工业\"发展模式，它不是没有代价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资源枯竭了，环境污染了。现在还不可能找到什么办法打破宇宙的\"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的界限。即便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也不能够。中国大发展的20年，耗费了200年的资源，大量的资源需要依靠进口，于是物价飞涨与国际接轨，中国丧失了成本优势，外资开始向其它国家转移。在IT时代，这种转移会格外迅速。

每个中国人似乎都觉察到了未来的不安，虽然不清楚这不安来自何方。总工程师的孙子入了外国籍，在电视里经常化抛头露面的所谓名角，多数也入了外国籍。大量的官员\"裸体做官\"，老婆孩子都在海外。即便是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智囊学者，子女也多数在国外。而普通中国人没有入外国籍的能力，却也选择了不生或者少生孩子，不让孩子未来不安，实际也是生不起养不起，支付不起养育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用。因为中国的飞速发展吃掉了子孙饭。于是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小学入学人数急速下降。他们可是民族的未来! 但未来没有了。

中国面临两难的选择，没有了劳动力，外资撤离是必然的。现在已经有声音呼吁取消计划生育。即便取消计划生育，甚至象日本一样鼓励生育，在哪里筹集这养活新增\"口\"的\"水\"呢? 难道赶走外资?! 新增的\"口\"要成为劳动力，要等20年后了。

四. 人与人的界限

中国意识到了原有的改*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却并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未来应该如何发展。于是\"科学发展观\"显得异常模糊，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怎么才算科学发展，都不清楚。既然有\"科学\"二字，那就与自然科学有关，那就\"自主创新\"吧。多少沾了中国结症的边。中国经济不能自主，因为中国没有技术，需要依赖外资。外资又消耗中国的资源，消耗资源实际是消耗中国的人口，断送民族的未来。

自主创新进行了几年，在大张旗鼓宣传的自主创新的案例中，有把从国外买来的高速列车重新刷漆的\"耻辱号\"。另一个自主创新的典范是支线客机ARJ，据说是因为外商不提供发动机的接口协议和飞行控制软件，只有趴窝了。

很显然，中国的自主创新也遇到的界限。这是一道什么样界限? 我们先来做对比。在经济濒临崩溃，闭关锁国，政治高压，知识分子靠边站蹲牛棚，四人帮干扰破坏的70年代，中国自主研制了大型喷气客机Y10。在1980年实现了首飞。比现在的支线客机ARJ高了一个层次。现在中国经济腾飞了，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院士教授专家博士硕士满街走了，并对外开放了，能够获得世界最新的技术了，ARJ却飞不起来了。

有消息说，Y10不是自主创新的，据说曾经有架巴基斯坦的B707在中国新疆坠毁，中国派人测绘，于是Y10很象B707，甚至还使用了B707残骸上的零件，连发动机都是用B707的。就算如此吧，相比之下ARJ应该有更好的条件。在开放的中国，天上有万国牌飞机在飞，都可以仿制测绘。如果说完整的飞机很多地方不好测绘，在中国摔掉的波音空客也不少。中国还曾经通过来图来样来料生产过美国的麦道飞机。于是ARJ长得很象麦道。但据说美国的供应商不提供发动机数据ARJ就不能飞。Y10虽然使用了B707的发动机，却不能指望美国提供数据，但还是飞起来了。

类似的事例发生在方方面面。除去自己下马的项目，自己想干的也干不成。我们渴望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为此打开国门，与外资合资独资，以市场换技术，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开*。但实际结果是市场换出去了，技术却没有得到。这是为什么? 这里的讨论依然抛开政策层面，而只讨论自然界限。

在IT革命前，技术的载体是有形的实物。既然是实物就可以测绘，只要不是太笨，肯花工夫，就可以把原理琢磨逆推出来，然后自己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制造出来。虽然测绘有误差，自己的材料，工艺和元件与原来有差距，做出来的东西与原来有差别，但可以通过吃透原理自己调整相关参数，自己改进。于是交白卷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都可以把Y10制造出来。美国不提供发动机参数怎么办，发动机摆在那里，通过测绘试验可以逆推出来，或者干脆把发动机也仿制出来了，并装在B707上试飞了。

