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麗寧

葉麗寧是1987年從北大法律系本科畢業的，被選留到黨委研究室工作，她是東北人，家是吉林市的。剛開始同事的時候我感覺她還是比較本分的，也沒有表現出很會來事的一面。葉麗寧上班後不久黨委辦公室、研究室被分配了一個去通州支教的名額，為期一年，當時那裡的條件很艱苦，我自己也不願意去，不知道是不是葉麗寧主動要求的，最後是派她去了。支教結束後葉麗寧又懷了孕，有一段時間為了保胎沒有上班，她大學畢業不久就結婚了，丈夫是清華大學的，印象里是她的中學同學。葉麗寧還和我們說過大學期間她光顧着戀愛了，沒顧上好好學習。

葉麗寧結婚的時候條件非常簡陋，她在校內27樓和別人合住一間10平方米的宿舍，結婚時曾在宿舍請我們幾個同事吃過飯。由於房間太小，只能在兩張單人床中間擺一張桌子，我們側着身子才能坐進去。當時北大的教職工，特別是青年教職工的住房條件普遍很差，我剛上班時是6個人住一間宿舍，感覺和上學時沒多大區別，只是房間稍大一些，兩年後才調整為3人一間。記得我們的月工資大概還不到100元，有一次葉麗寧花500元買了一個收錄機，跟我說她興奮的一晚上都在聽。不過葉麗寧多少還是顯示了一些不同之處，她和研究室、辦公室的領導們關係都比較好，能主動為他們做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甚至她的父母也會參與進來。

1989年政治風波期間，葉麗寧可能是快臨產了，我印象中那段時間她基本上沒有上班。政治風波之後我們經常進行政治學習和思想整頓，葉麗寧也參與了。當時正是我、金小鵬等青年人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分歧較大，正在受到批評教育，倍感壓力，同時也是和趙亨利之間矛盾最尖銳的時期。雖然我們承認自己年輕，容易上當受騙，但對趙亨利藉機整人的做法也很反感，經常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較量。葉麗寧畢竟是青年人，政治風波前後我覺得她思想傾向上和我們比較一致，應該會比較同情我們，但她的表現卻讓我大為吃驚。在一次會上，我、金小鵬、趙亨利等人都做了發言，而且有明顯的對立情緒。葉麗寧也說了話，她沒有針對我們，而是高度評價了趙亨利等辦公室、研究室的領導，當她說到領導們對我們實在是太好了時，突然激動了起來，竟然淚流滿面、哽咽失聲了。我確實沒有想到她會這樣講話，會場上的氣氛一直很緊張，我和金小鵬等人正在飽受壓力，她卻說領導們對“我們”實在太好了，我們只能在吃驚之餘哭笑不得。

葉麗寧確實沒有指責我們，她只是適時地站到了趙亨利等人的陣營中，她的“效忠”姿態也得到了趙亨利的高度認可。雖然後來趙亨利並不滿意葉麗寧離開研究室，另擇高枝，但等葉麗寧成了北大的風雲人物，趙亨利也頗為自得，並認為這個人才是他首先發現培養的。而且在葉麗寧離開資源集團但尚未受到通緝之前，我有一次見到趙亨利，他還很為葉麗寧擔憂，說葉麗寧的事最後也沒有個說法，她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我只好說葉麗寧掙的錢恐怕幾輩子都花不完，還用得着我們操心。

1992年任彥申提出拆掉北大南牆搞商業開發，為此成立了北大資源公司，後來發展為資源集團。此前葉麗寧曾和我說過呆在研究室沒意思，想出去干點事情。我當時對前途十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還對她潑冷水說有什麼好干的，混日子罷了。但是葉麗寧有自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後，她主動要求去搞房地產開發。資源公司一成立，葉麗寧就擔任了副總經理，從此開始了她在北大的風光歲月。幾年之後，葉麗寧又當上了資源集團的總裁，更是成為了北大炙手可熱的人物。從資源公司到資源集團，葉麗寧才算是如魚得水，趙亨利對她的欣賞無關緊要了，她已經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廣闊的舞台。記得南街資源樓建成不久，葉麗寧請我們幾個以前的同事去吃飯、唱歌。我們正唱歌的時候，看到已經擔任黨委書記的任彥申也來了，他是來找葉麗寧的，要親自修改資源公司的一份報告。資源公司是任彥申一手建立起來的，他對公司的事情經常親力親為，不過他以北大頭號人物之尊專門來公司修改文稿，還是讓我多少感到一點意外。

葉麗寧能夠在資源公司平步青雲，最主要的依靠無疑就是任彥申了。關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坊間有很多說法，甚至說他們有特殊關係，鄒恆甫微博事件中還堅持這種說法。對此我沒有任何根據，不能妄加揣測。葉麗寧本人倒是沒有什麼姿色，剛到資源公司時穿着打扮還比較土氣，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條適合年輕女孩子穿的裙子，就開玩笑說她打扮的像個少女。不過隨着經濟實力的提高，後來我再見她時衣着高級了，臉部也明顯修飾過了。雖然有關葉麗寧和任彥申的傳聞有些捕風捉影，但是他們之間存在深層的利益關係，形成為一種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應該是不會有疑義的，可以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葉麗寧會為任彥申安排許多他不便於出面的事情，提供許多正常途徑不便於享受的待遇；任彥申則會完全信任、支持葉麗寧，就是她出了問題，任彥申也一定會全力施救，確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損害和追究。當然葉麗寧背後的靠山並非只有任彥申，以她這方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內外多位權勢人物都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任彥申調到江蘇後不久，我就聽說葉麗寧拜了許智宏為“乾爹”，是真是假、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我不敢確定。但是如果說葉麗寧和許智宏之間不存在任何利益關係，我同樣也是不會相信的。

