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

林炎志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到北大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此前我知道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是高干子弟，曾经当过北京团市委书记，也是当时政坛上引人瞩目的年轻干部。林炎志在团市委工作时应该来过北大，但我没有印象见过他。后来林炎志转岗到北京市体委任主任，不过我没有看到过他对体育问题发表的见解。政治风波发生之后，林炎志的表现开始活跃起来，经常可以在《北京日报》等媒体上看到他对形势发表的看法，立场很坚定、旗帜很鲜明，而且常常有一些标新立异的见解。例如风波前期出现了警察打人的情况，我们长期以来所受的是“人民警察爱人民”的教育，但是“爱人民”的警察突然变脸了，动手打了“人民”，许多“人民”一下子想不通。这时候林炎志出来说话了，他说警察本来就是专政的工具，就是要打人的，认为警察不应该打人，这是很可笑的。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直白的言论，所以印象很深刻。

大概是由于林炎志政治风波期间的突出表现，于是被派到北大主管学生工作。林炎志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我最初的印象是此人生活很朴素，他经常穿一身洗的发白的蓝色制服，包括带北大学生去中南海见最高领导人，穿的也是这身服装，只是看起来比平时的要新一些。听说他因为政治见解不同和妻子离了婚，干脆一个人住在北大的集体宿舍，为了便于观察了解学生的动态，他要求把宿舍安排在三角地旁边的16楼里。林炎志入住时我陪他去过宿舍，看到狭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台老式的黑白电视，就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台彩电？他叹口气说没有那么多钱呀。林炎志平时去北京市委、国家教委或者更远的地方开会，一般都不让我安排车，而是自己骑自行车去。当时北大文科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军训，林炎志曾骑自行车去过石家庄，还让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陪着他去了，据说这位年轻人被累的不轻。

因为林炎志当过体委主任，我有时候看了精彩的体育比赛，想和他交流几句，但我很快发现他对体育话题根本不感兴趣。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林炎志还送给我两张分别是足球比赛和田径决赛的票，他大概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观看，于是我颇感荣幸地在工人体育场和亚运田径场的贵宾席上观看了比赛。

林炎志生活很简朴，我也没看到他有别的兴趣爱好，他的关注点完全在政治问题上。虽然林炎志到任时政治风波已经平息了，但是许多北大的学生、教师、干部思想上并没有转变过来，特别是学生中时不时还有些风吹草动。一到敏感的日子，上面和林炎志这些学校的政工干部们都会非常紧张，那几年多次出现学生们在校园内聚集、起哄，挂横幅、贴大小字报等动静。每次发生这类情况，林炎志都会马上出现在现场。对于学生们持续不断的聚集活动，他提出了“围观即参与，枪打出头鸟，秋后要算账”的针对办法。意思是说对学生的骚动，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在旁边围观的也算是参与了；对那些领头闹事的要坚决打击；事态平息后，要对参与者秋后算账。话说的非常坚决，很能体现林炎志的语言风格，大概只有他能这么直接地说出来，不过这些年用林炎志式语言说话的官员似乎多了起来。林炎志话虽然说的很硬，但好像也没有很快见到成效，学生中还是不断出现各种动态，直到他离开之后的9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下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人往往在思想、政治领域控制得比较严的时期，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也抓的很紧。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曾有一位博士生的女友因为害怕住进了男友宿舍，被学工干部发现了。那时候北大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上面的重视，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亲笔做了批示，要北大严肃处理。我见过李锡铭的批示，口气非常严厉，好像是出了天大的事，不知道那段时间一脸不高兴的他是否因为没有进入常委而大发无名之火。那个倒霉的博士生曾一脸惶恐地来过办公楼，他最后还是被退学了。或许有李锡铭批示的作用，林炎志主管学生工作期间，对学生的生活作风问题非常重视，并对女生宿舍实行了封闭式管理，自此北大男生再不能踏进女生宿舍一步。同时学校还组织了一批人检查学生风纪，特别是对男女生之间的亲密行为进行干预。干这种事的多半是干部、教师中一些五六十岁的半大老头、老太太，他们平时就对学生的一些行为看不惯，用某位教授的话说就是“未名湖（周边）都成了高粱地了”。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夜晚到处巡逻，看到黑暗处有身影就用大号的手电筒直接照过去。不过林炎志自己倒没有耽误事，听说他离开北大之后又结了婚，妻子很年轻，是北大1990级的学生。