IT革命后，虽然依然有有形的实物可以测绘，但测绘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并不包含原理算法，它们都被封装在电脑软件里了。我们可以买到发动机，但如果发动机里的电脑接口不提供，就无法使用。即便提供了电脑接口，想仿制发动机也是不可能，因为发动机的控制参数算法都在电脑里，除非仿制的发动机与原来的发动机一模一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原厂也办不到。即便能够如此，还要求电脑及电脑软件是没有加密可以复制的。。。

于是，由于IT革命，即便改*开*后购买了大量实物近在眼前，但技术实际远在天边。而过去，虽然实物可能远在天边，需要远赴新疆的戈壁荒滩，但技术其实近在眼前。于是，现在即便是满街的院士教授专家博士硕士也没有办法要ARJ飞起来。实际从开始的规划，ARJ就是个壳，因为壳可以测绘仿制，里面的发动机，飞行控制，液压等等电脑控制的子系统都需要全球采购。美其名曰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最优配置资源，实际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闭关锁国时代的中国技术引进，比如50年代的从苏联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程，70年代初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化肥纤维钢铁等生产线，由于当时没有电脑这种无形的技术载体，技术提供方都需要手把手教中国人如何做，导致了技术泄露，使中国人能够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很快掌握并复制了这些现代生产技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了种种出口限制。中国一直想购买B707而不可得，只能去抄残骸，从残骸中获得灵感。IT时代，技术天然封闭，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大部分取消了，因为不再需要，中国才可能改*开*，但开放的中国再也不可能引进技术了。这也使得跨国公司敢于大规模向中国投资，不用担心技术泄露了。

IT革命之前，技术开放，只要有心就可以自己对设备改造升级，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甚至用几十年还不落后于时代，即节约费用又是对自己的锻炼提高。于是外观上看起来技术进步不快，实际自己的技术进步神速。而IT时代技术非常封闭，外表看起来技术更新很快，隔三差五就版本升级，1.0，2.0......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技术进步，而是变着法圈钱，每一次升级就圈一次钱。由于封闭信息不对称，用上了就被套牢了，只能伸出脖子挨宰了。Wintel联盟狼狈为奸每一次升级，都导致用户一次大放血。作为个人用户，实在跟不上了，可以选择不跟，无非就是慢一点，忍一忍就过去了。于是我还在用6年前的电脑，还用WindowsXP，用Windows2K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对于生产设备，微小的速度和质量差异就可能导致市场竞争的生死存亡，于是不得不跟。可以想象一下ARJ飞不起来的背后剧本，开始可能以优惠价格购买了发动机并附带了接口数据。但现在因为种种原因，版本升级了，需要另外交一笔钱，反正被套牢了。相比较而言，自主创新的CRH列车就很有远见，自己做是不行的，干脆整车购买重新刷油漆，能很快投入使用，创造GDP。但是，自主创新的CRH半路抛锚，需要外国人不远万里来修。一样也跑不掉!

不能仿制，难道就不能甩开参照自主研制吗? 先不说这么做政治上不正确，闭门造车，拒绝外国的先进技术等等大帽子接踵而来。而是现实中的界线突破不了。IT时代，虽然使社会中层陷落沦为底层，带来了管理上的便利和革命，甚至可以监督到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极大降低了管理成本，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电脑成为了技术的载体，却很难对技术开发的难度风险工期进度投资等等进行监督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者相对成为强势群体。可以想象一下看医生的场景，自己完全不懂，具体是什么病怎么检查怎么治疗费用多少，完全凭医生的良心。在这个良心不古的时代，医生首先问的不是你哪里不舒服，而是你有多少钱。那还不被医生宰啊，无论你是多么强势的财主，君不见医院开出了50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吗。

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资方往往是技术出身，有很长的技术历史，自然对技术内在的规律有认识，对技术者有一定的控制和管理能力。此外，由于传统文化，美国有基督教伦理带来的信托责任，日本有武士道精神带来的\"忠诚\"，资方可以比较放心对技术项目投资，而不担心被骗。但传统并不一定能抵抗IT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日本的技术杂志《Design Wave》登载了这么一幅漫画， 描述了所谓的现代管理， 题目叫《敌对的买收》。上司和经营阵很关心有能的技术者，一起吃饭，席间上司问技术者，有没有女朋友，回答是还没有，那么我的女儿怎么样?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收买了，成为自己人。

而中国的资方，要么是巧取豪夺MBO而来，要么是经营血汗工厂，对技术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对技术的驾驭能力。中国没有基督教和武士道的传统，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投资吗? 招为女婿也算一招，但是中国的现实是即便是亲儿子在关键时刻都可能先跑，还能指望女婿?!

