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北大向何处去》）迄今已经全部转载完毕。在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整整三十年时光见证的记录，看到作者对北大的爱与痛、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忧患与期待。我曾经以自己是一个北大人深深的自豪和骄傲，但如今，北大与我已经毫无关系，它堕落也好，沉沦也好，唤不起我丝毫情绪。我是中国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另类，它既没有造就我，也不配毁灭我；它争气不争气、上进不上进，那是它主人的家务事，不值得我浪费一个字评说。作为“与子成说”、灵犀互通的相知相交，我真正关心的，是作者的喜与怒、乐与哀；我真正想做的，是为作者说几句公道话。
当我写到这里时，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眶，因为我想起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和难忘时光。在那片留下我们无数欢乐、苦痛、梦想、辛酸、笑容和泪水的燕园土地上，多少个晨昏，多少个子夜，在未名湖畔，在图书馆前，在灯影下，在杯盏间，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收获、欣喜、爱情，我们倾诉着各自的悲伤、失落、忧愁。那段时光此时回忆起来，多么温馨，又何等心碎，多么漫长，又何等短暂。如今，我们已年过半百，老之将至；我们的韶华已逐水流走，我们的梦想已随风飘去，我们的眼前身心残缺，我们的身后山河破碎。我们剩下的，只有紧紧拉住对方的手，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去抵御那刺骨的严寒。
本书作者谢宁，陕西西安人，1963年生，金牛座，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毕业留校到北大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现在北大党委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
谢宁在北大绝对是一个名人，他是以一个奇特的方式而知名的。文革后正经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北大从事行政工作三十年没有离开、而且从现在看也不会再离开的，不管是北大自己留校还是外校分配来的全算进去，谢宁是绝无仅有。漫说北大,就是把全国所有高校都数一遍,估计也找不出几个同样的人来。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奇特的，最奇特的是，他在北大坚守了三十年，至今却只是一个科级干部。三十年里，在谢宁身边、在北大各处，无数后生晚辈匆匆而过、平步青云。在官僚体制最底层呆了大半辈子、按“资职比”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职务最低者的谢宁，早已成为这些春风得意的“刘郎去后”们口中谈起语带讥笑、心里想起念存轻蔑的“不求上进”的典型，成为历届北大执政者们、特别是年龄资历水准都在他之下的北大执政者们躲避唯恐不及的“老大难”人物。
那么，造成谢宁在仕途中长期不进步、在官场上成为一个“失意者”的因素和缘由到底都是什么、都有哪些呢？深入去分析、揭示其中的渐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可以让我们对人性、命运这些人类面临的基本命题以及中国政治、官场规则这些中国人面临的特殊命题有一个更形象、更生动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让我们用我党培养、提拔、任用干部的字面上标准“德、识、才”来衡量一下谢宁应不应该被培养、提拔、任用。我一提“德”大家肯定都笑了，但我请大家不要笑，不要因为我党干部普遍无德、缺德就否定德的存在。这世界上还真的是有有德人、有《圣经》里说的“义人”存在的，谢宁就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说“识”。“识”有很多方面，比如正确判断形势，比如准确预测未来，比如把握宏观战略，比如前瞻性地鲸吞国家资源，比如敏锐地发现寻租的机会，比如迅速找到不落痕迹地贪赃枉法的途径，等等。既然能堂而皇之公诸于众，我们当然应该想像它说的是正面意义上的“识”。谈到正面意义上的“识”，我们不得不不幸地说：我党的干部们基本上都不具备——所以经常的情形是，干部们初衷不能说都是恶的，但因为“识”太低太差，所以结果最终总是祸国殃民。说到谢宁的“识”，不用我私心去评价，大家读完这部看了的人都点赞、都拍手叫好的近两百页的《北大向何处去？》之后，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判断。不过，我还是要以一个老、久北大人的资格加上一句：以我的了解，集三十年里北大所有执政者“识”之和，也写不出这样一部书。