林炎志在北大不分白天夜晚地投入工作，他住在学生区，听说经常有不少学生、学工干部们去他的宿舍，其中不乏一些他的支持者和崇拜者。不过林炎志也有一些遇到挫折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一批团干部去北京近郊，我也跟着去了。路上休息时林炎志和团干部们大谈忠诚的问题，强调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忠诚，他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套的，讲的很有些说服力。我记不清是哪个系的团委书记随后发言，就到底应该忠诚于谁提出了疑问。林炎志似乎也说不出更多道理，没有再进行反驳。还有一次不记得林炎志安排了什么事情，没有征求王学珍的意见。当时王学珍已经明确要卸任了，但还没有正式公布，我听到他很生气地说我还没有下嘛。林炎志知道后赶紧表示说我做检讨。那天下班时我和他骑自行车同行，林炎志一路上唉声叹气，满口“他妈的”不断，说了一些“我整天这么累，我他妈的图个什么呀”，“我他妈的现在就想睡个好觉”之类的话。

林炎志毫无疑问是传统体制的坚决维护者，但是他的语言、行为又往往直截了当、不拘形式、很有些个性。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其语言、行为一般是比较规范的，讲究说话、做事滴水不漏；或者像有的官员那样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体制内有许多事是做得说不得，或者是说得做不得的，而林炎志却是言行一致的，这样他的个人风格就和体制特点产生了一些矛盾。林炎志在每个位置上呆的时间都不太长，也没有晋升到很高的职位，尽管他在政坛上很有背景，起点不低。林炎志在北大干了3年左右，就被调到教育部任专职委员，后来又兼任了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对林炎志这样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不大可能对语言文字之类的事情感兴趣，果然时间不长，林炎志就到河南当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几年后又当上了吉林省委副书记。

我没有太注意过林炎志在河南、吉林期间的言行，不过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之后，林炎志却引人瞩目地发表文章，主张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资本家入党，与江泽民提出的允许资本家入党的精神不一致。林炎志所持的应该还是传统的观点，主张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反对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当然不能允许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资本家入党，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纯洁性。只是在众多官商早已融为一体，形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现实面前，林炎志的观点未免过于脱离实际，至于要“领导和驾驭”又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

林炎志出身于高干家庭，高干子弟有的确实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有的则家教甚严，比较低调，就是出身同一个家庭其子女往往也会差别很大。薄熙来的骄奢淫逸我们是知道了，但是他的妹妹薄小莹却非常低调、朴素，据说在北大历史系很得好评。林炎志在生活上确实是艰苦朴素、律己甚严的，他曾和我说过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抽过烟，连尝试一下都没有过，自制力确实很强。林炎志虽然说过不少厉害的话，但平时待人还是比较温和的，说话也比较客气。不过我听北大的司机说送林炎志回母亲家，看到他对其姐姐的态度是比较凶的，也许这是他的另一面。林炎志和薄熙来的年龄差不多，背景也比较相似，而且林炎志在1980年代中期的职位是高于薄熙来的。我无法设想林炎志如果有薄熙来那样的地位会怎么样，虽然他们的个人风格有很大不同，但在对权力的追求方面应该是一致的。据说在“文革”初起的时候，那些父辈们尚未受到冲击的高干子弟们，曾经发出过“天下是老子们的父母打下来的，还得由老子们来坐”的宣言。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不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还是后来崛起的某些高干及其子弟，他们的这类想法应该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

吴树青

对于要不要写吴树青我曾经有过一些犹豫，主要是我对他的了解不多，他又是在非常特殊的时期出任北大校长的，有些事情不太好写。犹豫再三，觉得吴树青毕竟在北大做了整整7年的校长，完全回避有点说不过去，只好勉为其难地把我一鳞半爪的印象写出来，留待有识者指教。

吴树青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接替丁石孙出任北大校长的。由于北大当时的情况太敏感，卷入政治风波的程度太深，一般人都估计上面要对北大进行重点的整肃。据说曾打算安排比较高级的官员接任北大校长，但又听说没有人愿意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是安排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吴树青出任北大校长。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身为人大副校长的吴树青是不大有可能到北大当校长的，他出任北大校长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吴树青上任是在1989年8月，当时学校里很安静，学生们早在暑假之前基本上都离校了。宣布吴树青上任的学校干部会我没有参加，《北京大学记事》中记载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宣布：丁石孙因任期已满，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由吴树青任北大校长。何东昌、丁石孙、吴树青都在会上讲了话，但没有记载讲话的具体内容。吴树青到任不久我就制造了一起水淹校长办公室的事件：当时政治风波刚结束，党委办公室昼夜都要有人值班，我是年轻的单身汉，经常被安排值夜班。那段时间北大后勤说是要防止输水管道跑冒滴漏，每天夜里十二点以后关上全校的总水闸。有一天我睡的比较晚，洗漱时已经停水了，我把洗手池上的两个水龙头都拧开忘了关上。第二天清晨我被哗哗的流水声吵醒，起来一看水流到外面了，二楼的积水倒不多，但是一楼的校长办公室却被水淹了。吴树青当时家还在人大，为了他中午休息就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折叠床，结果床上、地下都被水淹了。因为是出于无意，我倒也没有受到什么批评，一个间接的后果是把书记、校长办公室几十年都没有清洗过的纯毛地毯拿出去清洗了。虽说关水闸是为了节水，但不知道全校范围内类似我这样忘了关水龙头的情况还有多少，也不知道水到底是节约了还是更浪费了，反正不久之后又不关水闸了。

