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珍

1981年9月我在大讲堂参加新生入学典礼，主持典礼的是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王学珍。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时，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中我见到了王学珍的名字，1984年3月他担任了北大党委书记。不过对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来说，学校主要领导和我们的距离过于遥远，我没有印象还在其他场合中看见过王学珍。

1985年暑假后，我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开始担任书记秘书的工作。位于办公楼二层南侧的201室是一个大套间，当时的格局是进第一道门后右手是一个会议室，党委常委会议一般都在这里召开，左手一间20平米左右的房间是党委研究室；进第二道门后又分外间和里间，我和办公室副主任李宝珍在外间，东西两侧共有3个各十多平方米的里间，分别是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王孝庭、顾问项子明的办公室。另一位副书记郝斌的办公室则在办公楼礼堂门口边的一个房间里。那时候办公室的人员比较少，三位书记加一位顾问只有我一个秘书，不像现在的书记、校长们都有专门的秘书，有的领导还不止一位秘书。

在1980年代，北大校领导的作风是比较朴实的。我开始时不知道怎么称呼领导们，记得我最初和王学珍说话时称他为“王书记”，王学珍听过几次后特意让李宝珍告诉我不要称职务。那时候在办公楼里好像没有称领导们官衔的，于是我也跟着别人称王学珍为“学珍”，称王孝庭为“孝庭”，郝斌为“老郝”，称校长丁石孙为“老丁”，副校长张学书为“学书”。遇到比较正式的场合，则会在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如称王学珍为“学珍同志”。这几位领导里除了郝斌年轻一些之外，其他人当时也都60岁左右了，只有20岁出头又身份最低的我直呼他们的姓名，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合适。王学珍平时喜欢穿涤卡中山服，我也挺喜欢这种服装，但是北京没有卖的，只有上海才能买到。有一次王学珍去上海出差，说他要买中山服，我就请他帮我代买了一件，秘书托领导买衣服，同样也没有人认为不合适。

我没有到王学珍身边工作之前，多次在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过他的照片，总是满面笑容，看起来很温和。到了办公楼之后，才知道王学珍经常也会发脾气。党委常委会一般都在201的会议室召开，在担任党委秘书的十多年里，我只有极少几次顶替党办负责人做过会议记录，对会议的召开情况了解甚少。不过虽然和会议室隔着门，我偶尔还是能听到里面的声音，但听不清他们说的话。王学珍嗓音比较高，嗓门比较大，听起来似乎经常和人吵架。时间一长，知道他也不是吵架，而是在意见分歧时和别人争论。不过即使和别人争论得很厉害，他真生气的时候也不多，其他常委也没有因为王学珍声音大就不说话了。至少说明当时的常委们经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生正常的争论。

虽然在王学珍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我所做的无非是一些接听电话、通知开会、安排用车等事务性的工作。虽然有时也看到王学珍处理工作，但往往也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加之年代已久，记忆不是太深刻了。我在王学珍身边经历最多、印象最深的事情，还是他对学潮问题的处理。我上班后没多久就遇到了1985年的“918”学潮，此后又经历了1986年底至1987年初从南方蔓延到北京的学潮，1988年夏天因柴庆丰事件引起的学潮，直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从1985年的“918”学潮开始，处理学潮问题似乎一直是王学珍的一条工作主线。虽然学潮的具体过程往往只是一段时间，但事先事后的各种动态需要掌握，各级领导的指令需要贯彻落实，对学校的广大师生，特别是对学潮的参与者更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我印象中处理这些问题占据了王学珍的大部分时间。