葉麗寧成了大紅人之後我就很少再見過她，只是偶爾會聽到一些關於她的傳聞。大概在1990年代後期，有一位同事曾問我知道葉麗寧一年掙多少錢嗎？我當時每月的工資最多1000元左右，就很大膽地估計她可能有幾十萬的年薪吧。但是這位同事告訴我葉麗寧的年薪是180萬，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儘管有一定的心理準備，還是不免為此感到吃驚。不過葉麗寧紅火的日子沒有持續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為捲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有關方面帶走調查過，隨即淡出了北大資源集團。在此前後我參加過一次學校的財務工作會議，聽財務部門負責人說其實資源集團並沒有給北大上繳多少錢，但是用北大的名義貸了不少款。後來我又聽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說葉麗寧發獎金，有一次就給自己發了300萬，這些錢實際上是貸款來的。對有關她的這些傳聞我無法一一證實，但恐怕也是無風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國有資產，葉麗寧和資源集團其他幾個人被海淀檢察院立案偵查，檢方初步核實涉案金額為2000余萬元。不過此前葉麗寧已跑到了國外，司法機關進行了網上通緝。

以我作為同事的眼光，我覺得葉麗寧是一位比較普通的女人，她既沒有出眾的相貌，也沒有過人的才能。以前北大黨委機關選人的標準是比較傳統的，就是有些風情、時尚的女性都不在考慮之列。葉麗寧應該是比較傳統的女人，除了和領導的關係密切一些之外，她在黨委研究室期間並沒有任何突出表現。如果她一直在黨委機關工作，估計至少能做到處級幹部的位置，在家裡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日子會過的平平安安，不會大富大貴，但起碼是富足的。同她後來坐擁巨資、有多處房產、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國外的生活相比，那個住在集體宿舍，買一台500元的收錄機就很滿足的葉麗寧或許幸福感還更強一些。當然葉麗寧是不滿足於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種要一心向上、出人頭地的欲望，這種欲望雖然使她紅極一時，但終於又歸於沉寂，而且是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

不過話說回來，葉麗寧無論是成為風光無限的女總裁還是成為了通緝對象，其根本原因都在於北大的校辦產業管理體制。北大的校辦產業始於1980年代，在當時辦學經費非常緊張的情況下，通過創辦校辦產業增加一些收入，補充辦學經費的不足，確實有一定的合理性。到了任彥申時期，北大的校辦產業進入了鼎盛期，甚至將其作為辦學方向上的重大突破，一時間似乎校辦產業就可以為北大提供豐厚的資金來源。比資源集團影響大得多的方正集團，更是誇口說以後國家給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給多少。但是任彥申離開北大後不久，我聽當時主管財務的常務副校長閔維方在辦公樓禮堂介紹北大的財務狀況，他通報說之前5年北大的資金收入總共是30多個億，其中校辦產業上繳了1個多億。我當場估算了一下，占北大這5年總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辦產業名氣那麼大，銷售收入那麼多，對學校的回報卻極為有限，還占用了學校的不少資源，真可謂是“枉擔了虛名”。以後我沒有再聽到這方面的具體數據，但是校辦產業在北大的總收入中所占份額一直不高則是確定無疑的。

雖然校辦產業給北大的回報十分有限，但卻並不妨礙公司高級管理階層獲得高額的收入，葉麗寧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過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校辦公司和北大的產權關係並不明晰，給北大上繳不上繳？上繳多少？並沒有明確的規則，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討價還價，這樣就存在很大的運作空間。雖然公司給北大上繳的不多，但是他們卻會和校方的權力人物建立密切的關係，公司有獨立的財務，掌握着巨額的資金和大量的資源。在學校正常的體制下，某些權力人物在資金的使用，資源的獲取，個人的享受方面畢竟會受到一些限制，而這些校辦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還可以為某些權力人物的子女、親屬提供安排和幫助。

1990年代中期手機還比較罕見，黨委辦公室曾經有兩部數字模擬手機，我一度使用過其中一部，但我不知道手機費是誰交的，後來才知道是方正公司出的錢。手機費不過是小意思，我知道任彥申、吳樹青都做過方正公司的董事，公司也發給過他們董事費，當然任彥申、吳樹青沒有拿這筆錢，而是用於了某項獎勵或基金。但是我不敢確定這麼多年下來，校辦公司和某些校領導之間沒有形成其他的利益關係。我偶爾就聽到某某領導被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說法，這種“搞定”的含義外人雖不清楚，但當事人都會心知肚明。在北大的某些權力人物和校辦公司之間，已經形成了多種利益共同體，葉麗寧和任彥申不過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對。校辦產業儘管對北大貢獻不多，但確實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了，也讓一部分人享受起來了。