吴树青上任后没有什么事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我参加学校的会议、直接听他讲话的机会不多，有时候偶尔听到他的一些讲话，也都是符合当时口径的一些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一次我和同事分别整理吴树青的一个讲话录音，其中一段我记录整理下来大概有近千字，话是说了不少，但我听来听去，觉得他说的主要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强调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环境下的坚持，而改革开放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他的其他讲话也大体如此，我没有特别留意过。

政治风波之后北大的形势比较微妙，虽然风波已经平息了，但是大部分师生的思想并没有转变过来，消极、对抗的情绪比较强烈。另外北大许多师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治风波，按照当时的要求是要进行清理和清查工作。当时北大的一些老干部对清查工作热情很高，有的人虽然已经退休了，还是很积极地参加清理清查工作，让很多受到审查的师生、干部压力很大。我不太清楚吴树青对待清理清查工作的态度，不过据我的印象，吴树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行，似乎比较低调，北大大部分卷入政治风波的人都得以顺利过关。当然这主要和社会的大环境有关，经过了以往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整人的那一套做法不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了，即使有人想搞也是搞不起来的。据我了解吴树青也没有刻意去搞这一套。

吴树青刚当校长时我感觉他还有些拘束，不够自信，不过毕竟是北大校长，国内国外出席各种活动的机会很多，周围关注的人更多，慢慢地就当出些感觉了，也有了一定的气度。吴树青后来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每年要参加多次人大常委会，那几年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会议也很多，我印象中吴树青经常出席此类会议，加上他时不时到外地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每年还要出国访问几次。在他任职的那些年里，每年都有大量时间是不在学校的，学校内部对他的这种状况也有一些看法。不过比起后来的许智宏等人，吴树青的做法似乎还算不上太过分。

从1989年开始，北大新入学的本科生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1992级新生。军训是政治风波之后上面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免得他们入学以后受到“自由化”的影响。但是部队也容纳不了那么多大学生军训一年，所以只对风波中表现突出的北大，另外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新生进行了一年军训。军训了几届之后，他们是否具备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否对“自由化”有了足够的抵御能力，没有人敢打保票，但对北大招生的影响却比较明显，许多考生因为军训而不愿意报考北大。于是学校想打报告从1993年起停止军训。不过在此期间，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李铁映曾到北大讲话，坚持要继续军训，并强调说对于军训的效果，要看这些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表现才能体现，口气很强硬，大有将军训长期进行下去的打算。李铁映是主管教育的，我不清楚吴树青及学校领导班子是怎么考虑的，不过在李铁映讲话之后，北大最终还是和复旦一起向中央打了报告，并获得批准，停止了北大、复旦新生为期一年的军训。我虽然不了解其过程，但吴树青作为校长应该是要对这个问题表态的，起码他和当时北大的班子还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了意见。据说复旦大学开始就没有敢打这个报告，具体是由北大操作的，复旦为此还向北大表示了感谢。

1994年7月北大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这年吴树青62岁了，按照5年的校长任期他也应该卸任了，但是没有听到关于他去留的任何说法。吴树青在北大虽然没有不好的形象，但是也谈不上有很高的威望，加上年龄、任期已到线，如果他在党委委员的选举中落选，将是极没有面子的事情。我是这次党代会的工作人员，选举前我曾听负责会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朱善璐一脸严肃地说要做最坏的打算。计票工作是分几个组进行的，我参加的这一组里确实有不少吴树青的反对票，不过最后的结果有惊无险，吴树青顺利当选为党委委员。此后吴树青又当了两年校长，到1996年才正式卸任。除了丁石孙是以任期届满的理由卸任外，北大校长的任期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年限，陈佳洱当了三年多，许智宏当了九年，周其凤当了四年多，我到现在也搞不清北大校长的任期应该是几年，可以任职到多大岁数。

吴树青早已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了。如果有人问我吴树青在北大做过哪些不好的事情，我的确说不出来；但要是再问他有哪些好的主张，做过哪些好的事情，我也同样说不出来什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吴树青卸任时，任彦申在宣布陈佳洱上任的干部大会上，多次对吴树青给予了高度评价。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至少说明吴树青对任彦申的工作是比较支持、配合的，尤其是对任彦申主张的把科技开发和市场开拓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兴办校办产业的做法是比较赞同的。对于吴树青我大体上就知道这些，他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担任的北大校长，还是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尊重北大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做过什么明显影响北大校长形象的事情，北大没有因为他而变得更好，但他也没有对北大的堕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吴树青应该是北大历史上一位过渡性的、没有什么明显特点的校长。