王学珍毕竟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在处理学潮的问题上，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指令。对于北大的许多教师、干部，甚至学校的某些领导人来说，对学潮的认识是逐渐有一些变化的。在这几年中王学珍的认识或许也有一些变化，但他在处理时基本上都是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的。在我的印象中，王学珍既没有对上级指令有明显的抵制，也没有像王孝庭那样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色彩，对学潮痛心疾首、极为反感，必欲坚决制止而后快。他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了他职责中应该做的事情，一直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开始，王学珍的态度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1980年代学潮的发生发展和知识界的思想动态密切相关，而北大师生的思想动态一直是从中央高层到各个上级部门都非常重视的，报送北大师生的思想动态是校党委的一项日常工作。当时有稳定工作“全国看北京，北京看高校，高校看北大”的说法，北大的稳定关系全局，北大师生的思想动态可能会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我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里，这些动态信息一般都是由党委研究室的赵存生、赵亨利两人撰写，我也曾经写过一些相关简报，经党委领导审阅后上报。上面比较看重的动态信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央出台的重大决定、政策的反映，二是师生假期回乡后看到、听到的各地情况。虽然上面要求北大如实报送，但实际上领导们又很不愿意听到不好的反映，我曾听王学珍说过，意见反映上去了，领导们往往会训斥说：现在形势这么好，怎么就是你们北大的意见多。慢慢地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写法：不管什么情况下，尤其是中央新出台的决策，首先表明北大师生都是普遍拥护的，然后再婉转地反映一些不同意见；如果假期后收集到的负面反映比较多，则先将其激烈程度降低一大半，以领导上能够接受的尺度和语气报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春节之后，可能是当时的社会情绪确实到了要出问题的地步，开学后师生们从各地带回的基本上都是负面反映，如实上报上面肯定不高兴。我们只好反复从中寻找正面的事例，找了半天，发现天津的师生反映说李瑞环坚持彩电不涨价，于是如获至宝，赶紧将其放在醒目的位置上报了上去。

1989年的政治风波产生、发展的过程比较长，情况非常复杂。《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将学潮定性为“动乱”，北大师生普遍不能接受，情绪非常激烈。按照惯例要立即报送北大师生对社论的反映，那次的动态信息是赵亨利起草的，他还是按照往常的口径，首先说大部分师生对社论是拥护的。这样写当然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如果是其他的表态也就罢了，而这次的反映实在是关系重大。王学珍没有马上签发，后来我看见他亲笔修改了稿子，将大部分师生拥护改成了大部分师生反对，如实地向上面反映了北大的情况。政治风波期间，不仅是广大师生，许多党员干部对上面的决策也想不通。当时北大女性任系党总支书记的只有3位，有一天这3位女总支书记一起来找王学珍，反映她们的思想问题。我不知道王学珍是怎么和她们谈话的，但从他事后谈及此事的态度看，王学珍没有简单地进行斥责和压制，而是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其实就是王学珍本人和学校整个领导班子，在当时中央出现了不同声音，情况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也无所适从。我曾经接到过一位党员教师打来的电话，询问北大党委的态度，我请示当班的党委领导该怎么答复，他也没办法表态，我只好告诉这位教师请他自己去分析判断。

绝食事件后形势进一步复杂，其间王学珍曾经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学生，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我印象中他是看过学生后去的记者会现场，我们在办公室看了电视直播，王学珍在谈话中表达了希望进行对话协商，使绝食行动得到妥善解决的态度。不过随后讲话的李鹏态度仍然非常强硬。王学珍回到办公室后我感觉到他的情绪有些复杂，心情比较沉重，他首先嘱咐党办副主任李宝珍，让她安排人买一些卫生巾送到广场——有的女生来了例假，还坚持守在广场。王学珍的这个做法无疑是人性化的，对学生是爱护的。那天的记者会在场的校领导都看了电视直播，但王学珍回来后没有一个人说话。我那时候对学生是比较同情的，就主动说他今天的谈话非常必要，使北大校方赢得了主动。王学珍似乎有点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不好明确表态，只说了其他人（对他的谈话）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从第二天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连续收到了许多从全国各地寄给王学珍的来信，头一天大概有几十封，后来的几天每天都有一二百封或者更多。我拆开看了不少，都是对王学珍的谈话表示支持的。此后的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形势极为严峻，王学珍当然也不可能再表现出什么个人的倾向来。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王学珍仍旧担任校党委书记一职，他当然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按照上面的指令进行工作。从1989年开始上面决定对北大、复旦的一年级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决定是不可能改变的。前几年我听他说过此事，他说他是不赞成这样搞军训的，但既然是上面的决策，作为北大的党委书记，他当然不能公开反对。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应该也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到了1991年1月，王学珍不再担任校党委书记的职务。