再说“才”。“才”即能力。能力也有各种各样的，仅仅是和当官从政有关的，就有往上爬的能力、溜须拍马的能力、吹捧抬轿的能力、吹嘘忽悠的能力、表功作秀的能力、拉帮结伙的能力、阳奉阴违的能力、两面三刀的能力、官场生存的能力等等。当然我们相信党的任用干部标准上说的应该不是这些能力，而是所谓的“行政职业能力”。我以前主编过公务员考试“行政能力测试”辅导用书，看了书稿才眼界大开：原来“行政能力”还可以用做题来测量。我想，什么“行政能力测试”，这不就是智力测验吗？一向被认为智商和能力都不差的我，这些测试题看看头就大了，赶紧扔一边去。话说远了，我说这些，意思是“能力”中肯定包含智力因素，因此“能力”有相当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能力”中另外一大部分是与位置和经验相连的——就像你不给中国人当家做主的机会，你拒绝让中国人获得当家作主的经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中国人身上蕴含着多么巨大的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我相信，如果给谢宁以适当位置，他或许会比其他北大执政者展现出更强的行政职业能力。
如此按照“德、识、才”标准分析下来，谢宁恰恰是党应该首先培养、提拔、任用的对象。只可惜，这些只是嘴上的漂亮话，暗地里还有另外一套标准。哪怕仅仅从官媒自己公布的“塌方式腐败”资料来看，那些纵横驰骋、游刃有余于中国大地的官员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当然，说“暗地里”有点诽谤人家的嫌疑，因为过去的“潜规则”现在早已变成了明规则，人家早就公开的大干特干，根本不需要“暗地”了。
谢宁是我见过的少有的生性淡泊、随性、顺其自然的人，我很少见他刻意做什么，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为某种情绪或某种事情纠结难解。可是，我绝不认为这种个性是他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淡泊固然不利于钻营，但是孜孜以求、处心积虑、功利心太重却也经常导致机关算尽、枉费心机。
在本书中，谢宁常常自谦生性疏懒。自然，他不像朱善璐那样强迫症，但是，说他不用功、不努力是不公平的。三十年来，他朝九晚五、风雨无阻地上班下班，勤勤恳恳，从没有耽误过工作，更别说上班之余思索研究，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更别说上班之余的之余再写下这部一时在大陆不能发表的奇书了。如今北大内外，充满了欺世盗名、惘上瞒下之徒，又有多少人在真正用功呢？如果认为谢宁的不见于当道是因为他不用功，那倒是抬举了当道者的人品和良知了。在中国的体制下，用功从来就不是成功的秘籍，谢宁不是输在不用功，而是亏在他不懂得投机取巧。
谢宁是典型的西北人，质朴、正直、真实、厚道。我一向认为，人是可以用好人坏人来概括的，谢宁就是一个最经典概念上的好人。上面说的这些特质在一个健康、正常的体制中，即使不能对一个人的事业有帮助，至少也不应成为他的致命障碍。谢宁不会吹捧作秀，不屑拍马溜须，不会吹嘘忽悠，不会拉帮结伙，不会阳奉阴违，不会两面三刀......不会的太多太多。可以说，在我们这个体制中向上爬的必备技巧他一概不为和不屑为。如此这般，他怎么可能飞黄腾达呢？然而，这不是他的失败，而是我们这个体制的失败。
如果说个性是存于内的，那么举止言谈就是化于外的。谢宁的举止言谈也和他的秉性天赋如出一辙。他日常最标准的造型，是左手叉腰或背在后腰，右手持烟或在空中舞动，抑扬顿挫地表达见解。我还记得谢宁大四的时候，当年的朋友、今天在中纪委位高权重的XX曾戏称他为 “政协委员”。你想呀，如此风度气质，怎么能鞍前马后的做秘书？既要里子又要面子、即外强又中干的领导们，哪里敢弄一个政协委员放在身边？
我在《汪精卫与我》一文讲过一个故事，里面写到：“在中国当官，你连撒尿都撒不爽啊！这句话的来历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真事。我一个朋友，中央机关副司级干部。早年有一个领导很欣赏他、也培养他。后来突然对他冷淡了，也不再替他讲话了。他翻来想去，终于找到了原因：有一次他和这个领导一起出差，而且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这个朋友上厕所，是不是前列腺的原因不知道，总之这泡尿撒的时间长了一点。从卫生间出来，一眼就看到领导站在门口，而且阴沉着脸，看到我朋友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那么长时间，也不考虑一下别人’！然后径直走进卫生间。我这个朋友啊，肠子都悔青了，以后几年里一直在责备自己：尿一点不就完了吗？干吗还非要尿痛快才行呢？！”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把中国的官员比作“婊子、奴才和狗”，婊子的无耻与无情、奴才的趋炎附势和奴颜媚骨、狗的欺软怕硬和狗仗人势，谢宁这三点一样都不具备。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们绝不能把凡事一概归咎于性格、一切唯性格论，那样就是是非不分，就是放过了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说到底，谢宁的性格、气质、思想、伦理、道德和中国的体制根本是不能相容的，无论是本质上还是技术上都完全背道而驰，体制怎么能接受、容纳他呢？有时候看，我们的体制是睁眼瞎，混沌一片，黑白颠倒、人妖不分，让小人、奸佞、蠹贼们糊弄的像孙子似的，被周永康这样的“叛徒”和大逆巨恶一直骗到死之将近。可有时候看，我们的体制又精明得很，一切异己者、一切良知未泯者，它一眼就能分辨出，继而坚决地把他扼杀和淘汰掉。