任彦申

我认识任彦申的时间比较早。1985年“918”学潮之后，大概是上面要调查了解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于是由刚从清华大学调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的任彦申带队，带了几个干部来北大调研。他们具体是怎么调研的我不清楚，我只是负责安排他们在勺园的食宿。这次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至少有一两个月吧，任彦申走的时候我到过他的房间，他把几个人应付的伙食费交给了我。勺园是当年北大接待客人条件最好的地方，虽然是公务活动，但按当时规定个人要付一部分伙食费，大概是每人每天一块钱。此后的几年里学潮不断，任彦申应该还会经常来北大，但那时候来北大的大人物实在太多，我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印象。

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我记得任彦申多次来过北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风波平息之后，他有一次在办公楼礼堂给北大学生作报告。任彦申确实很有口才，讲话很生动，他虽然是力图说明平息政治风波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口气并不强硬，不是用官方的大道理教训人、吓唬人，而是试图以他的见解说服学生。我记得他讲了政治风波期间的一些情况，例如讲到虽然宣布戒严了，但其后的一段时间并不是解放军在戒严，实际上是学生戒了严。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这种掌声谁都能听出其特定的含义，任彦申当然不会不明白，但他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掌声的鼓励，越讲越有精神，不断得到许多热烈的掌声。

到了1991年初，上面调整了北大的党委班子，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卸任，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鏐兼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汪家鏐主要还是在北京市委工作，她一般只是每周来北大一两次，对北大的日常工作过问不多。但是任彦申迅速地进入了角色，我很快就感觉到他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做事很干练，讲话、写文章都很有一套。有一次任彦申和我说过，本来是要安排他去崇文区当区长的，由于北大当时的特殊情况，才被点名调到北大，以加强北大党委的班子。任彦申到北大后一直很活跃，经常讲话、作报告。我那几年身体不好，也很少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直接听他讲话的时候不多，印象中他宣讲的主要还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那一套观点。任彦申对于形势的判断力比较强，对上面的意图领会的比较深，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最受重视，任彦申兼任了北大党校的校长，还在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基础上筹建马克思主义学院，并自任第一任院长，加强对北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

任彦申对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向非常敏感、善于把握，不过真正体现出他这方面能力的，还是在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之后。因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内舆论气氛大变，继续讲“姓社姓资”那一套肯定不合时宜了。1992年年中我听过一次任彦申的报告，主要是讲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但他不是单纯地解读南巡讲话，而是把邓小平政治风波之后接见戒严部队的讲话和南巡讲话做了对比，认为这两个讲话都非常重要。他说邓小平如果政治风波之后马上讲南巡讲话的内容就会不合适，而如果南巡讲话时还是讲接见戒严部队的那些内容也不行，就会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所以这两个讲话在当时背景下都是非常恰当的，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样任彦申就十分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前后不一致之处，不露痕迹地将他的立场、观点迅速转变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上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任彦申的兴趣似乎主要不再在意识形态领域了，而是适时地转向了经济领域。不过他对舆论宣传工作仍然很重视，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第二天，北大经济系教师解万英跳楼自杀，后来有一家经济类的报纸（具体是哪家报纸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首都经济信息报》）以《北大教授跳楼记》为题，对这一事件做了长篇报道。任彦申大发雷霆，将写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找来训话，我刚把他们领进任彦申的办公室，就听见他劈头盖脸地训斥说这几年好容易把北大稳定住了，但你们的这篇报道又把北大“搞乱了”；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中文系教师韩毓海的一篇文章——《北大，魂兮归来》。这篇文章我当时也看了，我认为韩毓海到北大的时间不长，对北大的一些事情看的比较表面化，不过内容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任彦申这时候已经当了党委书记，他对韩毓海的文章非常恼怒，他是否当面批过韩毓海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有关负责人被叫到北大，受到了任彦申的当面斥责。

1992年之后，任彦申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尤其对发展校办产业非常热心，应该是他首先提出推倒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的，并一手促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北大资源公司的成立。推倒南墙引起了舆论的不少非议，当然外界也存在一些误解，北大倒不是不要围墙，而是在围墙的位置上建商业用房。另外北大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搞一些商业开发，确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任彦申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任彦申对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也极为重视，热衷于方正公司的各种具体运作，例如促成方正公司在香港上市，力主由王选担任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等等。我在办公室经常能看到方正等校办产业的人，或者来送文件，或者向任彦申汇报。任彦申曾提出过一系列观点，例如说北大要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进而提出要培养“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以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那时候对任彦申的这些见解也很佩服，有一次他要写一篇关于校办产业的文章，由他口授让我记录。我记下来以后觉得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有理有据，对他的能力更是大为叹服。那几年北大的校办产业在任彦申的主导下名声大噪，在全国高校中独领风骚。方正负责人甚至夸口说以后国家每年给北大投入多少钱，方正就也给北大上交多少，一时令人极为振奋，只是后来的实际距离这一承诺相距何其遥远。