王学珍任北大党委书记一职将近7年，还当选过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从上学到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北大的校党委书记。早在1951年王学珍就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一职（当时学校还不是党委领导体制），此后一直在北大做行政工作，担任过党委组织部长、教务处长、社科处长、教务长、副校长等多种职务，对北大的情况非常了解。虽然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他处理的大都是学潮方面的问题，不过也曾经随他到一些系进行过调研工作，我记得去过中文、历史、哲学等系。他对北大这些基础学科在全国高校中的位置比较关心，详细了解过其他高校相关院系的情况。此项调研本来还要进行下去，只是由于学潮的影响而无法继续。

在王学珍任内，虽然他也和其他人有不同意见，经常发生争论，但没有见过哪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受到过不公正对待。1986年召开了北大第八次党代会，会上许多人对学校领导班子提出一些尖锐意见，如提出学校班子在如何办学上思路不够、办法不多，这些意见都能得到正常表达。党代会上发言比较尖锐的无线电系主任王楚，讲话比较直爽的后勤党总支书记赵桂莲等人，都以较高票数当选为校党委委员。在王学珍任党委书记期间，北大的政治生活是比较正常的，各种不同意见是能够得到表达的。政治风波期间，我还多次看到王学珍布置召开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等各方面人士的会议，随时向他们通报情况、听取意见。虽然王学珍有时会发一些脾气，后来我也明白往往是由于学潮的问题，他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指责，事后会显得烦躁、易怒一些，而这些批评指责往往是以势压人、毫无道理的。到了政治风波平息之后，王学珍似乎也很少再有大嗓门、发脾气的时候了，他不过是按部就班地说一些该说的话，做一些该做的事。

我个人倒有个不见得准确的看法，我认为王学珍主政期间对干部的使用显得保守了一些，在他的任内，北大中层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在干部退休的问题上也不够严格。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党政班子成员中年纪最轻的朱善璐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校党委委员，倒不见得是朱善璐有多高威望，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对北大干部普遍老化的不满。虽然王学珍时期的干部队伍状况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有历次学潮的冲击和影响，但他在干部的使用上思想不够解放，步子不够大。这样就没有能够选拔培养出一批思想作风比较正派，对北大的传统比较坚持的年轻干部群体，为以后任彦申等人改变北大的风格，安排使用符合自己意愿的干部留下了空间。

离职后的王学珍一直还在工作，我知道的是他在搜集整理北大的史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例如由他主编并亲自撰写了很多内容的《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全书200多万字，为北大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多次查阅过这部《记事》。在目前在世的北大的老人中，王学珍对于北大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了解的最全面的，堪称是北大的“活字典”。我在写陆平的生平，写北大统战史略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王学珍了解情况，主要的内容都是他提供的。在我离开党委办公室之后，他对我个人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也多次询问，表示了真诚的关心。王学珍是1926年出生的，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不过他的身体状况不错，还经常到办公楼工作，搜集、整理北大大量的历史资料。王学珍卸任后的所做的这些工作，对北大、对北大的历史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

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前我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石孙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要参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我也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经关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太费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南门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讲话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的，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底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苏给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1985年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北大校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有一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哮。后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上，不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聊，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由他介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对学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郝斌在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何东昌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北大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出面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都会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应对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处理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虽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讲到1986年冬天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胡乔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干部对学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工作，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学潮的做法不赞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为北大的事情开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会；我记得中文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要求思想统一、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论，但估计他总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公室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石孙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严之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明显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过公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担任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丁石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多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王孝庭