葉麗寧雖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辦產業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依然存在，學校和公司之間依然沒有權利義務方面的明確規則。葉麗寧這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校辦公司的經營者畢竟還是北大的人，他們可能多少還會考慮北大的利益。但是據我了解，目前北大校辦公司管理階層的組成人員更加複雜，利益訴求更加多樣。對於北大的校辦產業而言，產生葉麗寧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葉麗寧應該不會是最後一個被通緝的北大校辦產業負責人。

趙存生 趙亨利

1985年我剛到黨委辦公室時，趙存生和趙亨利都是黨委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起草校黨委的各種報告、文件，主任由俄語系教授陸嘉玉兼任，他一方面要搞業務，另外還在做落實政策方面的工作，不常來研究室。日常工作是由趙存生、趙亨利兩人負責的，王學珍經常稱他們為“研究室二趙”。“二趙”是當時黨委主要的筆桿子，他們年齡相近，工作性質類似，為方便起見，我將兩人的事情放在一起寫。

趙存生是瀋陽人，說話有明顯的東北口音，趙亨利也在東北工作過。因為都在辦公樓201上班，我和“二趙”平時接觸的機會比較多。在我的印象中，趙存生思想上顯得保守、正統一些，為人也比較老實、厚道，性格似乎還有些懦弱，討論問題時如果別人反駁了他的看法，他一般就不再說話了，不過也不會對人有什麼芥蒂；趙亨利頭兩年給我的印象則是思想上比較開明，言論比較大膽開放，經常在討論問題時發表批評性意見。

大約在1987年，趙存生、趙亨利都得到了提拔，趙存生升任為黨委研究室主任，趙亨利則當了黨委辦公室主任併兼任研究室副主任。漸漸地兩個人的差別開始體現出來了：趙存生還是整天起草各種報告、文件，待人處事方面也沒有感覺到明顯的變化；趙亨利雖然當了黨辦主任，但辦公室的事務主要是由老資格的副主任李寶珍管，他基本上還是做研究室文字方面的工作，但畢竟身份不同了，感覺上不像之前那麼隨和了，有些如魯迅說的“一闊臉就變”，時不時會擺出點領導的架子來。

印象中我和趙亨利之間倒沒有什麼直接的矛盾，無非是偶爾板起面孔說我幾句，不過研究室的金小鵬則開始和趙亨利發生了衝突。金小鵬比我早一年到校黨委工作，他雖然只高我一級，但年齡比我大五六歲，他當過兵、參加過工作，有一定社會閱歷，又喜歡讀書，討論各種問題時往往很有見地。趙亨利和金小鵬的關係以前是比較融洽的，趙亨利對金小鵬很欣賞，認為他很有思想，還讓我要好好向他學習；金小鵬對趙亨利也心存感激，金小鵬的妻子在外地，他寒暑假探親時往往晚一些回來，趙存生、趙亨利也都比較寬容。趙亨利剛當上黨辦主任時，金小鵬還和我說過你們有了一個好主任的話，不過隨着趙亨利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

我認為直接的原因是金小鵬那時候畢竟年輕氣盛，思想又比較激進，趙亨利則身份有了變化，討論問題時不像以前那樣放的開了。金小鵬見解比較高，能言善辯，趙亨利爭論不過他，感到傷了面子。研究室的工作本來不需要嚴格坐班，趙亨利有時候就在家裡寫材料，不過金小鵬確實也有些散漫，經常上班時來的比較晚。同以前可以讓金小鵬探親晚歸不同，趙亨利在一次會上十分嚴肅地強調要遵守勞動紀律，當然主要是針對金小鵬的，於是金小鵬也只好一大早就來了。假期里辦公室和研究室的人是一起排值班的，大概就在他們出現矛盾那一年的暑假，本來已經排定好了值班人員，金小鵬卻因為祖父病重趕回江蘇老家，沒有參加值班，後來趙亨利甚至對金小鵬說他祖父的事是編造的。到了下一個假期排班時，我聽到趙亨利有些故意地說：排班時要找靠得住的，別到時候誰的爺爺又死了。趙存生則要厚道些，沒有說什麼話。

1988年北大迎來了90周年校慶，確定5月4日當天在大講堂舉行慶祝大會，雖然總體規模不能和後來的百年校慶相比，但也是相當隆重了。事先我們得知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要在校慶大會上發表一個講話，講話稿由北大提供。於是趙亨利讓辦公室、研究室的幾個年輕人分別起草一篇李鐵映的講話稿。我也認真地進行了思考，以我當時的認識水平，提出北大應該在國家發展中起到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趙亨利看了以後態度挺好，笑着說領導上這樣講可能不太合適，然後把他起草的稿子也讓我看了。我看他寫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套話，諸如“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之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也不好說什麼。