客观地讲，任彦申确实是比较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的官员，无论是他提出的一些主张，还是实际做的一些事情，在北大都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建设热潮的大背景下，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办产业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任彦申顺利接替汪家鏐当上了党委书记，正式成为北大的一把手。在任彦申当上党委书记之前，他在北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已经比较突出了，我感觉没有人能对他接任书记一职形成挑战。担任书记后任彦申进一步提出校党委要管全局，抓大事，要着重对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谋划和决策，要统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认为从1992年之后到2000年初，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北大的各项重要举措和办学思路，都比较深地受到了任彦申的主导。

1997任彦申顺利地被推选为代表北大出席中共十五大的代表，以他的身份和以往的惯例，我们都估计他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起码应该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任党委书记王学珍、汪家鏐在任时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开幕前要准备证件照，任彦申对出席会议还是很重视的，他有一张标准像自己比较满意，但底片找不到了，就让党办副主任薛松岩拿这张照片进行翻拍。我看到翻拍后的照片色彩有些变化，效果并不理想，就开玩笑对薛松岩说不要因此影响任书记的当选。不想十五大上任彦申真的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反倒是一向比较低调，而且不是十五大正式代表的陈佳洱校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任彦申毕竟是任彦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小小的挫折应该不会对他有多大影响，机遇很快就出现了。1998年北大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无疑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北大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更是一个可以充分表现的舞台。早在校庆前几年，北大就开始筹备相关活动，组建了若干个工作班子，校庆前一年还在南校门设立了倒计时钟。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可能造成的影响十分清楚，对校庆活动可谓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要将其做成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我从1997年春天后被调整到党委研究室，不再担任书记秘书工作，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对领导们如何进行决策没有机会参与，只是离领导们比较近，时不时能得到些信息。既然不在领导身边了，我对有关校庆的决策就更是知之甚少，不过还是能感觉到北大百年校庆的重大决策都深深地打上了任彦申的烙印，所有重要的举措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是对北大创办的背景进行了特别阐释，强调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到底哪所大学创办最早？并没有权威的定论，之前已经有大学庆祝过建校100周年了。北大特别强调其政府官方的背景，这样就把京师大学堂和一些更早的由外国人或民间创办的学校区分开来，似乎是要说明北大才是和政府关系最密切、最正规的大学。以此思想为主导，北大的百年校庆就不仅是北大自己的事情，而且应该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出面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主办。

百年校庆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纪念大会了。既然要达到政府行为的目的，那么纪念大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就非常有讲究了，如果是放在北大，好像就不足以体现政府官方的背景。虽然领导班子里有不同的意见，但任彦申一直主张庆祝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之后有人编了一本书，主要是讲述校庆前后的过程，当时已到北大出版社工作的刘乐坚让我帮忙看看是否有必要出版。我大致看了一下，全书洋洋30万字，通篇充斥着对任彦申、闵维方等人校庆事迹的歌功颂德，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领导们就校庆大会究竟在校内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争执不下，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在某次会议上，“任彦申像天神一样神威凛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人民大会堂了。”我不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认为内容过于谄媚夸张，不宜出版。不过我也和刘乐坚开玩笑说如果存心想调侃任彦申等人，倒是不妨出了。后来好像是没有出。

除了确定庆祝大会的举办地点，邀请最高领导人等政要出席大会更是校庆活动的重中之重。另外还提出要给江泽民授名誉博士学位，江泽民没有接受。此外，通过国家邮政局发行了北大百年校庆纪念邮票，将一颗由北大校友发现的小行星通过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命名为“北京大学星”，通过铁道部开通了北大校友返校专列，举办了百年校庆庆典晚会“光明行”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等等。庆祝大会当天，由北京市有关方面进行交通管制，200辆满载着北大师生、校友的大巴车队一字排开，绵延数公里，一路绿灯驶往人民大会堂，引来无数路人或羡慕、或不解的目光。这一系列活动不见得都是任彦申直接策划的，但都体现了任彦申要将北大百年校庆做成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在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下实现的。最高领导人也很给北大面子，先是亲自来北大“暖寿”，又携数位主要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任彦申自然要忙前忙后，一时风光无限，其间还接受了因被朱镕基点名而名声大噪的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任彦申侃侃而谈、挥洒自如，据说让见过不少世面的吴小莉也为之折服。