大概是在1985年的上半年，我作为学生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办公楼礼堂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王孝庭做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报告。王孝庭是河南洛阳人，讲话完全是地道的河南口音。报告内容丰富，列举了“文革”中北大大批教师、干部、学生受迫害的事实，很有说服力。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也听到有人说起王孝庭的报告虽然讲的不错，但他对“文革”初期一些高干子弟的行为却避而不谈。不过我当年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确实对他的报告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我到办公楼上班时王孝庭还是校党委副书记，我也知道了他此前长期在北大做党务工作，担任过系党总支书记、党委宣传部长等职。大概是由于“孝庭”这个名字的传统色彩太浓，不符合党员干部的形象，所以王孝庭在发表文章或其他一些场合往往会用“王效挺”这个名字。

1985年“918”学潮发生后，上面的领导高度重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副市长陈昊苏，教育部长何东昌等高级干部多次来北大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或直接与学生座谈、对话。王孝庭作为主管宣传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处理学潮的工作中。有一次在办公楼103会议室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和北大学生座谈，我也随王孝庭参加了。在中国凡是出现群体性事件，一般都会将其归结为有“坏人”进行操纵，上面也很快将“918”学潮定性为有“坏人”要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达到破坏安定团结的目的。王孝庭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非常坚决，我好几次听他在干部或学生大会上讲要把那些“坏人”揪出来，每次讲话时都声色俱厉。

大概在1985年年底，校团委和某家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北大学生生活的电视片。录像带在校党委审查时我也看了，我那时候毕竟年轻，只觉得电视片拍的并不见得真实，但实在没看出有什么原则问题。王学珍等其他领导可能也有一些不满意，但王孝庭却非常生气，之后我看到时任校团委书记的朱善璐及团委宣传部长等人被王孝庭叫来训话。当时我坐在外屋，和书记们的办公室隔着一道上半部嵌了一层毛玻璃的木头门，虽然不能听清里面说的话，但可以听到王孝庭声音很大，一直在大发雷霆。过了很长时间，朱善璐他们才走出来，和我们尴尬地笑了笑。

王孝庭虽然发火时很厉害，但有时候有点空，也会走出办公室放松一下，和我们党办的人说几句闲话，甚至开一点玩笑。这时候的他往往会笑容满面，表现出随和的一面。不过我在王孝庭身边的时间不长，到了1986年春天，北大召开第八次党代会。王孝庭是1984年才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按照事先的安排，他是要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的，但却在党委委员差额选举时落选，就此离开了校党委领导岗位。对于王孝庭的落选，当时就有一些议论，主要的看法有两点：一是有人认为他太“正统”，有些“左”；二是认为他工作中过于严厉，难免得罪了不少人。

此后的几年我虽然也见过王孝庭，但没有什么能记起来的事情。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因为要对政治风波中的问题展开清查清理工作，并要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党支部的活动比较频繁。王孝庭的组织关系在党委办公室研究室支部，那段时间每次支部会议他都会参加。我感觉王孝庭对这几年的学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乃至对自己的下台都积累了许多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学潮是反感的，对“自由化”是敏感的。大概是物不平则鸣吧，每次支部开会王孝庭都很活跃，经常发言。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大骂一些老同志，北大有不少老党员、老干部政治风波期间都参加过请愿、游行等活动。他骂道：“你们这些老同志，你他妈的革命几十年了，你们也去签名、游行，给我们党施加压力，简直是他妈的蠢…蠢驴！”讲话时过于激动，甚至气的说不出话来。我实在印象太深了，迄今都可以一字不差地记得他的原话。还有一次王孝庭说到上级组织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参加工作组到政治风波中出了问题的单位进行整顿。他考虑自己是落选下台的，不便于再出面，说自己入党几十年了，“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党的要求”，这次却因为个人的考虑，没有服从组织安排，说着说着，竟一下子自责的老泪纵横、语气哽咽起来，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1989年国庆节前的一次支部会上，王孝庭回忆起1949年北平解放后青年学生欢庆胜利的情景，当他们听到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个又一个大城市时，他们是如何地激动、兴奋，走上街头唱歌、跳舞、扭秧歌。说起这些往事来，王孝庭又不禁流露出孩子般的幸福神情，彷佛回到了那些岁月。

