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餐饮中心文艺汇演有感

1月18日晚，我去大讲堂参加餐饮中心的活动。本来以为只是看电影，不想进去之后才知道当天晚上首先进行的是餐饮中心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并且为每位来宾都发了节目单。我当时还有几分抱怨，早知如此还不如等电影开始后再来呢，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就坐下来看看演出吧。

我对这场演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北大呆了这么多年了，高水平的专业文艺演出都看过不少，一台餐饮中心的业余汇演能有什么名堂。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节目不好看，就随时准备走人。不想一开场的健美操表演就把我吸引住了，看到那些平时在餐厅里为我们打饭、服务的姑娘们换上漂亮的服装，展现了她们青春、靓丽、活力四射的一面，不觉使人眼前一亮。当晚的演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还表演了独唱、合唱、舞蹈、诗朗诵、相声、京剧、情景剧、乐器演奏等节目，形式多样、色彩丰富，内容生动、贴近生活。大部分是由各个食堂、餐厅的外来务工人员表演的，也有一部分餐饮中心的正式职工参加演出。坦率地讲，节目的总体水平毕竟是业余的，但看的出来他们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尤其是那些在北大打工的年轻姑娘、小伙们，虽然他们的表演不乏稚嫩之处，他们的歌声、舞姿、舞台形象、节目内容不算完美，但都是非常真实、生动、有活力的。观众多半是他们的同伴，台上台下不时互动，气氛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

我在北大看过多次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也参加过不少学生、教职工的文艺晚会，但印象中还没有看到过北大打工群体的文艺表演。目前在北大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打工者，其总数绝非一个小数目，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并不完全被我们了解。从这场演出中不难看出，他们也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渴望在北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从那些精心准备的节目形式，自编自演的节目内容，到漂亮的服装、道具，人数众多的演出阵容，都可见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业余时间，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后来我听餐饮中心崔芳菊主任介绍：他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极大辛苦，在两个月的排练时间里有许多事情都让她非常感动，他们在舞台上卖力的表现，比得到奖金更感到荣耀，真是非常可爱。

北大应该是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的，校园里不仅有风度翩翩的学者，有风华正茂的学子，也有许多普普通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虽然不是校园生活中的主角，也许只是一些匆匆过客，但他们同样也在北大生活，也在为北大做出奉献。还是崔主任的语言更准确，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朴实的感情在丰富着北大的每一天……”。他们不仅需要关怀，也需要有自己的追求和认可，一台晚会也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是这些打工的男女青年在辛勤的工作之余，进行这样一场演出，不仅自身的才能得到了展示，而且在共同的排练中培养了多方面的能力和团队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丰富。也许在他们离开北大很久之后，都会感谢北大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值得回味的一页。

我们应该感谢餐饮中心组织了这场演出，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是物质上的支持和保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北大的精神和气度。前不久香港大学为一位长期在学校里做饭、扫地的老妇人举行了专门的仪式，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她以自己平凡的劳动影响了大学，成为“香港大学之宝”，此举得到了内地媒体的一致好评。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师和学生，还是那些在大学打工的聘用人员，都绝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雇佣关系。大学不一定要有多少大楼，也可以暂时没有大师，但是一定要有大爱，要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

这样的一台晚会也许不宜一下子赋予太多的含义，但希望这在北大是一次好的开始，是一种值得效仿的行为。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3月15日第四版）

要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氛围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校参加工作的，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印象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干部都可能会对学校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例如学校的党代会、教代会上，更可能会集中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不同意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乃至于在近些年来几乎销声匿迹。不仅是学校的干部，甚至教师也不提意见了；不仅领导层听不到不同声音，在院、系及各个职能部门内部，也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不仅下级对上级不提意见，同级之间、上级对下级之间也很少提出批评意见。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和领导体制有关。由于现行体制下各级领导掌握着更多的权力、资源，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干部、教师的晋升、提职，自然很多人就会担心影响自己的职务和职称的晋升，影响自己资源、利益的获取，从而不敢得罪领导，不敢提不同意见。但情况又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同志职务、职称已经到了头，甚至年龄也快过线了，但仍然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还有一些离退休的同志，对现状有许多不满，也只是私下嘀咕嘀咕，不正面发表意见。有些同志甚至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也仍然不敢表达任何不满。