5月4日當天慶祝大會的規格不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胡啟立領銜出席，其他到會的還有北京市長陳希同，以及費孝通、雷潔瓊、王漢斌、周培源等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其他領導、各界名流更是濟濟一堂。慶祝大會氣氛很熱烈，但是李鐵映講話時卻出了問題。李鐵映用的就是趙亨利起草的稿子，當年的北大學生是不大給領導、名人們面子的，他們沒耐心聽那些正確的廢話。於是李鐵映講話時全場噓聲不斷，搞得他很是下不來台，後來一直都對北大耿耿於懷。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也不能說是趙亨利的責任，即使李鐵映的講話是別人起草的或是他親自寫的，估計基本上也還是那些內容。

趙亨利號稱是北大的筆桿子，校黨委許多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筆，他本人也頗有些自負，認為自己雖然是學理科出身的，但人文方面也很強。任彥申曾說過他剛來時領導們討論文稿，感覺趙亨利對他說話很不客氣，後來發現任彥申很會寫文章，態度才變得好起來。不過趙亨利的文章在我看來和他本人有些類似，乾巴巴的，可以說是既無思想又無文采。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雖然趙亨利早已去了出版社，陳佳洱校慶大會上的講話還是找他起草的。這篇講話除了羅列了一些官方口徑的北大歷史之外，就是表達了幾個決心，沒有提出任何有思想、有深度的見解。我聽了之後感到內容實在乾癟，同百年校慶這樣重大的場合實在太不相稱。任彥申大概心思不在這裡，也不好干預陳佳洱的講話內容，事後他也說一聽就知道是趙亨利的口氣，對這篇講話很不滿意。過了若干年，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里聽見趙亨利的夫人對人說，（陳校長講話）誰寫的都不行，後來陳校長找了我們家老趙才寫好的。

不過趙存生、尤其是趙亨利給我的主要印象還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期間形成的。趙存生一向是謹小慎微的，比較聽話，對上面的決策歷來是擁護的，他或許也有一些個人的想法，但不會明顯地表露出來，政治風波期間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言行；趙亨利則不同，最初我以為他的思想比較開明，但是隨着地位的變化，以及和金小鵬之間逐漸產生的矛盾，開始有意識地表現出對官方立場的維護。政治風波開始之後，由於相當一段時期內形勢十分複雜，上面的態度也不明確，辦公室的人，甚至包括幾位黨委領導在內，都會或多或少表達一些看法和憂慮。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趙亨利始終一言不發，不過到了《人民日報》4·26社論發表之後，趙亨利卻馬上表示堅決擁護，而且口氣很堅決、態度很強硬。但是在之後一段形勢不明朗的時候，趙亨利又開始一言不發，持續到宣布戒嚴，隨後又是閉口不言。總之政治風波期間趙亨利要麼不發一言，要麼就是強硬發言，發言或不發言都取決於形勢是否明朗化。

不過趙亨利最令我刻苦銘心的言論還是在政治風波之後。對於最後的流血結局，我想這也是包括決策者在內任何一方都不願意看到的。但是趙亨利則不然，他曾以非常輕巧的口氣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才打死三百多人，這不多嘛。我當時在場，聽了他的話確實直覺得後背發冷。魯迅針對三一八事件曾說過有一些評論是可以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的，我以前不明白，但是趙亨利的話確實讓我有驚心動魄的感覺，由此我才開始對魯迅有了一點略微深入的理解。

政治風波之後黨委辦公室、研究室的情況也比較微妙。我們幾位年輕人政治風波期間雖然沒有什麼具體的行為，但或多或少都表現出一些思想上的傾向，黨委領導和單位的老同事一般都比較理解。但是和之前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此時的趙亨利則非常強硬，調子很高，大有將異己徹查到底的勢頭。首當其衝的是金小鵬，其實金小鵬政治風波之前就不被信任了，那段時間基本上沒有上班，自然也沒有多少被抓住不放的言行。但由於之前積累的矛盾和金小鵬的一貫立場，他被認為不適合在黨委機關工作，要求他離職。這個決定主要應該是趙亨利提出的，當然趙存生也不會反對。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趙亨利對金小鵬進行了尖銳指責，趙存生的態度則要溫和一些。我當時也受到不少壓力，不好多說話。倒是在二趙眼裡一向比較本分的研究室的另一位年輕同事劉樂堅，雖然平時不多說話，這時候卻為金小鵬講了不少公道話，令人大為佩服，當然劉樂堅隨即就得到了被二趙談話的待遇。迫於當時的形勢，金小鵬也做了自我檢討，勉強通過了黨員重新登記，不過他最後還是離開了黨委研究室。那段時間我看到趙亨利咄咄逼人的態度，為求自保，就在一次支部會上誇讚一些老同志一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不像有的人一看形勢不明朗就一言不發。那次會上趙亨利不在場，但我是有意針對他說的。

雖然趙亨利政治風波之後表現得很積極，態度很強硬，但他就像風波期間一些調門很高的人一樣，並沒有撈到什麼實際的好處。風波之前就風聞他要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風波之後反而原地不動了。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學珍、趙亨利聯名發表了一篇《繼承和發揚北京大學的光榮革命傳統》的文章，我印象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以官方需要的口徑重新解釋了北大的傳統。文章主要應該是趙亨利起草的，大概是“亨利”這兩個字太西化，和文章的主旨不符，發表時用的是“趙恆力”的名字。中央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官方媒體都宣傳了文章的觀點，趙亨利那段時間自然也頗為得意。