此后的两、三年间王孝庭还是经常来参加党支部会议，他在多次发言中都对苏联、东欧的情况非常关注，对苏东局势的演变至为痛心。他多次大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最大的叛徒！”1991年苏联“819”政变失败后，参与其事的苏联内务部长、原苏军总参谋长等人开枪自杀。王孝庭再次痛骂，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而是大骂那些搞政变的人：“你们这些笨蛋！有子弹自己吃！你们给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一人吃一颗不就行了吗！”苏东演变期间北大西语系的严宝瑜教授正在东德任教，回国后向王孝庭讲述过苏东的情况（后来我也听过严宝瑜的报告，他讲的相对比较平和）。不过之前王孝庭就已经在支部会上转述了严宝瑜的见闻，虽然他讲的是严宝瑜的感受，却远比严宝瑜本人讲的要生动、激愤得多。他说严宝瑜认识的一些苏东的老共产党员，向严宝瑜讲述了他们“亡党亡国”的痛苦，他们欣慰的是只有中国还坚持打着红旗。那些老共产党员们向严宝瑜说：他们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就是想到中国来，要再看一眼红旗啊！ “红旗！”两个字王孝庭是提高了声音喊出来的，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红旗”无疑都是极其神圣的。

1990年代初期，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开始引起了争论。王孝庭绝对是坚定的“姓社”派，他对舆论界开始出现的“不要问姓社姓资”的言论极为气愤，认为是“放屁的话！”大概到了1992年前后，北大成立了党史校史研究室，由王学珍任主任，王孝庭任副主任，他的党组织关系随之转到了研究室支部，我也就没有机会再听到他的言论了，很感到有些遗憾。

此后我很少再见到王孝庭，到了2000年前后，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赵存生让我为《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一书写一篇关于陆平的文章。于是我找了王学珍、王孝庭等老领导了解情况，他们都向我做了详细介绍。稿子写好后请他们审阅，我提到“大跃进”时可能是用了“一场灾难”的说法。王孝庭看后指出这种说法不准确，当即向我说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表述，令我十分佩服他对党内文献的熟悉程度。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我应当时的校报主编魏国英之约，为校报写一些评论文章，校报为此设了一个“博雅论坛”的专栏。魏国英告诉我可以写一些对学校的批评意见。我那时还有些天真，以为自己的文章会有很大冲击力，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一个笔名。殊不知北大的体制已经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程度，那里会在意我的那些言论。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对我表示了支持，第一篇文章见报后，我听魏国英说是王孝庭第一个打电话给她，问文章是谁写的？并表示了肯定。王孝庭虽然早就退下来了，但却远比许多在任的校领导们更敏锐、更重视宣传舆论工作。虽然我不见得认同王孝庭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但也不排除我们在另一些问题上有相同或类似的见解，能够得到他的关注和肯定，我还是感到非常荣幸。

对王孝庭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基本上就是上面写到的这些。我还知道王孝庭解放前在北大学习时做地下党工作，曾到解放区汇报工作，以在解放区的见闻写了《大江流日夜》一书，对国统区的进步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回忆她做地下宣传工作时，在手电筒的微光下读过这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著作的书，曾令她激动得彻夜难眠。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看到过。

从我和王孝庭的有限接触及通过其他人的看法，我以为王孝庭应该是一位很有能力，理论政策水平比较高的共产党干部，是一位传统的、坚定的老共产党员。他思想上确实有比较“左”的东西——这一点连王学珍等人都不讳言，他也有过于“正统”，甚至不近人情的一面。但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诚的，他对共产党是无限忠诚的，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尽管我不见得认同他的工作方式，不见得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我却十分佩服他对于理想信念的那种执着，哪怕是他所坚持的理念某些可能已经过时，某些已经被当局者抛弃。

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有一类伶俐人，伶俐人都明白，不管形势怎么变，“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在我不算太长的人生阅历中，确实也见过一些鲁迅笔下善于见风使舵，而自己总是一贯正确的“伶俐人”。相形之下，王孝庭显然不是这样的“伶俐人”。不过我倒宁愿我们的社会里能更多一些不那么“伶俐”的人，也许他们会落后于时代，但他们对于理想信念的那种如同宗教般的执着、坚定，甚至是固执，都还是值得人们尊重的。