中国有一句俗语，总被李敖引用：“好人在台下哭泣、坏人在台上唱戏”。但是，这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不是人间常态，更不是永恒真理。常有中庸者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抱怨社会，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又回归到易卜生的著名问题：“社会对，还是我对？”在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肮脏而凭一己之力又无法改变时，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选择拒绝与不合作？固然，在一个再烂污的体制里，也会有出众的成功者；而无耻、下作也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种更非凡的能力。但是，我们就应该认可他们的“成功”、钦佩他们的“能力”、学习和模仿他们那样的“上进”吗？我们就应该反躬自己的责任、检讨自己弱点、责怪自己的“低能”吗？对实用、功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说，成功是王，目的就是一切。在中国当今体制下长袖善舞，活得有滋有味、如鱼得水的，几乎无一不是这种人。他们在受尽屈辱、压抑、摧残爬上高位后，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擅权敛财、报复民众。如果和他们一样，那么周永康、叶丽宁和谢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谢宁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中国靠巧取豪夺、苛捐重税、民脂民膏豢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冗官群体，据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加起来处级以上干部已达百万人。我们且不去谈“德、识、才”，也不必出于私谊肯定他会比别人更加正派、清廉、能干，只从对谢宁三十年、三十个春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风雨无阻的服务和奉献给予承认的角度出发，哪怕仅仅作为回报，我们的体制从这上百万个位置中拿出一个安排给谢宁，我想从任何道理上说都不算过分。但是，这只是善良纯真如我的人们的一厢情愿。中国的尸位虽众，但相较丛林虿盆里无数血目贲张、嗷嗷待哺、如癫似狂的鸱枭、蛇蝎和豺狼们，毕竟还是稀缺资源。因此，这种私相收授的珍玩，这种分赃自肥的私器，哪能轻易失之他人？
谢宁出身最高学府北大，又一心一意投身官场，自然心怀理想和抱负。但是我相信，天性淡泊、率性的他，绝不会像那些擅爬善舞、呼风唤雨、得势嚣张的北大官僚坯子们那样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狼子野心。如果我们这个体制、如果北大能给他最起码的公正、尊重和关怀，能给他一个合理、相配的职务，或者退一步说，能给他一份符合他年资的物质待遇，我想谢宁会悄悄地走完他余下的职业生涯，会和北大、和这个体制相安无事一辈子，平静的度过自己的晚年。
然而，正像我曾经说的：我们体制的特长和本领不是交友，而是树敌。三十年来，北大一直在扮鸵鸟、装死狗。一个十年敷衍过去了，又一个十年糊弄过去了，再一个十年装聋作哑又要混过去了。一年一年周而复始，所不同的是：从开始的些许歉意，变成了后来的理所当然；最后，连虚伪也省略了，连许诺也懒得做了。
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十年里，“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一代又一代北大人来了、走了；多少人扶摇直上，多少人坐地分赃；多少人衣衫褴褛而来，脑满肠肥而去。只有谢宁，还在这里，仍然留在这片耗尽和奉献了整个青春岁月、留下无数泪水、欢乐和痛苦、自己深挚地爱着、却不爱他的燕园的土地上，依旧走着每天重复走着的小路，默默见证着伟大和辉煌一步步走向衰败与昏冥。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从无牵无挂，到挈妇将雏......