对于那些由于自身原因而不敢、不便于发表意见的同志不妨多一些理解，毕竟在现有体制下提意见可能会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对于一些有意见要讲但又没有什么机会讲的同志也不必强求，他们可能连见到各级领导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坐下来提意见了。问题在于那些有条件发表意见而自己又可以不受什么影响的同志，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是几乎不谈任何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问题，甘愿做好好先生。

现在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言论越来越自由，各种批评的意见越来越多，要求公开、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是在各级政府机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内部，一言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同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少，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弱，决策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对于这种现象我始终无法理解，无论是党的领导人一贯提倡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是党章中规定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或是现实生活中有更多途径表达的群众意见、群众呼声，都好像在权力面前基本失效，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毫无触动。

任何领导人，任何决策都可能会有失误或不足之处，意见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只有充分发表意见，才能集思广益，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能够从各种意见中总结提炼出值得采纳、参考、借鉴的内容，从而形成更加完善的决策，更能体现出领导人的智慧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反之如果领导人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项决定都受到一致拥护、齐声称赞，自己也可能逐渐丧失正常的判断力，真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英明，实际上对领导者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就像有的领导人有点业余爱好，例如写写字、吟吟诗什么的，水平很有限，本来自我欣赏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周围抬轿子的人多了，必然会一致称好、哄然叫妙。时间久了，领导们自己也难免糊涂起来，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大诗人、大书法家了，拿出去广泛示人，不免贻笑大方。如果一些有明显错误和弊端的重大决策也是这样在一片叫好声中出台的话，那可就贻害不小、后患无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党内能够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畅所欲言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形势的好转、历史的转折。遵义会议上，正是毛泽东等同志对当时中央负责人的激烈批评，才挽狂澜于既倒，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与会的各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所谓“出气”就是对各级领导提意见、发泄不满。正是在这种能够比较充分表达意见的氛围下，经济困难的形势较快地得到缓解；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正是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直面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发言，才开始了纠正长期以来的极左错误，拨乱反正。即使是历史上一些比较开明的君王，有时候也是能够虚心“纳谏”的，能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也是君臣比较和谐、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管理体制下，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要敢讲话、敢发表批评意见。但首先应该让那些在其位、谋其政，有机会、有条件讲话、发表意见的同志先讲起话来，要本着对国家、社会、所在单位负责任的态度，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要多大勇气，更不必“五不怕”，仅仅只是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但现实中许多同志却是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对于那些不在其位的同志，也不要认为自己讲了都没有用，“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话的人多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可能会对某些不良现象多少产生一些制约作用。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害而仍然不敢讲话的同志，往往越是不敢提意见、越是不敢表达不满，也就越容易被轻视，自身利益越得不到保障。

我想如果在我们学校能有更多的人开始讲话，对学校和各单位的事务踊跃发表看法和意见，学校及各单位也广开言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全校的气氛逐步活跃起来，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良好氛围。也许互相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会更多一些，许多事情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5月15日第四版）

不妨以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招生改革

近日，北大11位教授联名致信周其凤校长，对本科招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看法、建议。周校长很快做出回应，亲自向各位北大同仁、校友致信，就招生制度改革征求意见。此事已引起校内外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或可引起新一轮关于招生改革的热烈讨论。

这11位教授都是各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也都“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过招生工作”。他们从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各行各业引领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目前“唯高考分数论”招生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北大应加大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正如周校长致信中所言，来信“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但同时周校长又指出：“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周校长的顾虑正体现出招生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来信中的分析和看法，但同时又会对任何一项针对招生制度的改革举措顾虑重重。

