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政治经济学

--大宗师

我以前提过一个“社会统计学”的概念，现在斗胆再提一个新概念叫做“成本政治经济学（Cost Political Economy）”，这是一个研究、测算一个政治制度、体系内社会活动、运行宏观和微观的成本的学问，由此成本，可以衡量一个政治制度、体系的效率、发达程度、文明水平，并可以发现现行制度、体系内可能存在的问题。

显而易见，一个政治制度、体系内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是由这个体系的制度、规则决定的，受这个政治制度、体系的财富总量和财富分配制约，反应出这个体系的制度、规则的效率、发达程度和文明水平。如果一个政治制度、体系内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高，则这个政治制度、体系的财富总量和成员财富分配也一定也要高才行，否则这个政治制度、体系的财富总量和财富分配就无法支撑这个社会活动、运行的高成本。当这个情况出现时，要么改变制度、规则以降低这个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要么改变财富分配使绝大部分成员能够负担起这个成本，其前提是财富总量充分。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就意味着不断提高满足全社会成员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其需要的范畴和满足程度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扩大和提高的。奴隶社会时，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奴隶，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其他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只有奴隶主才有资格谈，其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极低。现代化社会里，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中产阶级，就远不是仅仅生存的问题了，还要生活得舒适，越来越舒适，而且还要有尊严，越来越有更多的尊严。这舒适和尊严都不是免费的，都是要付成本的，有的成本还相当高，自然的，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就要远远高于奴隶社会的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成员自然就会要求改变现有制度、规则，增加社会财富的分享，就会自然的要求过得更舒适，更有尊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的提高本身就反应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但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和这个政治制度、体系的财富总量，和其成员财富分配量的比例一定要合理，要能保证这个社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如果这个比例使得这个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那么其制度、规则就需要改变以将这个比例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内来。

西方发达国家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享有相当舒适的生活，有相当高的尊严，居住在清新、洁净、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住大房子，开豪华车，吃全世界各地的卫生的食品，喝全世界各地的健康的饮料，有良好的高标准、高规范、高规格的教育、医疗、社保、体育和公共设施；当与任何个人、团体甚至政府机构发生利益纠纷时，都可以打官司，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赢了就得到百万记的赔偿；即使残疾人甚至罪犯都一样活得有尊严，到处都有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设施，监狱如同宾馆，没有死刑，即使有也要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被实施“安乐死”，死之前都得由国家养着，而且还得活得够标准，这成本可不低啊！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新生的共和国刚刚从反侵略战争和内战的废墟中站立起来，百废待兴，可是当时国家没有钱，但建立工业化体系需要大笔的投资，于是乎当时的制度和规则就是在保障基本生活并且使新社会有足够吸引力的前提下，尽量压低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当时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城市居民三代同堂住一小间单位分配的房子，采取低物价、低工资，生活物资十分有限还要凭票供应；提供免费的有限的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在广大农村推广实惠廉价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扁平式的社会管理模式，民事纠纷交由单位处理，刑事案件则从重从快处理，罪犯没有任何人权。这种制度和规则到改革开放时，国家已经集聚了相当的财富，当时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改变制度和规则，尤其是财富分配，使一部分国家财富流向个人，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水平，这自然就提高了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反应了社会的进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财富有了更进一步的积累，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就要研究一下这高额的社会活动、运行成本，和现在的财富总量，和社会成员财富分配量的比例是否合理，能否保证我们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让我们来看看这高额的社会活动、运行成本的组成：一般社会成员现在既要负担高昂的房价、医疗、教育、养老保险，尤其是还要负担高昂的“腐化”成本，比如行贿、送礼等。一个来自国内原先比较保守的省市的朋友告诉我，他昨天给国内原单位的同事打电话，谈到原来单位同事们的人事情况，那个同事讲现在干部升迁，处长的职位没给上面送二十万，上面考虑都不考虑，现在是明码实价，完全公开，二十万不算多，一年不到就全都捞回来了。处长是个最小的破官，按国内官本位的说法，地方的县长和军队的团长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局长相当，一个局长、县长手下平均怎么也有10个处长，一个厅长、市长手下平均怎么也有10个局长，一个部长、省长手下平均怎么也有10个厅长。全国有差不多2000个县，1000个市，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8个部委，再加上几百万军队、武警内的三三制的军官系统，保守的估计怎么也得有30万个处长，3万个局长，3千个厅长，省长级就不止3百了，一千都有。处长要二十万，局长怎么也要50万，厅长没一百万没门儿，省长就得几百万了吧，这样的话，要做这些官怎么也要800亿。这些人一旦作了官，这么大的投资一定要加倍捞回来呀，最终几千亿的成本就要由老百姓来摊了，这仅仅是社会成员负担的“腐化”成本的一部分。以目前的财富分配结构，不到20%的人群掌握着差不多80%的社会财富，大多数人负担这些成本非常吃力，他们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舒适和尊严的满足程度，也就是说这种高成本，没有体现出社会的进步，没有反应出社会应该有的效率，而且长此以往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将难以为继。如此说来这高额的社会活动、运行成本，和现在的财富总量，和社会成员财富分配量的比例就不太合理，那么现行的制度、规则就需要改变以将这个比例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内来。怎么调整？前面讲过：要么改变制度、规则以降低这个社会活动、运行的成本，要么改变财富分配使绝大部分成员能够负担起这个成本，当然还有就是双管齐下，每个方法都使用一些，meet at mid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