不过除了这些台前的事情之外，任彦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高领导人出席庆祝大会肯定要发表一篇讲话，任彦申事先就带了几个人起草讲话初稿，他后来和我们说过起草过程。对于讲话稿如何写任彦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要使之成为一篇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江泽民的讲话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另一次就是北大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我不知道任彦申起草的讲话稿和江泽民最终的定稿有多大差别，不过从任彦申的讲述里，他的思路、提法基本上都得到了采纳。5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庆祝大会是由任彦申主持的，他的口才、能力又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表演舞台。

任彦申凭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机遇大出了一番风头，借着这股余热，又有最高领导人讲话中提出的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任彦申很快开始了新的策划。最高领导人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发出的号召，北大自然应该率先响应。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办学经费过于悬殊，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我在党委研究室的同事还写过一篇文章，被收录到《新华文摘》上，中心意思就是说国家应该给北大重点支持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过任彦申考虑的更周全一些，虽然北大有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但如果仅要求国家向北大增加投入似乎又过于特殊，毕竟中国的名牌大学不止北大一所，而其中唯一和北大地位相当的就只有清华了。于是任彦申提议联合清华，共同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建议国家对北大、清华加大投入。这一计划得到了急于做出政绩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经过一番运作，北大、清华从1999年开始在三年内各得到18亿的资金投入，此外还有后续投入。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大学被吸纳进来，成为一项波及范围更广的所谓“985计划”，因最高领导人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而得名。任彦申的谋划使北大、清华获得了很大的实际利益，以前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和北大、清华大体还是在一个层次上，但“985计划”的实施却使得北大、清华一下子鹤立鸡群，对其他大学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每年的招生中垄断了国内最优秀的生源。至于这一计划是否影响了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是否真正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则恐怕是一个不太好说的问题。

百年校庆的高潮刚刚过去，又一次足以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机遇再次降临到北大。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要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不仅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而且还很年轻，颇有些明星范儿，所引起的关注度可想而知。任彦申十分清楚克林顿到访北大的分量，虽然他对如何接待的具体环节不见得都亲力亲为，也不像百年校庆那样可以一直站在前台，但一定会有整体上的掌控。为了接待克林顿，北大方面可谓十分细心周到，我知道的就有为克林顿发表演讲的办公楼礼堂安装了空调，将办公楼东面通往未名湖的一条泥土小道铺设成水泥路，我曾戏称之为“克林顿小道”，后来因为克林顿演讲会上回答提问的时间比较长，没有走这条小道。北大方面也坚持了一定的原则，美方事先提出克林顿发表演讲时，为了安保要使用白宫的讲台。北大坚决拒绝了，认为在北大演讲就要用北大的讲台。后来双方达成妥协，用白宫的讲台，但是在讲台上悬挂北大的标志。不过更周密的筹备是在台面下进行的。

克林顿来访当天我去接待中山大学的党办主任李尚德，我安排他在勺园住下后，正好电视上开始直播克林顿的演讲。看到提问环节，我们感觉到每个学生的提问都咄咄逼人，很有些火药味，有抱怨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中国人对美国多的，有指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有质问克林顿微笑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的，有提出美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反美女生”的马楠提出她不认为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冲突，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的选择，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正是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并告诫克林顿“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的自由”。因为这些问题太一致，倾向性太强了，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对劲。李尚德就问我：这些提问都是安排的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了解内情。

克林顿离开后我回到办公楼，很快我就在书记秘书的桌上发现了打印好的一页纸，刚才学生们的提问内容都在上面，和提问时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我顺便问了一下，秘书回答说都是任书记拟的。后来人们惊诧“反美女生”马楠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其实马楠这些提问的学生们本来就未必真反美，只是出于讨好学校当局和为了自己出风头，充当了一次任彦申的传声筒而已。据说是学生们先准备了一些问题，任彦申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草拟了这些提问。当天参加演讲会的学生也都是精心选择的，大多是比较可靠的学生干部。虽然提问者由美方随机选择，但如果选择另外的人也还是会提出同样的问题，用中国话讲早就“设好了埋伏”。当然任彦申设计这些提问也不过是揣摩了某些官方机构和某些领导人的意图，将他们不便于向美方说的话通过北大学生之口讲出来，以此表达对美方的不满和对自己的辩护。

1999年1月北大召开了第十次党代会。北大党委作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按党章规定应该三到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进行换届，但是实际上北大的党代会很少按时召开。我经历过1986年的第八次党代会，和上届召开已经过去了8年，1994年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和第八次党代会又隔了8年。1999年的第十次党代会总算是正常了，此后2003年召开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也算按时召开，但是再往后2012年才召开第十二次，和第十一次隔了9年。北大的党代会究竟什么时候召开，并不是按照党章规定，而是根据实际形势或者是一些领导人的意图而定。1999年之前我就听任彦申多次说过要按时召开党代会，要使北大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这个理由自然很站得住脚。不过根据我对当时学校领导班子情况的了解，一再强调要按时召开党代会，恐怕也有让一些老领导尽快腾出位置，让一批任彦申选拔任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年轻干部尽早上位的考虑。