郭景海

1984年的国庆35周年庆典，我参加了由北大学生组成的群众游行方队，我们这个方队就是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那个方队。国庆节前几个月我们就开始在东操场进行队列训练，当时郭景海是学工部部长，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我们的训练情况。郭景海还不时向我们传达国庆游行总指挥部的指示，他讲话时口音比较重，当时我没听出来是什么地方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天津郊县人。我们辛辛苦苦地训练了几个月，但是到长安街预演时指挥部又认为方队走的太整齐了，也像是阅兵，不符合群众游行的欢乐气氛。郭景海事后向我们传达了指挥部的意见，于是给我们拿的单一颜色的花束上加上五颜六色的彩带，并让我们正式游行时也不必走得太整齐。国庆节当天我们的方队出发、汇合时还好，集结过程气氛轻松、活跃，过北京饭店时我看到阳台上有不少外国人拍照，向我们打招呼。走到天安门前方队就开始乱了，不过如果队列一直很整齐，也不方便打出那个著名的横幅。通过天安门后队伍就完全散开了，我们一路跑到了复兴门，花束等更是扔了一地，多年后有人想找到“小平您好”的横幅作为文物收藏，估计当时就被随手丢弃了。按照要求游行队伍是不能夹带任何标语的，郭景海作为方队的负责人肯定会非常紧张，好在这条标语很快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我参加工作后郭景海还是学工部长，他经常会来书记办公室汇报、商量学生工作。在1986年北大第八次党代会上，因为准备继续留任的党委副书记王孝庭落选，于是安排郭景海接替了王孝庭的职务，主管学生和宣传工作，他随后也搬到办公楼201的书记办公室上班。郭景海上任前后的那几年，处理学潮一直是北大学生工作的主线，他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

郭景海任副书记以后，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多了一些，我觉得郭景海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朴实的干部，他不仅个人生活比较简朴，没有什么官架子，而且他对共产党的感情，对上级领导的态度也是非常朴实的。北大一出现学潮，上级领导经常对北大的负责人横加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学生。如果换作别的校领导，如王学珍可能并不会太在意，丁石孙会有不同的意见，但郭景海则会非常自责，认为确实是自己没有做好工作，尽管当时的学潮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引起的。上面对北大学生的任何动向一向都非常重视、敏感，郭景海作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自然要承担最直接的责任，只要学生中出现了情况，郭景海都要亲临现场。1987年10月底中国足球队战胜了日本队，第一次进军奥运会，学生、市民纷纷上街庆祝，郭景海也马上要去街上察看。那天晚上天气比较冷，他还是穿了我的呢子大衣出去的。不过这一次只是庆祝活动，没有出现其他动向，郭景海回来后也显得比较轻松，还向我们叙述了看到的场景。

同他的前任王孝庭一样，郭景海对学潮也是非常反感的，在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不过他的表现似乎没有王孝庭那么激烈。这里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认识上的差别。王孝庭理论水平比较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更清醒一些，他的态度也更主动、坚决一些；而郭景海在理论方面功底比较一般，但他对体制绝对是忠诚的，以服从上面的指令为准则，对“自由化”、对学潮似乎更多一些被动和无奈。郭景海也骂过戈尔巴乔夫，对他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老布什在马耳他会晤，我记得郭景海曾骂道：你看那戈尔巴乔夫见了布什，就跟奴才见了主子似的，摇尾乞怜。