1990年底我患了慢性疾病，其後的幾年身體狀況一直較差，但基本上還能堅持工作，只是1993年下半年後病情有所發展，曾回西安家中休養了半年。1994年春節後我感覺身體有所好轉，從西安回來準備上班。當時我只有30歲出頭，雖然病情不穩定，遷延難治，但還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我也不想這麼年輕就長期休病假。趙亨利和我談了話，其間一直板着臉，態度冷若冰霜，讓我要麼繼續治病，要麼像正常人一樣上班，說話時根本不抬眼看人。我當時可能是因為久病不愈，心理比較脆弱，談話過程中感到眼淚快要奪眶而出了，強忍着不能在他這種人面前流淚。後來算是開恩讓我上班了。

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趙亨利被安排到北大出版社擔任總編輯，我終於結束了和他長達十年的同事關係。前些年我有一次和出版社前總編蘇志中閒聊，蘇志中說趙亨利接替他時，他告訴趙亨利多抓抓出版社的事，不要多往國外跑，結果他一年之內就出了四次國。我知道趙亨利是愛顯擺的人，好容易有了這個位置和機會，他怎麼可能放過呢？趙亨利雖然當上了總編，但畢竟年紀不小了，在出版社幹了沒幾年就年齡到線卸任了。我和趙亨利共事期間實在是領教夠了他的為人，不過以前我們每年元旦時要在辦公室搞一次新年聚餐，有條件的同事每人會做一個拿手菜帶到辦公室。趙亨利的東北大拉皮做的確實不錯，葷素搭配、爽口不膩，每次都被大家吃的精光。以後我雖然在東北或其他地方多次吃過大拉皮，但還沒有吃到比趙亨利做的更好的。

趙存生在1990年代初期兼任了新成立的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當初調他兼任這個職務時，聽說他為此琢磨了很久，他是個比較內向的人，有些患得患失。到了1994年北大召開第九次黨代會時，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趙存生擔任了校黨委副書記，主管宣傳工作。趙存生個性比較軟弱，屬於那種給他權力也不知道怎麼用的領導，在下屬面前也沒有多少威嚴。雖然他當上了副書記，但平時出頭露面的時候並不很多，經常是在辦公室里看書、看文件，有一兩次還借過我的書在辦公室看。往往是其他領導都忙不過來時，有些活動才請他出面圓場。不過趙存生為人確實比較和善，在副書記的任上也中規中矩，沒有多少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情。

趙存生對我雖然沒有特別的關照，但也還說得過去。大概在1990年代中後期，聽說趙存生也提出過對我的職務安排問題，不過他畢竟比較軟，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一旦其他人說一句否定的話，他也就沒有其他話了。1999年底我離開了辦公樓去了統戰部，趙存生當時也分管統戰工作，經常會參加統戰方面的活動。2001年我開始在北大校報上寫專欄評論，校報的清樣要經過趙存生審批，第一篇文章見報時他還親自給我修改了題目，此後我寫的內容他都能順利放行。只是2003年春天閔維方、張維迎搞所謂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我寫了一篇《“改革”雜談》的評論，雖然沒有直接針對北大的事情，但對一些打着“改革”旗號，實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舉措多有批評和諷刺。趙存生審查後沒有批准，以他一貫謹慎小心的性格，不同意發表這篇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03年北大第十次黨代會後趙存生離開了黨委副書記的崗位，此後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馬克思主義學院，還擔任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也很少能見到他。趙存生卸任後那幾年寫了不少長篇文章，不過他的文章我看的不多，總的感覺是比較規範，四平八穩，以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為主。趙存生確實是非常勤奮的，在他查出絕症前不久還發表了一篇就汶川地震而寫的關於民族精神的一萬多字的長文。他應該也是比較清廉的，除了他以政工幹部出身在馬克思主義學院當上了博導，難免有領導職務的作用之外，其他方面應該沒有為自己謀取多少利益，他也不擅長搞權力運作那一套。大概就在他去世的一兩年前，我有一天晚上還在公共汽車上看到他和老伴一起乘車回家。到了2008年快放暑假時，我忽然聽說趙存生患了癌症，此時我已定好了去海南探親的行程，沒有顧上前去探望。不想假期在海南時就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只好委託其他人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代我簽了一個名，多少表達一點悼念之意。

我和趙存生、趙亨利都有過多年共事的經歷，也一起經歷過一些重大的事件。總體而言，他們兩人雖然是搞政策研究的，都寫過不少文章，但基本上沒有多少自己的思想、觀點。相形之下，趙存生更顯得保守、正統一些，不過前後比較一致，而且他性格比較溫和，為人處事不失寬厚之處，也沒有刻意的整人害人之心。趙亨利則不同，他雖然曾表現出比較開明、開放的一面，只是由於職務的上升和個人的恩怨，特別是在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刻意地在觀點、立場上迅速做出轉變。不過他的變化過於明顯、生硬，還要挾嫌報復、藉機整人，只能令人反感。好在中國人經歷過太多的政治運動，對此類行為早就見怪不怪了，況且社會畢竟是發展進步了，趙亨利的那一套做法已經沒有多大市場了。