于是我们很少能看到中国的资方投资技术，即便投资，多数也是失败被骗了。而且这种被骗还没有地方诉说。过去，我的投资变成的厂房设备，即便失败，那些东西还在，还可以通过法律收回。IT时代就不一样了，投资的结果就是几台不值钱的破电脑，爱要拿去好了。这种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比较大的，比如TCL收购法国的彩电和手机，以为能买到技术，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

如果再广义一点，其实经营企业本身也是高技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经营，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即便企业是巧取豪夺是血汗工厂。作为创业者，他是有能力驾驭手下的经理人，成就了他的事业。但是，他会老去，可能犯晚年错误跟不上时代，而且一定会死去。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甚至自己还能够驾驭那些经理人吗? 自己是在商场这个战场中枪林弹雨中拼出来的，阅人无数，了解人性。但儿子呢，锦衣玉食，温室里长大，显然不具备那种能力和魄力。企业传给儿子还不是象冰棍一样化了。古语有云\"富不过三代\"是长期经验的总结。国家财产都能够被合法MBO掉，自己的企业更能够被MBO了。企业放在自己手里迟早会化了，那还不如趁早变现走人。比如汇源果汁就被卖了，这是非常好的结果，更多的企业想被外国人高价买收而不可得。

中国改*开*已经30年了，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新阶层正好处于新老交替阶段。老子们发现，儿子们显然是阿斗不具备守业的能力。学刘备白帝城托孤，但诸葛亮不常有，多的是司马昭之心。就算有诸葛亮，底下的人都是不省油的灯，必须事必恭亲，那还不给累死，迟早还得完完。再说了，之所以有诸葛亮，是因为自己是皇叔有大义名份，诸葛亮才大义。否则，你曹家能MBO，我司马家也能MBO。相对而言，兼并经营土地则是不需要动脑的，不需要技术的，只要囤着吃租就可以了，土地天然垄断收益稳定。即便是经营房地产也需要技术，就说自家装修吧，稍微照应不到就会偷工减料，何况是盖房子。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土地私有化势不可挡。土地私有化说明了中国的资方已经对产业升级，甚至对产业经营也完全断了念头。至于说土地流转集中能提高农业生产力，那是不可能的。农业其实也是高技术，如何水利灌溉，如何耕种收获，如何施肥培育种子，除非自己是行家里手，那还不给人骗了。于是历史上的地主从来都是出租土地吃阻，是按资分配的典范。这体现了古代中国是经典资本主义。地主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集约经营土地。

从技术者角度看，说技术者是强势群体那是天大的冤枉。这年头什么都要钱，房子老婆孩子，教育医疗养老。什么都要靠自己，女人不可靠，男人不可靠，组织不可靠，老板就更不可靠了。这个宣扬普适价值的社会没有爱，爱的范围不会超过血缘。一个30多岁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看病还在奥运赛场上拼命，让国人感动不已，说明这种血缘之爱在现实中已经大打了折扣。中国有儿子抛弃母亲而先跑践行普适价值。他践行普适价值成了烈士，却没有看到同样信仰普适价值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早几年，有位笔名叫西郭先生的大学经济学教授，为新阶层鼓与呼，后来得重病却无钱医治，新阶层也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在这个冷冰冰金钱的社会里，技术者实际孤苦零丁。在IT时代，知识更新迅速，自己很快会跟不上时代，吃的是青春饭，形同小姐。看看自己的身边，人老珠黄扫没有利用价值被地出门的有之，过劳死的有之，自杀的有之。这些苦还没有地方诉。比较一下反右文革迫害知识分子，所谓的受迫害还管饭，还补发工资，还是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即便是迫害致死或自杀，那也青史留名，那是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英雄，名字时不时被人传诵。今天的我们呢，为的只是自己的一日三餐，没有大义名份自然不会惊天地泣鬼神，挣不到只能怪自己无能。你可知道最近一个过劳死或者跳楼自杀的程序员或大学生姓氏名谁? 无人知晓，也没有人想知道，这种事太多了，早麻木了，只是祈祷自己不要沦落到这般田地。