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当今社会权力和关系无孔不入，许多制度都形同虚设的背景下，尽管这项制度弊病很多、缺陷很大，但它仍然是目前最为公开透明，最为公平公正，最少产生寻租空间，更是最为公众认可的一项制度。套用丘吉尔先生关于民主制度有很多不好，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的言论，对于高考招生制度目前也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来信列举了招生中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例如招生工作已演变为一场各高校之间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高分待价而沽等等。应该看到这类现象有“唯高考分数论”的作用，但并不完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高考只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一种考察方式，高考分数并不能体现出考生的全面能力，对“状元”和高分考生的过度追逐恐怕更多是相关大学为了自己“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需要主动选择的结果。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严谨的高考制度下，大范围舞弊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为了克服高考招生单一分数论的弊端，多年来陆续出台了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等措施，也出台了许多其他加分政策，不能说都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漏洞，为各种权力、关系的寻租增加了机会。出现这些现象更说明对目前的招生制度不能轻易言变，对任何有关招生制度的改革都要慎之又慎。我愿意相信北大出台的招生改革措施都会是非常合理的，也相信我们可以制定出非常严格的相关制度，但我仍不敢相信我们能完全抵御住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渗透，保证招生改革不受到各种干扰。

按照来信中高考成绩加面试的建议，如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也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面试成绩将占多少比重？让多少位考生来面试？需要多少名教师、用什么标准进行面试？对于边远地区、困难家庭考生怎么解决他们的面试成本问题？怎么保证面试成绩的公平、公正？这些都需要精心设计、严密论证。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说是采取了举国体制，即使只有北大率先实行大规模的面试，所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恐怕不是我们一校之力能够单独承受的，其困难和受干扰程度可能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笔者既非专家学者又非实际从事招生工作，况又才疏学浅，但既然周校长亲自致信广泛征求意见，也就不揣冒昧地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以供识者一哂。来信认为高考成绩达到一定分数段之后，高考分数在进一步的人才筛选和区分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而根据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通过对1977年至2008年我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调查，显示“状元”们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好几位“状元”，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谁主动说起过自己是“状元”。由于各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某省排名在后几十位的考生其高考成绩可能还会高于另一个省份的“状元”，“状元”们的平均成绩未必会高于不少其他不是“状元”的高分考生。

如果按照来信中对高考成绩分数段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必介意每年招收“状元”的人数，甚至退出对“状元”的争夺战。我们可否以校方、新闻发言人、招生办公室等名义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外宣布：北大欢迎更多的“状元”及高分考生报考，但北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会由于招收“状元”的数量和录取分数线的细微浮动而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今年北大招收的“状元”多了几个，录取分数线高了几分，并不意味着今年北大学生的层次就提高了；如果明年北大招收的“状元”少了一些，录取分数线低了几分，也绝不意味着北大学生的素质就下降了。北大不介意招收的“状元”比别的大学少，也不介意录取分数线比别的大学低一点。对于那些凭借拥有高分考生待价而沽的中学、考生本人和其家长，我们大可以听任他们另选买家，北大不需要为钱而来的学生，可以把相关资金用于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如果别的大学还想继续争，那就让他们争去好了，反正我们不再玩这种低层次的游戏。笔者绝不相信我们做了这样的表态，高分考生就都不报北大了，反而可能会更吸引那些一心追求理想和学问的考生报考，也不相信其他大学还会好意思继续这种无谓的竞争。

同出台需要进行实际操作、面临重重困难的新的招生举措相比，我们只需要改变一些观念，宣布某些主张，不必对现有招生制度做任何改变，凭借北大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足以对全国的教育界和广大考生产生轰动性效应。我们不马上采取实际行动并不是不赞成改革招生制度，而是要在改革的时机、方案上做出更合理、更稳妥的选择，做到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化难为易、以虚促实。不仅对“状元”问题宣传我们的态度，也可以对高考的内容、方式以及其他关系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发表我们的主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促进国家中长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待时机成熟后再推出具体可行的招生改革措施，以先虚后实、先易后难，虚实相应、难易结合的步骤和方式推进招生制度的不断完善。