党代会召开之前的党代表选举还差点出了意外。任彦申的代表名额是划拨到由党委各职能部门组成的一机关党委选举的，由各部门的全体党员，包括离退休党员一起投票选举，不占一机关党委的代表名额，但是也要经过投票。一机关党委书记王丽梅专门在会上做了说明，但是选举的结果却是任彦申的得票比较低，差点没有选上党代表。事后王丽梅立即跑过来向任彦申解释可能是她没有讲明白，我还听见任彦申说如果我选不上，看这次党代会怎么开的话。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王丽梅没有说明白，还是有不少人故意不投任彦申的票，总之任彦申当选党代表了，党代会也顺利召开了。无论是这次党代会确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基本上都实现了任彦申的意图。

此后在我的印象中，任彦申在北大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由于“985计划”使北大获得了较大的经费支持，1999年北大开始进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对这件事情我还要另外陈述，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任彦申的各种做法学校里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任彦申就此讲过一些观点，他说北大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动荡不安、争论不休的局面，现在要做到“不讨论，不争论”，对看准了事情就大胆去干。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学校的决策指手画脚，最好是不要讨论，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争执不下、贻误时机。我最后听到他的话是由于新的人事分配制度拉大了收入差距，许多人心理不平衡，任彦申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些老同志心态平和的例子，要求大家对收入差距问题要“想得开”。

2000年初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任彦申调离北大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其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离开北大后十年多我没有见过他，对他在江苏的情况更是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我曾遇到过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前几年北大房管部的人和我说，他们在清理住房时发现一套中关园一居室的房子是我签名办的入住手续，他们也估计这套房子不是我的，进一步了解到是任彦申的。据他们说找到任彦申时他表示“忘了”，后来任彦申把房子交回给了学校，但又听说他对北大的做法不太满意。任彦申来北大时还住在清华大学东南小区，我曾经去过他家，是一套三居室的老式住房，为了方便他休息，就在红四楼给了他一间集体宿舍。当时北大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隔壁的一位青年教师虽然结了婚，还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宿舍，看到任彦申不常来，就向他提出可否将宿舍借给自己用。任彦申表示是学校给我的，不能随便给别人，据说是搞得不愉快，任彦申也不太愿意再去宿舍了。以后又给他换了中关园的一居室，确实是我去办的手续，还找人帮他打扫了房间。我当时也是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米左右的集体宿舍，对这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一居室十分羡慕，心里想着如果能给我一套就好了。不过等到北大资源宾馆盖好之后，任彦申大概也不需要中关园的房子了。

2011年秋天我才又一次见到任彦申。我听说是他提出想和原来北大办公室的人聚一聚，于是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前党办主任刘宇辉、副主任薛松岩安排了聚会，也通知我参加了。任彦申此前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本是《后知后觉》，前一本我看过，后一本还没有看，我估计聚会时肯定要谈这两本书，正好同事那里有《后知后觉》，就赶紧拿来翻了一遍。果然聚会时一落座，刘宇辉就问我看了任书记的书没有，我只好表示两本书都看了，而且觉得后一本比前一本更好，思想更解放了一些，胆子更大了一些。任彦申也马上面露微笑。

其实我对任彦申这两本书的看法也不全是违心之论。这两本书的风格首先是比较平实、朴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语言，没有什么官话套话，这一点在当今的领导干部群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任彦申在书中能够左右逢源，可以将不同的观点融为一体，从而达到表明自己立场的能力。例如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对社会思潮和学潮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忍异己声音的存在”，认为“学潮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群体行为，是他们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发泄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种有力武器”，对思想自由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认为1980年代的学潮“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政治倾向是‘全盘西化’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青年学生容易产生混乱和偏激”。任彦申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看法，单独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感觉，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了“政治正确”的立场上。

任彦申这两本书更多的篇幅是在讲领导艺术、用人之道这些官场上的内容，是“官场人说官场事，局中人讲局中理”。比较而言，《后知后觉》确实写得更深入一些，对目前官场上的许多问题、弊端都把握得比较准，谈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也很有些见地，不过总体上都没有超过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另外我也无法得出任彦申言论和行为完全相符的结论，例如他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胸怀宽广、豁达大度，要能够宽容、包容，要听不同的意见。但是联想到他对解万英之死报道的态度，对韩毓海文章的恼怒，让人感到他虽然道理讲的不错，但实际上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任彦申的两本书确实都有一定的价值，听说卖的都不错。书中涉及到不少热点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官场上的很多现象，任彦申并不像一些官方喉舌那样强调其天然合理性，用大道理压人，用大帽子吓人，而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不少问题，确实有令人信服的地方。但他总的基调还是立足于维护现有体制，他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也提到了一些制度因素，但并未就此深入下去，对许多问题、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则语焉不详，基本上没有触及政治制度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如果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分析，任彦申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难进行更合理的解释，也不难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他显然是有意不去触及这个层面。2013年任彦申又出版了新书《如何是好》，我专门买了一本，为他的新书销量做了一点贡献。这本书我感觉和前两本书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主要还是为官心得、领导艺术这些内容，总的看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当然也能看出任彦申对自己的政治经验是比较自负的，他这些年还是读了不少书的，书中对中国传统典籍，以及西方理论著述的运用显得更熟练了。