在这样的社会中，那还不是能捞则捞，没有人对国家负责，更没有人为老板负责，自己做老板才是正道。于是，即便是中国国立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遍地都是老板，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作坊是常态，很难完成10人年以上的科技项目的开发。直接的后果是中国丧失了工程能力，于是即便是科学的春天，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老板了，但30年来却拿不出可以称颂的成果。于是我们看到，四川大地震时需要租用俄罗斯的MI26直升机救灾，自己的东海油气田需要与日本合作开采。所有的对外谈判都以自己腿软让步收场，实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改*开*的成果会毁于一旦，引进的所谓先进技术顷刻间会变为废铁。相比之下，GDP只有中国几分之一的俄罗斯就敢爱敢恨，老子就敢打了，WTO没有好处老子就不参加了，于是西方反而求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有技术经济能自立，中国则不能。

如果说技术者对国家多少还有点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私人老板就完全没有感情了，那还不直接痛宰啊。于是我们能够在媒体上看到新阶层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鼓吹瓜分最后的国有产业，但就是没有鼓吹瓜分民营化北大清华等科研机构。新阶层清楚，那些机构里都是一群豺狼虎豹，完全监督控制不了，惹不起的。

改*开*，导入市场经济，人与人之间完全用金钱联系，使新阶层与技术者，技术者与技术者，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界限，完全缺乏相互信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断绝了中国产生任何产业升级，技术自立的可能性。如果考察更长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秦以后实际已经实行了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产生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中国刚从封建进入市场经济时，还处于青铜时代，手工业技术还不足以产生近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完全出现的宋代，中国已经具备了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但此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的文化。人与人之间几乎完全是金钱关系，即便是动物都具备的血缘关系都很淡薄了，所谓\"穷在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阿Q想姓赵都没有资格，因为没钱。

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需要人不计结果的付出，需要人的相互协作，需要的是传承，而不是交换。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风险投入进度结果无法估计，需要一步步积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可以10年寒窗考取功名。因为风险收益可以计算，而不可能花10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自然。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是传儿不传女，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如果有比较效益更高的行业，会毫不犹豫转行。发了财最后都是以买田置地告终，于是中国很少有世家，技术没有继承性。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中国新阶层非常相似。欧美日本的市场经济历史很短，在19世纪才进入市场经济，有强大的基督教和武士道的传统，人可以研究自然，人可以相互信任合作，于是它们能现代化。我们迫切想现代化，并不惜与国际接轨，在不断的抛弃传统创新过程中，突然发现我们回到了古代中国。如果重读《水浒传》《红楼梦》，就会发现，如果除去近代科技带来的变化，里面描述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现代中国市场经济一模一样。

其实预测在界限约束下的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就一目了然了。

五. 界限下的繁荣

中国近代失败，自己文化的主导权丧失了，很多概念都是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规定成什么就是什么了。比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其实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就是经济的主体活动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模式，这与是农业经济还是大机器生产没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市场经济。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土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都主要依靠市场交换的经济体。西方人也就是十九世纪开始才进入这个阶段，西方的进入这个阶段的原因在于基于市场交换的大机器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了农业，市场经济才占据主体。

因此，要认清当今世界经济在自然界限约束下究竟会发生什么，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还只能从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和认识中得到启发。因为模式的内容可以发生变化，但模式本身的规则往往不变化。

由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始终被自然界限约束。中国古代市场经济主要是这样几个要素组成：生产资料——土地；产品——农副产品；市场进入者——小农和地主（往往兼商人）。产品是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互相交换的，土地也是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换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疆土的土，不是耕地的土）。中国在任何王朝中前期都是以小农经济，也就是中农和下中农为主的经济。财产权和所有权清晰的很，远不是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整个交换活动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与现在没什么两样。

王朝初期，由于刚从战乱恢复，这个时期是：地价低，粮价高。因为社会动荡，投资土地不仅风险大，而且动乱本身也使农业生产收到破坏，谁有粮食谁活命。同时人口少，土地相对还广阔无边。比如宋朝初年粮价大约每担（约118斤）600文左右，地价约1-2两银子（1000文）1亩。小农经济虽然是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但又是一种最不稳定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同时生产同样的东西并且同时卖，四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市场竞争极度激烈。家庭经济很单薄，随便一个天灾人祸，再配合上高利贷（中国历史上借贷利息一直很高，基本在年息25%以上，因为王安石的青苗法政府农业贷款利息还有这么高），所以破产并卖掉耕地的情况频繁发生。同时小农又视土地为根本，只要有点钱第一选择就是买地。因此土地交易会频繁发生。在这个时期，地主和商人买地主要是为了通过收取地租取得投资回报。中国古代大约1亩地产1担多一点（59公斤）粮食（到解放初期，我国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就70公斤左右）。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自然界限。如果投资2两银子买地，收价值300文的谷物地租（按600文1担，四六或五五分成），年投资回报率15%，还是合算的。