陳佳洱

我到辦公樓上班的時候，陳佳洱已經是北大的副校長了，雖然時常在辦公樓遇到他，但我好像從來沒有和他說過話。說起來有些好笑，我第一次對陳佳洱有比較清晰的印象是在浴室里，那時候大部分北大老師家裡都沒有洗浴設備，需要洗澡了就到位於燕南園西南角的公共浴室去洗。雖然分設了學生和教師的洗浴間，但全校幾萬人只有這麼一處浴室，排隊洗澡的人太多，師生們往往也就不分彼此了。浴室裡面則多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洗澡的人大大多於噴頭，一般只能先沖一會，然後在一旁搓泥、打香皂，再去等噴頭，經常有人長時間占着噴頭。有一次我洗澡時就碰見了陳佳洱，我幾次看見他稍事沖洗，就主動離開噴頭示意旁邊的人先用，大家在一片水蒸汽中裸裎相見，估計也沒有人注意這位身材瘦小的副校長。在辦公樓有時也聽人議論起陳佳洱，大都是說陳佳洱是個好人，比較隨和，但是原則性差一些，例如說某件事情他本來是不同意的，但報告傳到他這裡，他看到其他領導簽字同意了，他也馬上就簽了。

雖然陳佳洱一直擔任着副校長，但他後來又兼任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基金委，在辦公樓看見他的時候就比較少了。到了1996年，因吳樹青校長提出他應該卸任了，上面明確新校長從北大內部產生，於是中央組織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部門組成了一個聯合考察組，到北大對新校長的人選進行調查摸底。因為考察組要在北大住一段時間，我被校方派作考察組聯絡人員，陪他們住在勺園，負責安排他們的食宿及部分聯絡工作。這次考察活動參與範圍很廣，進行個別談話的有100多人，另外還在400人左右的範圍內進行了投票推舉，當然參加談話、投票的主要都是學校的各級幹部。對於誰將成為北大的新校長，並沒有一位眾望所歸的人選，我和黨辦、校辦、組織部其他一些為考察組服務的同事，也都判斷不出誰的呼聲最高。不記得是哪個人提議的，我們每人在一張紙條上寫上自己預測的校長人選，一起放到一個信封里密封起來，約定等新校長宣布後，再打開看有誰猜對了，由猜錯的人請猜對的人吃飯。後來我們約在勺園打開了信封，結果居然沒有一個人寫的是陳佳洱，於是只好按AA制的方式聚了一次餐。

這次校長人選考察是我知道的迄今為止時間最長、程序最多、參與範圍最廣的，我們這些聯絡人員雖然無法知道考察結果，但多少能判斷出幾個呼聲較高的人選，結果卻無一中的。考察組所有的談話、調查結果都是秘而不宣的。根據我的觀察，雖然新校長人選會比較分散，但陳佳洱那幾年的工作主要在基金委，在北大的時候不多，他不大會是得票最多的，據我所知他也不是任彥申屬意的校長人選。可能的情況是上面已經確定了校長人選，所謂的談話、投票只是在走程序，儘管為了這些程序需要付出不小的人力、物力、財力。另外那段時間我一直跟着考察組，為他們聯絡服務，自認為沒有什麼明顯不當，後來卻有人跟我說考察組的人對我很不滿意。我開始不太理解，不過又深入地想了想才釋然了：這些考察組的人所到之處如同欽差大臣，服務人員無不跑前跑後、點頭哈腰地伺候着。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只是客客氣氣地招呼，做的肯定沒有別的地方那樣到位，當然讓考察組的人很不滿意。

宣布校長任免的幹部大會上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幾位上級領導及吳樹青、陳佳洱等人在主席台就坐後，主持會議的黨委書記任彥申宣布會議議程，說明由前任校長吳樹青講話後，再由新任校長陳佳洱講話。雖然大家都知道了陳佳洱是新任校長，但任命決定還需要由在場的上級領導正式宣布，任彥申提前就把新校長的名字說出來了，引起台下一片嘈雜。陳佳洱的講話我沒有什麼印象了，只記得他說要時刻牢記“北京大學校長”這六個大字的分量和責任，用“六個大字”的提法形容北京大學校長，似乎只有陳佳洱做過如此表述。

陳佳洱上任後我曾為《今日名流》（後來被停刊）雜誌寫過一篇他的專訪。《今日名流》對北大的新校長也很關注，早在新校長上任前就和我約了稿。陳佳洱同意了採訪，但又說他時間有限，讓我趁他有空時再談，後來他分兩次對我談了他的主要經歷、想法。稿子後來發了，主要是介紹了北大新校長的產生過程，陳佳洱的個人經歷，以及他任北大校長後所面臨的形勢。此類文章基本上都是正面宣傳的，所寫的大都類似於一些先進事跡介紹，沒有多少實際價值。