1989年的政治风波开始之后，除了风波初起时郭景海的态度比较坚决，曾经指责过学生的一些行动之外，我没有印象他有特别突出的言论和行动，多数时候会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在当时情况那么复杂、局势经常不明朗、上面又时不时没有声音的情况下，对郭景海这样完全听命于上级的人，可能也确实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国家教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郭景海带队，去美国了解在美留学生的思想状况。他们出发时我从车队要了一辆面包车，顺便送几个一同赴美的人员去机场。当时留学生普遍同情和支持国内学生，很难接受国内的现实，郭景海对此比较忧虑，在路上就和同行人员商量怎么开展工作。其中有一位国家教委的干部，看年纪快要退休了，位置估计也不高，还需要北大的车去接，但讲起话来却慷慨激昂，完全是一副社论口气，说这些留学生“他们受了美国政府的发动宣传”。不过话题一转，他又马上为自己能有机会去美国而感到很得意，说“机关党委，我是头一名”。估计是国家教委机关党委的一名干部，没什么实权，也没什么机会出国，大概在机关党委的干部里他是第一个被派去美国的。我开始听他讲话很是义愤填膺，对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十分痛恨，紧接着说出的话又让我大跌眼镜，实在是生动地体现出此类官员的分裂人格。

到了1989年下半年，林炎志调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接替了郭景海主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郭景海后来又兼任了副校长，主要负责学校的日常行政和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作，之后他搬到了办公楼一层的校长办公室。郭景海之前可能有慢性咽炎，经常咳嗽，那几年忙于处理学潮时我听他说过：人家说我这个病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发展成喉癌。随后又叹口气说：哎！活着干，死了算。不想一语成谶，几年后他竟死于一种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

大概在1992年前后，郭景海发现自己的腿没有力量了，走路很吃力，随后的检查结果是他患上了运动神经元方面的疾病，随着运动神经元的坏死，身体各部位的肌肉逐渐不能运动，成为了“渐冻人”。郭景海病情确诊后就不能再上班了，家也搬到朗润园公寓一套一层的住宅，以方便他外出。他生病后的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有时是给他送文件、报纸，为他办一些事情，有时是带校外的人去看他。郭景海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病情，我认为他对待疾病的态度是令人尊敬的。我每次去他家里，他都会向来看望他的人谈起病情，不像有些人，特别是有些掌握权力的人那样很快出现崩溃。我不了解他私下时的状况，但他在外人面前是比较从容、平和的，没有表现出激烈、绝望的情绪，当然随着病情的发展，也能逐渐感觉到他内心的悲凉。郭景海一直在积极寻求治疗，生病后他的夫人董丽芬专职在家照顾他，有一次他们得知《山西日报》专版介绍了一位治疗这方面疾病的专家，就托我找一份报纸看看。我打电话联系了山西一所高校的办公室，但没有等来回音，后来我记得又联系了山西省委教育工委，他们寄来了那份报纸。

虽然郭景海一直在寻求治疗，但此种疾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病情的发展，他身体各个部位逐渐都不能动了，即使苍蝇蚊子飞到脸上也无法挥手去赶，其痛苦可想而知。因为后来安排住在朗润园的办公室同事为他送报纸、材料，我也就很少再去他家里，只是听说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到了1996年底，郭景海被送到西苑医院，实际上就是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住院当天我陪任彦申去看他，那种情况下任何语言、安慰对他已完全没有意义，我们也没有进病房，只在门外隔着玻璃看了看，和董丽芬说了一些后事安排就离开了。第二天郭景海就去世了，我和校办的人到医院后听董丽芬说他临终前没有太大痛苦，是由于各器官衰竭去世的。郭景海的生命力很顽强，是同一批病人中存活时间最长的。校办的邸振江为他穿了衣服，穿的是一件普通的夹克衫，董丽芬说老郭不讲究这些。

郭景海本质上是一个朴实、朴素的人，他不仅个人生活如此，对共产党也有一种很朴素的感情，对党的组织、对党的领导人都是忠诚的。他的知识、理论素养不是很高，也不大会从另外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本能地服从、执行上级的指令。不过郭景海待人还是比较厚道的，我没有见他很严厉地斥责过什么人，也没有听说他整过什么人。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朴实，使他在遭受某些领导人的无端指责时，也会违心地自觉接受，这样长期下来可能会积累一些不良情绪，而这些情绪又可能对他的致病产生一定影响。郭景海在罹患不治之症后没有失态、绝望，而是比较从容、平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他对待绝症时的表现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