土地是毕竟有限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大自然的土地供给会达到限度，生产力达到了自然的界限。任何有限资源都具备炒作功能，价格都是在逐渐上升的。因此我们会看到，王朝初年土地价格在1-2两一亩，会在中期很快达到20两左右一亩。而粮食是再生资源，供给能力影响价格，价格虽然也涨，但大约在700文左右1担。这个时候地主商人以吃地租为目的投资土地就有些不合算了。因为还按五五分成，即使粮食单产提高点，也无非能收400文钱，投资回报率就只有2%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地主在买卖土地呢？因为地价总是持续在涨，王朝后期能涨到50两，甚至100两一亩。涨到50两1亩，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8%，涨到100两1亩，只有0。5%。在资金利息达到25%以上时投资土地，不是傻瓜吗？地主就是资本家，他们怎么会傻？他们是把土地当作股票、期货等赌具来赌博了。由于中国自然灾害频繁程度和灾害程度世界第一（联合国统计近50年世界50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占了26个），因此小农破产卖地和丰年买地很频繁，换句话说“短线”有波动。土地作为有限资源长期一定涨，也即是说是长线投资好东西。因此，中国才有“千年田换八百主”的频繁土地交易活动。地主商人（一般还都兼高利贷者）是把土地这种重要生产资料作为赌具来玩，从中赚钱，才造成地价不断上升，超出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本身的投资品了。

这样看来，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或者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活动的内容将变成以赌博为主，也就是进入一个赌博经济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市场经济的最后阶段，因为发展下去，这个社会只有崩溃。炒卖土地并不是论月的，是论年甚至几年才一个轮回的。虽然大商人地主通过炒卖土地赚钱，但随着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投资收益逐步降低，必然驱使地主提高地租。这就是为什么王朝初年地租远比王朝中后期低的主要原因。假定一个4口之家的自耕农本来耕种10亩地可以吃饱（每亩养活0.4个人）——。如果失去土地去租一个四六分成的土地（地主四），大约需要租用15亩地可以吃个半饱（每亩养活0.27个人）。如果地租改为五五分成，不租种16、7亩就不能活了（每亩地养活0.2个人），可到了倒四六，就要租种20亩地才能活。狠的还有三七分呢！

资本是不断增殖的，而生产力却有自然的界限。中国古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是按资分配，在有限的空间里按资分配，于是人的所得越来越少。但是人口还在自然增长，每亩实际能养活的农民却越来越少，大量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自由了，可以到城市打工了，经济空前繁荣。地主按资分配得到地租，地租并不会消失，地主也不可能吃掉那么多地租，这些地租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了市场上。包二奶，看家护院的保安业，繁荣娼盛的服务业，春风十里杨州路。大兴土木带动手工业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空前发展，政府的税收暴涨。《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这繁荣的盛世，但却是在北宋灭亡前不久完成的。后来的民族英雄岳飞就出生在这个年代。他家本来还算家道殷实的自耕农，后沦为佃农，再后来成为保安，再后来就吃粮当兵了。正好符合了这市场经济运行的轨迹，先是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入第三产业，再然后是摆脱束缚的农民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他失业了失去了生活来源。

有意思的是，每当这个时候，“信用危机”就成为催化剂。当年农民忍受地主商人的盘剥没有造反，因为他们信任皇帝，信任官府，而且官府、皇帝、文人都在骂奸商和兼并者，他们把怨恨都对着制造自然灾害的老天或者命。而政府也确实做了利国利民的实事，把这些流民召集起来当兵。政府大兴土木，搞花石纲，搞赤字财政又何尝不是刺激经济拉动经济促进就业的措施呢。但到了很多人没办法活的时候，他们发现皇帝并不保护他们。皇帝、官府、文人都没了信用。信用体系一崩溃，世界就乱了。繁荣的大宋在北方的冲击下顷刻土崩瓦解，岳飞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了这么句话\"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 但这是不可能的，爱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普世人性，不可能要求当官的不具备人性。怕死更是如此了，有钱没命享也是白搭，金军还没有打过来就先跑了。当我们讴歌范跑跑践行普世价值的时候，可曾想到过大约1000年前，普世价值就已经深入人心了，正是这普世价值直接导致了国破家亡。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明末，发生在清末，发生在民国。当代中国又重新走上市场经济光辉大道，又讴歌普世价值就不奇怪了。