我除了寫專訪找過陳佳洱之外，直接見到他的機會也很少，不過曾為他寫過一些講話稿，例如開學、畢業典禮上的校長講話之類，這類講話不需要校長具體指導，我只需起草好交給校辦就行。但有一次我要為陳佳洱起草一篇關於科研問題的講話稿，這類講話不宜只說些一般性的套話，我只好去他的辦公室聽聽他的想法。陳佳洱似乎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思路，我記得他說了“基礎研究很重要”的話，此外沒說其他問題。基礎研究確實很重要，不過我覺得陳佳洱作為北大校長，作為一位核物理學家，他對於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應該有一些獨到的認識，我需要知道他的想法才好去起草這篇講話稿。作為一位沒有從事過科學研究的行政工作人員，我對於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不會有什麼體會。陳佳洱也許是覺得“基礎研究很重要”是一個基本命題，不需要具體解釋，或者是他雖然認識到了，但不能從理論上很好地闡述。總之我一無所獲，只好根據報刊上一些一般性的提法起草了講話稿，我自己完全不記得寫了些什麼，也不知道陳佳洱後來用了沒有。

陳佳洱雖然在理論上和行政能力上都沒有突出之處，但他身為北大校長卻沒有什麼架子，平時總是騎着一輛自行車上下班。1998年我住進了暢春園由筒子樓改建的一套一居室住房，陳佳洱就住在旁邊的樓里，也不過是一套70平米的老式三居室。北大西門對面的蔚秀園是我們上下班的必經之處，蔚秀園門口有自行車修理攤，有時我會看到陳佳洱拿着打氣筒撅着屁股給自行車打氣，他本來就身材瘦小，年紀又大了，打起氣來比較吃力。有時候也在辦公樓門口看見他打氣，不過好在會有人過來幫忙。比起現在辦公樓前北大的領導們出行時前呼後擁，一律從奧迪車上進出的場景，陳佳洱撅着屁股打氣的形象實在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北大很多人的印象中，陳佳洱確實是個老好人，他任校長期間的黨委書記是任彥申。陳佳洱在政治上、行政能力上完全不是任彥申的對手，於是北大的大政方針明顯都是由任彥申主導的。陳佳洱任職期間趕上了北大的百年校慶，但有關百年校慶的一系列策劃、活動主要都是由任彥申決定的，我曾聽同事說在安排校慶活動最繁忙的時候，還看到陳佳洱有空看專業方面的資料。當然對於北大百年校慶的規格陳佳洱也是樂見其成的，於是我們就在慶祝大會上看到了緊跟在最高領導人身邊，只是笑的合不攏嘴的陳佳洱。在如此重大、百年一遇的場合里，陳佳洱作為校長的講話也毫無出彩之處，只是流水賬似的羅列了一些北大的歷史和所謂的成就。

我對陳佳洱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和影響沒有任何發言權，他應該是一位不錯的學者，不過作為北大校長的陳佳洱顯然有些力不從心，他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思路或做法都乏善可陳。我曾聽人說過以前陳佳洱在系裡當教研室主任時，教研室里有了矛盾、問題，陳佳洱還要回家問妻子該怎麼處理。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實在難以設想他是怎麼應對如此龐大、複雜的北大的。有一次我偶然參加了學校的辦公會議，會上正在討論北大和北醫的合併，討論到合併後領導班子的安排問題時，我看見陳佳洱滿面笑容地說：（合併之後）校長也可以讓他們當嘛。雖然他說話的語氣並不正式，不過也能感覺到他這個校長當的並不如意，讓給別人未嘗不是一種解脫的心態。1999年北大搞所謂機構改革，取消了秘書長、教務長、總務長，據說時任秘書長找陳佳洱抱怨，陳佳洱竟然不知道秘書長的職位已經取消了，他這個校長的權威由此可見一斑。陳佳洱做北大校長可能是上面安排的，未必完全是他本人的願望，他不失為一個好人，但把他放到北大校長的位置上，以他的性格和能力，顯然不足以勝任。陳佳洱僅任職三年多，還沒有任期屆滿，就調任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他似乎也是比較愉快地離開了北大校長的崗位。

作為構成北大主體的師生員工，我們從來都沒有選擇校長或其他任何一位校級領導人的權力，雖然上面有時候也搞一點民意調查，但往往只是走一種形式，我們只能被動地迎接一位又一位校長、副校長，書記、副書記。以前官場上風氣還比較正，權力部門做事相對比較規範，還能選拔出丁石孫這樣形象、能力都很優秀的校長。陳佳洱雖然不見得有多少民意基礎，他在校長的位置上也不能令人滿意，但起碼還是一位比較正派、樸實的校長，還有一些值得稱道的地方。如果不能在學校領導人的選拔任用機制方面有大的改變，那麼北大人或許就會不斷有一種“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覺，從而使北大校長這個本應該受到高度尊重的身份越來越令人失望。