我小时候喜欢看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这些传统文学作品几乎千篇一律都在讲述着一个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被为富不仁和为贵不仁者追逼，想忍气吞声，想息事宁人，却躲都躲不开、逃都逃不掉，最后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个盖世造反英雄的故事。那么多小说不约而同地描绘同类的情节，说明这是中国人潜意识里的普遍生存状态和共同理想人生，也说明中国的体制不把人逼死或逼反绝不罢休的特点。今天，从谢宁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中国经典的一个现实版。三十年来的某些北大当权者们，他们真心以为一个十年过去了，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再一个十年也即将过去，他们对北大欠下的帐就可以赖掉，就可以一笔勾销——当然，他们自己不会认为对北大欠下了帐，还白日梦的以为促进了北大的“发展”。他们真的是不可救药的愚蠢，自以为大权在握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们真是太小看人了！谢宁是地道的陕西人，老实、厚道；但是，就像大多数陕西人一样，就像大多数善良、朴实的普通中国人一样，老实并不退缩，厚道并不懦弱。当他们一次次从希望到绝望之后，他们终于不再相信狼来了。于是，我们像看一部章回小说一样，看得层层递进，终于在小说中册看到了最高潮，看到逼反了的谢宁，看到逼翻了的北大水肥车，看到逼出了北大历史上的一系列见不得人的内幕。
当谢宁这部书终于写出来，继而流传出来，并且传遍世界之后，据说北大当局终于重视了，当然不是致良知心发现，而是震怒，并且委屈和幽怨。北大那些当政者们，你们都是年纪一大把的成年人了，你们不是“小儿无赖”，你们难道连“欠债要还”这个最浅显的道理都没听说过吗？如果你们真把自己当成流氓，连“出来混，早晚要还的”都不懂吗？你们如此怠慢人才，如此“锱铢不流外人田”，还玩个屁政治？连刘季、朱元璋这种下三烂都照葫芦画瓢地“礼贤下士”，你北大却如此侮贤轻士，如此欺负人，如此无视人，如今有这个报应，不是自找和活该吗？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一项早就被人民公仆们忘的干干净净，那就是史官制度。正因为历史上有太多像太史简、董狐一样为了真相可以粉身碎骨的知识分子，独夫民贼们才有所忌惮和收敛——因为他们虽然残贼暴虐，但毕竟还是古典文明下的产物，仍有廉耻之心，尚惧遗臭万年。谢宁就像一个现代史官，人微但言不轻。他没有权位，但有一双利目、一只铁笔，蛛丝马迹的劣迹都逃不脱他的眼睛，暗度陈仓的丑行也无法不被他记录在案。而且，这些记录将永远留给后世，未来将永远记住一段劣迹斑斑的历史和一班丑行累累的人物。
可是，写到此时，我又疑惑起来：谢宁这部书，到底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会真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让北大那些肆无忌惮的权贵们有所顾忌、有所收敛吗？能阻止他们弄权妄为、昏天黑地吗？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今天中国的官僚们是“唯物主义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不敬天、不畏神、不怕鬼、不信邪。诚如谢宁所写，连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们都敢只手遮天，可见他们嚣张到了什么地步。不过我又一厢情愿地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他们此生无法无天，但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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