如果把现代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房奴替换上面的农民，实际就是现代的描述。如果土地私有化了，演变的样子就会完全一样了。人们受现实的资本压迫，于是对新政充满了幻想，赞颂学者的良心，跟历史上也一模一样。但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现在良心的光环已经不在了，对新政也没有期望了。繁荣的背后可以感觉到火山在积蓄能量。

这是市场经济跳不出的周期率。每一次动荡，固然导致人口和生产力极大破坏，但破坏更严重的却是资本，资本被重新清盘了，社会才得以开始新的景气循环。王朝之初生产力有发展空间又开始新的盛世。资本有天然的扩张趋势，每年增长百分之多少。但现实的生产力却有自然的界限，不可能这么无限制的增长。生产力发展遇到了极限，资本在有限的空间里却无限增殖，压迫人的生存空间。于是由盛转衰，革命重新洗牌白茫茫一片干净，再开始新一轮的资本增殖。这就是中国历史独特的周期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19世纪西方进入市场经济后，也出现了相似的周期率。区别是出现了工业革命，可以比较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而没有发生很大的国内革命。先是瓜分殖民地，瓜分完毕后遇到边界了就用战争突破边界。战争促进了科技突飞猛进，科技扩张了生产力的自然界限，资本在新的界限下继续扩张。科技停滞了资本遇到边界了再发动新的战争，开始新一轮扩张循环。但是，现在的生产力已经遇到地球的边界了，强大的武器威慑下，大规模战争成了不可能，新的科技在可以遇见的未来不会有什么突破，突破不了现有的物质和能量的界限。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石油，粮食，环境的界限了。有了界限，正好便于资本炒做增殖，谁也不会炒做无限供给的阳光。世界范围的石油粮食暴涨，原来可以无限排放的环境，都开始炒卖CO2的排放权了。基础生产已经不可能再增长了，即使有很大的需求，而资本还在扩张，那只有重新分配了，资本把很多人压到生存线之下，那只有爆发了。于是很多国家出现了抢米骚乱，中国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暴动，发达国家比如日本还发生了大罢工。

我们往往指责古人重农轻商，抑制兼并，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这实际是古人长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积累的智慧。“重农轻商，抑制兼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发展生产，节制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推迟生产力边界的到来，在生产力的界限下延长市场经济的崩溃周期，使一个王朝可以延续2-3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的中国完全抛弃了古人的智慧，政府放手推动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保架护航，以至于达到了可以藐视美国日本市场经济的高度，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的最好制度(张五常语)。但这只是资本增殖的最好制度，于是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30年的奇迹。但作为生产力根本的人口和技术，这30年交了白卷，完全吃过去的老本。吃老本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自然界限早于全球提前到来。没有人口和技术，中国也就没有可能在全球的界限下占有更多的份额，在越来越少的空间里资本还无限增殖，只能使中国爆发得更惨烈。中国经济实际几年前就遇到了自然界限，房地产高涨就是这遇到边界的表征。资本在几乎所有的行业里发展到界限了，于是到房地产里豪赌。现在房地产也到了界限，土地私有化迫在眉睫，因为资本需要新的扩张空间。

在这种最好的制度驱动下中国崩溃会异常迅速。

六. 中国的出路——重建信用

现在谈论宏观政策调整实际已经为时已晚，人口和技术，并由此带来的水利、资源、环境等发展自然界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相对好解决的人口问题，至少也需要20年时间。眼前能够做的就只有节制资本。或者，现在提出要调整宏观政策，会引人发笑。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还可以再高速增长30年，需要坚持不动摇，进一步放纵资本。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将来的评价，可以用冰火两重天形容，好得很和糟得很，就看屁股坐哪了。对中国经济现状没有共识，就谈不上什么宏观政策调整了。

即使在节制资本上取得了共识，中国还没有力量进行宏观政策调整。古代中国，皇帝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政策的结果负责，有权杀大臣的头，或者给大臣平反昭雪，终止或推行某项政策。当然，他是否有胆识和能力另说。现在俄罗斯的普京可以灭寡头，甚至追杀到国外，重要行业重新国有化，退出WTO谈判，因为他有民意的授权。中国则是集体领导，或者说是党内民主。在这种利益相关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自己节制自己的，只能按照原来的惯性前行。