不知北大的各位同仁、校友以为然否？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2月5日四版）

从领导签字谈起

我在学校机关做职员已有二十多年，工作中没有任何提的起来的成绩，但似乎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领导部门的工作要求越来越规范化起来，例如要上报的各种材料都要求单位领导签字并盖章。如果是比较正式的文件、报告，这样的要求当然非常必要，但往往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内容，例如填报几个数据，核对几个电话号码，也要求单位领导审核签字。尽管通常也就是走一个形式，但类似的要求一多，我忽然开始对自己的能力怀疑起来，难道经过我认真核对的几个简单数据，几个电话号码，都可能是不准确的吗？也许是我多心了，但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同时又难免会想，既然什么事都要由领导最后审核、把关，我也就不用那么认真了，反正出了问题是由领导负责的。

我以为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担任一定职务的干部，谈到有些处理起来牵涉面稍多一点，稍微敏感一点的事情时，往往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事得由领导拍板。我不禁有些困惑了，领导们又不是全知全能，就算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但管的事情也多，对许多具体工作不见得都很清楚，为什么要把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都推给领导呢？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上上下下的领导们也见过不少，记得北大一位老同志曾说过：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威信很高，我们以为领导的职务越高，道德品行就越好，水平就越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人们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领导多了，恐怕更难得出领导职务越高，水平就越高，处事就越公正的结论。

许多本可以由普通干部做的事情得由小领导把关，可以由小领导做的事情又需要大领导拍板，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往往是小事情拖成大事情，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有些领导一方面对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不愿意放手，唯恐下属越权；另一方面遇到关系到国计民生、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却反而没有了担当的勇气和把握的能力。甚至要发表一些重要的讲话，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讲话稿往往只是由身边的秘书起草的；要到下面去考察指导，参加各类公务活动，也需要从全局高度发表一些针对性的意见，但往往也是由下属部门起草好讲话稿，领导们只是照本宣科念一下。

有些官员遇事的出发点不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而只是想方设法让上级领导满意，自己又不用承担责任，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一个片段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朱可夫质问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之际不采取任何措施，还在一味等待上级命令时。巴甫洛夫的回答是：我们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这样保险。巴甫洛夫“保险”的结果是他指挥的苏军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他本人也很快被处决。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平时不一定会面临这么严峻的环境，所负的责任也有大有小，不见得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如果都从个人的“保险”出发，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勇气，问题就会越积累越多，越积累严重，直到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对于一位真正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干部来说，即使是在当前的领导体制下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未必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多少不利影响。县委书记在中国算不上多大的领导，但最近几年却有两位县委书记的作为令人耳目一新：一位是陕西神木县的县委书记郭宝成，由他主导的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改革造成了重大影响，此项改革据说由于担心上级领导不批准，未经请示就开展起来了。郭宝成后来尽管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但仍然平级调动到其他领导岗位，而此项使神木群众深受其惠的改革已很难被叫停；另一位是江苏睢宁县的县委书记王天琦，3年前，睢宁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干群关系紧张。王天琦书记和睢宁县委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改之路，他们通过严管干部，严管民风，使县委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支持民众对政府和权力进行监督。改革使“睢宁县初显政通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中国青年报》语）。我没有看到睢宁的政改是得到了哪一级领导支持的报道，但也还没有听到王天琦被免职的消息。全国有2000多个县，能被人记住名字的县委书记恐怕没有几个，如果不是由于大胆的改革，神木、睢宁这样不太有名的地方又会有多少人知道。其实现在各级领导人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环境并不比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时更困难，至少当年还动辄面临“姓社姓资”的严厉拷问，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不仅政治领导人一贯强调，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有着迫切的愿望，但就是很少看到各级领导人拿出实际行动来。

什么事都要经过领导审核签字的要求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但却反映出许多领导部门对下属、对干部的一种习惯要求。我作为一名老职员事事请示自然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各级领导都是这样要求下属，年青一代的干部还都是在这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环境下被教育出来的，也就很难培养出有主见、能担当、敢做敢为的各级领导干部。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造就了许多经济界的风云人物一样，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同样可能会涌现出许多新的政治明星。面对着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是本着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群众负责任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负责，锐意进取，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办的多；如果北大的各级干部、师生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学校的改革发展建设中，北大的事情也就会好办的多。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2月25日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