那天聚会的主题基本上就是两个：一是高度评价任彦申的两本书，另一个就是回顾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贡献。任彦申看上去精神很好、情绪很高，不断讲述他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谋划、举措，在座者无不表示叹服，我们还听他说他也是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总顾问。任彦申当时已经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了，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席间有人问他现在都忙些什么？任彦申和我们这些老部下在一起显得很放松，毫不避讳地说：“我现在就是吃喝玩乐”。我理解任彦申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对于官场上“假大空”的那一套也是很反感的，毕竟退居二线了，没有必要非去捧场。果然他表示说政协开会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不愿意听那些官话套话，经常的日程是出去吃饭、唱歌、旅游，说起到广西和陈章良吃了什么野味，平时唱歌时会有歌星作陪，并提到曲比阿乌的名字。饭后任彦申还有其他安排，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还是唱了几首歌，果然字正腔圆、很有味道，比以前大有长进，我心里感慨有歌星陪着唱到底不一样。

任彦申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9年有余，担任党委书记5年半左右。不过在我看来，任彦申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大影响最大、带来最多变化的领导人。我并不认为以前的北大是什么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但是任彦申主政前的北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同体制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任彦申的看法则是“过去的北大总嫌过于自大、过于清高、过于图慕虚名了一些，在世人面前常常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姿态、咄咄逼人的气势，为此吃了不少亏”。他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今后的北大，必需摆正与社会的关系，不能总是以社会的指导者、旁观者、评论者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努力消除北大与社会的鸿沟，贴近社会……在与群众结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科教兴国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以上引文均见于《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

这些话虽然是任彦申在书中总结的，但他在北大期间已经讲过不少此类观点，也确实是按照这种思路做的。我认为任彦申在北大的主要言行，都是力图要将北大改造得更符合体制需要，更迎合世俗，更具备工具性和可操作性，而保持着一定传统的北大在任彦申眼里则是“自大、清高、图虚名、会吃亏”的。但是任彦申在改造的过程中又加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他对上面的意图并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能以自己的理解，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状况，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言论和见解，从而使他的主张、做法在北大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任彦申在北大一直是强调要“改革”的，认为“北大必须走改革之路，以改革求生存、促发展”，不过他“改革”的整体思路则是要使北大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方向不断靠拢。任彦申对北大的改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逐步将北大引导到符合体制需要、迎合世俗观念的道路上，后来的北大领导人不过是在任彦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使北大彻底实现了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转变。虽然北大的转变和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但是任彦申确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任彦申在当今的官员群体中，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口才、笔力、行政能力的一员干才，尽管他只是副部级官员，其综合能力却大大超出许多比他地位高很多的官员。大概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时任党委研究室主任的岳庆平及我们几位同事和任彦申吃饭，当然主要的话题无非就是不断捧任彦申。我那时候对任彦申还很佩服，就举了尼克松评价李光耀能力非常强，但是仅治理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是才未尽其用的例子，认为任彦申担任北大的党委书记未免可惜了，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我当时倒不完全是有意捧任彦申，而是确实认为他有能力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实在此前后，任彦申也多次向上面表达过希望换岗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干部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并不好，往往待疲了，失去了创造的冲动。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北大的稳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百年校庆更是将北大推到了一个高峰，恐怕也有些希望论功行赏，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其实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以任彦申的综合能力，如果在一种主要凭本事、唯才是用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如鱼得水，竞争到更高位置的。任彦申最高的职位不过是做到副部级，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闵维方、朱善璐都达到了这一级别，而且先后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朱善璐还担任过更有实权的南京市委书记一职。任彦申在他的新书《如何是好》中也感慨说“惟独从政做官，不能太有理想，很难给自己订一个具体的做官目标。因为做官最难把握个人命运，是一个前途最不确定的职业，你能不能做官，做多大的官，在哪儿做官，这一切都是个人难以预料的……做官除了靠本事，靠努力之外，还有一个运气问题。”任彦申的这些感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制度问题，他肯定也会在这种官员任用的体制下感受过不公，可以说他既是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体制内的失意者。但是任彦申肯定不会公开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不会致力于改变这种体制，而是会根据现有体制的框架，做出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选择。

钱理群先生近来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不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否有具体的所指，我也不是简单地认为任彦申就是这种人，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却未免是开风气之先的。