知道是说也白说，但还是说一下应该如何调整宏观政策。这里实际也不谈应该具体实行什么宏观政策，先来看看一个网络投票。

凤凰网投票结果：

对胡星斗等14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将12月18日确立为“改*开*纪念日”，你如何看待？ 总票数（12655）

选　项 比　例 票　数
1） 反对，这种做法有点哗众取宠 73.5% 9307
2） 同意，改*开*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 26.5% 3348

请记住，这里是73.5%比26.5%，质疑的是绝对多数。

以至于力图捍卫改*开*的胡星斗不得不评论说：中国人民进入了“反改*开*”时代。

虽然投票的样本不多，但鉴于凤凰网的一贯立场，却很能给人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先不问改*开*是否正确，而是现实中的人们普遍有受骗的感觉。原先的承诺与后来的结果大相径庭。在普通人的眼里，这场改革怎么看都是一次厚黑学实践。引起普遍反感就不奇怪了。政府无信，什么政策都会推行不了，以至于要\"杀开一条血路\"。

坚持改革不动摇也好，暂停改革先争论也好，或者向后转开倒车也好，甚至即使真的不幸遭遇了经济危机，需要人民同舟共济共度难关。首先要做的宏观政策调整是政府要重建信用。当年商殃变法之前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信于民。改革之初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当时的人民无限相信政府。听到官员学者在文革中受迫害，人民伤心落泪，于是有了不朽的伤痕文学。因为人民爱政府，自然也爱政府的成员。但现在呢，出现了这样的民谣\"挨个枪毙......\"

重建信用有很简单易于操作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市场经济历史源远流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还是看看古人的智慧吧。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前有强敌，后方又粮草不济，只有克扣军粮。于是，军心浮动，怨声载道。在这危急关头，曹操借运粮官的人头示众，重新建立信用，稳定军心。现在改革的处境与曹操一模一样，前有强敌(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强敌到底是谁)，年年都是改革的攻关年，但久攻不克。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人民普遍有被剥夺感，怨声载道。不管是因为改革的失误，还是因为象曹操一样迫不得已，剥夺人民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总之要有人头承担责任。

如果此时的曹操不借人头承担责任，而是对士兵们说后退没有出路，或者忆苦思甜想想你们当兵前没有饭吃，现在有吃的就不错了，恐怕官渡之战的历史就会改写了。什么叫后退没有出路?! 现在早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我们之间人格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我们不是你的家臣食客，到哪还不一样吃粮当兵。这不，我们已经写好了投降袁绍的文书了。不就是你曹操一个人不能后退，不能投降吗。

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曹操不能后退不能投降，他的身家性命与官渡之战的结果紧密相连，于是他才能想到借人头并有魄力付诸实施。现在中国改革，则没有了曹操。谁都可以跑，谁都可以投降。发现苗头不对，揣上外国护照，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跑了先。老婆孩子早就在海外了。于是回过头去可以发现所有的改革都是轻佻不负责任的，教育医疗住房计划生育这些大的改革就不说了，就是小的什么禁放烟花爆竹，夏令时等等都是一时拍脑袋，事后没有人承担责任。

出了问题就说是体制问题，都30年了还体制问题？！体制里面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说体制责任就是撇清具体人的责任。如果什么具体的人有责任，那就是毛泽东，一个已经作古32年的死人。所有的活人都没有卵子，不敢承担责任，我死后哪管洪水淘天。这样的改革，大概和历史上太监当政时代可以比拟，因为太监不用承担责任，也不用担心遭报应。但古代中国最终还有个皇帝承担责任，崇祯不是上吊死了吗。现在的中国谁承担责任呢？！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传来了三鹿奶粉的婴儿肾结石事件，再就是中国奶粉行业全军覆没。这样的事件让人震惊，但并不意外。就在这奶粉事件爆发的早几天，日本则爆发了工业用米当作食用米转卖事件，涉及数百家企业学校和养老院，资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敢上绞刑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情况却是上上下下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到奶农的身上。三鹿的职工奶农及其家属会有数十万人，为了他们的前途和三鹿将来的重建，经营阵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谢罪，承担责任自裁。整个行业沦陷，应该有主管官员出来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