何芳川

大約在1990年代初期，我在黨委辦公室不時會見到一位個子比較高、頭髮比較白而稀疏的人，後來我知道他是歷史系主任何芳川。何芳川找郝斌的時候比較多，郝斌是歷史系出身的。後來我和何芳川也熟悉了，他進來後看到我，有時會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並大聲說：謝老師好！何芳川當時應該有五十幾歲了，又是教授、系主任，我只是個30歲左右的小秘書，受他如此大禮，實在是有些不知所措。不過我沒有多想，以為這只是他的一種風格。後來何芳川當了副校長，在辦公樓見到他的機會更多了，他對人還是很熱情，但似乎不再行鞠躬禮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在湖北主編《今日名流》雜誌的同學曾楚風找到我，他們準備出一期北大百年校慶的紀念專刊，要組織一批文章。他們聽說何芳川的父親何茲全老先生，何芳川本人以及他的女兒祖孫三代都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覺得很有新聞價值，想請何芳川就此寫一篇文章。我到何芳川的辦公室向他說了這個意思，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熱情，當即表示同意，並強調說自己是很會寫文章的，但也說了他時間很緊張、非常忙的話。此前我知道何芳川曾是梁效班子的成員，對梁效的評價是另一回事，其班子成員都是寫文章的高手應該是沒有異議的。過了一段時間，何芳川把寫好的文章交給了我。何家祖孫三代都畢業於北大的經歷，無論從歷史、家庭的變遷還是從個人的感悟上，應該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何芳川交給我的文章只有一千餘字，題目我記不清了，我看了一下，覺得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主要是介紹了何茲全老先生的經歷，對他本人的事情說的很少，對女兒則只在最後提了一句，基本上就是一篇何茲全老先生的生平介紹。我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只好將文章交給曾楚風了事。

何芳川任副校長時主管文科，我聽有的同事說他喜歡在各種會議上誇誇其談，我沒有資格參加這些會議，自然無從置評。不過有一段時間我聽說北大要搞一項“盛唐工程”，大概是研究唐代歷史、文化的一個項目，我估計這個項目可能是何芳川的主張。其間我偶然參加過一次有關“盛唐工程”的會議，何芳川在會上大講“盛唐工程”的意義，還說“美國朝野”都非常重視。我不禁有些納悶，美國“在朝”的人知道中國唐朝的或許還有，“在野”的除了少數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之外，恐怕是沒多少人知道中國還有一個唐朝的，不明白何來“美國朝野”重視之說。但是何芳川講話時情緒很激動、態度很嚴肅，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何芳川此前曾提出北大文科要“開大船”的思路，就是文科要集中力量，爭取一些大的研究項目，出一些重量級成果，“盛唐工程”大約正是這一指導思想的產物。但我還是不明白“開大船”和文科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什麼必然關係。

又過了幾年，何芳川不再擔任副校長了，但還擔任多種職務，是北大校園裡非常活躍、忙碌的一個人，一直到2006年去世。何芳川去世後吳志攀寫文章懷念，對他沒有當上文科資深教授深表惋惜（文科資深教授為北大設立的人文社會學科的最高學術職位，待遇上相當於理科的中科院院士）。我對何芳川的學術研究沒有任何了解，但我知道北大的文史哲諸系畢竟都有深厚的學術傳統，學術水平高的大有人在。歷史系的文科資深教授只有一兩位，何芳川即使不擔任行政職務，專心於學術研究，也未必就能排的上。不過在北大早就成型的“官本位”體制下，利用職權謀取學術地位實在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好在我還沒有聽到過何芳川爭當文科資深教授的傳聞。

在北大許多人的眼裡，何芳川都是一個非常熱情、風趣的人，他可以和車隊的司機們勾肩搭背、稱兄道弟，司機們叫他“何大哥”，歷史系學生則親熱地叫他“何爺爺”。但我總感覺他和官場上的人似乎更親近些，例如他可以稱黨委副書記岳素蘭為“素蘭書記”，稱時任校長助理的吳志攀為“小老弟”，諸如此類。在學校的會議上要發言時他會向許智宏說“芳川有本上奏”，說到激動處則“聲音哽咽、眼裡留出淚水”（見吳志攀紀念文章）。百年校慶之前，我聽任彥申講他很讚許何芳川的說法：北大出現了非常祥瑞的氣氛，非常向上的勢頭。這些話當然是任彥申喜歡聽的。同何芳川平時給人熱情、溫和的印象不同，我聽他講話時往往感覺他很嚴肅，有時甚至聲色俱厲；雖然他見到我這類人時還是很熱情，但好像也不難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種漠然。

有一次我在勺園餐廳遇到何芳川，我看見他一邊吃紅薯一邊勸我們要多吃粗糧，說他父母就是這樣的。我知道何老先生夫婦當時都九十多歲了，我以為何芳川有家庭的長壽基因，又這麼注意養生，應該也是會長壽的。不想此後沒過多久，卻突然聽說他患了白血病，從發病到去世前後只有一月多，以67歲的年紀死在了父母前面。何芳川也許是太忙了、太累了，他不擔任副校長之後，仍然有一些顯赫的職務，經常要在各種場合出頭露面，有人曾議論說何芳川雖然退下來了，但把自己的退路都安排的好好的。另外以我的私心揣測，何芳川雖然對所有人都很熱情，但有時候也許是刻意做出來的，是他的一種處世策略，儘管能博得人們的好感，但也難免有些過、有些累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的健康。另外我還有一種經驗：往往越是職務高、權力大的人，面對絕症時心理承受力越差，更容易出現崩潰，可能是他們要失去的東西太多。我沒有見過最後時刻的何芳川，無從了解他當時的心態，我所寫的僅僅是和他有限接觸中的一點印象，不能代表他的整體形象。如果我的看法中有冒犯和唐突的地方，還請何先生的在天之靈能夠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